陸克文：戰爭是中美競爭的失敗，那麼成功的標誌是什麼？
【文/ 陸克文，譯/ 觀察者網 劉思雨】
近來，華盛頓和北京的官員們在很多問題上意見不一，但有一點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兩國之間的競爭將在2020年代進入決定性階段。這十年將會在危險中度過。無論雙方採取何種戰略，無論事態如何發展，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會加劇，競爭也會加劇，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戰爭並非不可避免。兩國仍有可能採取防止災難發生的措施：在我看來，建立一個“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聯合框架，將降低競爭升級為公開衝突的風險。
中共越來越有信心，10年之內，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GDP將最終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西方精英可能會忽視這一里程碑的意義，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會。對中國來説，經濟規模是很重要的一點。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將增強北京與華盛頓打交道時的信心、底氣和影響力，使得中國央行能讓人民幣自由浮動，開放資本賬户，挑戰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
與此同時，中國在其他領域也在繼續前進。去年秋天，一項新的政策計劃出台，旨在於2035年之前主導所有包括人工智能的新技術領域。北京現打算在2027年前完成其軍事現代化計劃（比原計劃提前7年），主要是為了讓中國在任何情況下與美國就台灣問題發生衝突時能佔有決定性優勢。
華盛頓必須儘快決定如何回應北京的強硬議程。如果它選擇與中國經濟脱鈎並公開對抗，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將被迫選邊站隊，這隻會使衝突升級的風險越來越大。華盛頓和北京能否避免這樣的結果，政策制定者和專家們對此持懷疑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和中國領導人能否找到合適的框架，在商定的範圍內處理他們的外交關係、軍事行動和網絡空間活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穩定性，避免意外升級，併為雙方關係中的競爭和協作力量留出空間，許多人也是懷疑的。雙方需要考慮在儘可能避免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的前提下，制定一種類似於美國和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後處理兩國關係的程序和機制。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包括對兩國的安全政策和行為建立相應的硬性限制，但允許在外交、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充分和公開的競爭。同時，華盛頓和北京還能通過雙邊安排和多邊論壇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儘管這樣的框架很難建立，但仍然是有可能的——否則就有可能導向災難性的結果。
北京的深謀遠慮
在美國，很少有人關注中國大戰略在國內的政治和經濟驅動因素是什麼、戰略的內容或中國近幾十年來實施該戰略的方式。華盛頓的對話一直都是關於美國應該做什麼，而沒有太多思考怎樣的行動路線可能導致中國戰略路線的真正改變。
這種外交政策短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時任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去年7月發表的一次講話，他大聲疾呼：“我們作為世界上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促使中國改變”，其中包括“賦予中國人民權力”。
2020年7月，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暨博物館前的演講，被稱作是“新鐵幕演講”。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然而，唯一可能導致中國人民改變的，就是對某些內部事務的不滿情緒。外界尤其是美國對這種不滿情緒的煽動，不太可能有所幫助，甚至不會造成任何改變。此外，美國的盟友也絕不會支持這種做法；近幾十年來，政權更迭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制勝策略。
最後，像蓬佩奧這樣誇誇其談的言論完全起了反作用，這些言論反而指出境外勢力顛覆中國的威脅性，從而有理由日益加強國內的安全措施，也更容易團結中共精英來對抗外部的威脅。
2020年初，由於經濟增速放緩和新冠肺炎在中國的爆發，中共處於守勢。但到了年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對新冠肺炎的混亂管理，中共強調這證明了中國製度固有的優勢。
中國領導人相信，中國已不用再害怕美國可能對中國及國內官員施加任何制裁。中國的經濟現在已經足夠強大，可以經受住這樣的制裁，黨也可以保護官員免受任何影響。此外，其他國家不太可能採取美國這種單邊制裁的方式，因為擔心中國會報復。
儘管如此，中共對關於少數民族的國際輿論仍然比較敏感，這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全球品牌的聲譽。這就是為什麼北京在包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內的國際論壇上越來越活躍的原因。在這些論壇上，北京爭取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去抵制長久以來確立的普遍人權原則，同時還經常攻擊美國自己涉嫌違反這些原則。
中國還致力於實現自給自足，以防止華盛頓在經濟上與中國脱鈎之後，利用美國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來阻止中國的崛起。這一推動力是中國“雙循環經濟”的核心：從依賴出口轉向國內消費，將其作為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並計劃依靠自身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來吸引外國投資者和供應商。最近還宣佈了一項新的技術研發和製造戰略，以減少中國對某些核心技術（如半導體）的進口依賴。
這種方式的麻煩之處在於，它更重視政黨的控制權和國有企業，而非勤奮、創新、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私營企業。恰恰是私營企業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做了主要貢獻。為了應對已有的來自美國的外部經濟威脅、以及長期影響中共權力的私人企業家的內部政治威脅，如何在不壓制商業信心和活力的情況下加強中央的政治控制？
首要目標或許是確保對台灣的控制。面對這個目標，面臨着類似的困境，北京似乎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大陸和台灣目前處於七十年來最不可能和平統一的時期。這可能是對的。但大陸常常無視自身在擴大雙方鴻溝中所起的作用。
許多人相信，隨着中國大陸逐漸開放其經濟體制、逐漸與世界其他地區加深聯繫，也會逐漸放寬其政治制度。這些人希望，這一進程最終會使得台灣更認可某種形式的統一，但事與願違。
在和平統一變得不可能的情況下，目前，北京的戰略是很明確的：大幅度增強可以在台灣海峽發揮的軍事力量，以至於美國會做出若開戰自己有可能會輸的判斷。北京認為，沒有美國的支持，台灣要麼屈服，要麼獨自進行戰鬥然後輸掉戰爭。
但是，這種方法從根本上低估了三個因素：佔領這樣一個如荷蘭大小、如挪威地形、擁有2500萬良好武裝人口的島嶼是很困難的；如此殘酷地使用武力，將對中國的國際政治合法性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美國國內政治變幻莫測，這決定了在危機產生之時美國應對措施的性質。而中國在將自己深刻的現實主義戰略政策套用在美國上時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美國不會去打無勝算之仗。如果它這樣做了，美國當下的權力、威望、國際地位都會終結。
但在這樣的構想中，中國忽視了一種相反的可能性：整個二戰後時期，美國都支持了台灣這一“民主”夥伴。如果美國不為它而戰，這同樣會給美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對於美國的看法方面。他們可能會得出結論，即長期以來所依賴的美國安全保障毫無價值，而去尋求與中國締結協議。
中國對於在東海和南海的海洋和領土主張，不會妥協示弱。中國將繼續對南海的東南亞鄰國施加壓力，積極反對“航行自由”行動，刺探單一國家或區域集體的決心是否弱化。但是中國將停止挑釁行為，以免引發與美國的直接對抗。因為在現階段，中國對贏得勝利還沒有完全的信心。
同時，在與東南亞聲索國就南海能源和漁業的聯合開發問題進行的談判中，中國將儘可能地作為“理性之光”參與談判。與全球其他地區類似，在這裏，中國將充分利用其經濟影響力，以期在發生涉及美國或其盟國的軍事事件或危機時，該地區能夠保持中立。
在東海，中國將繼續在有爭議的釣魚島/尖閣列島周邊增加對日本的軍事壓力。但與在東南亞類似，中國不太可能冒武裝衝突的風險，特別是考慮到美國明確地對日本提供了安全保障。無論可能性多小，中國若在此類衝突中落敗，都會導致中國政府在政治上無法維繫下去，並且會帶來巨大的國內政治危害。
北京眼中的美國
在中國的這些戰略選擇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北京的想法。這些想法也反映在中國官方聲明和中共文獻上，即美國正在經歷穩定的、不可逆轉的結構性衰退。
如今，這種堅定不移的想法建立在相當多的證據之上。分裂的美國政府無法制定出一項在基礎設施、教育和基礎科學及技術研究方面進行長期投資的國家戰略。特朗普政府破壞了美國同盟，放棄了貿易自由化，使美國脱離了戰後國際秩序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削弱了美國的外交能力。共和黨已經被極右翼挾持。美國政客們和選民之間的分歧極度加深，以至於無論哪位總統都很難贏得選民對兩黨的對華戰略的支持。
得州停電雖然有極端天氣的因素，但也是美國基礎設施老化的反映，圖為美國網友在推特上的吐槽
北京認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恢復其作為地區和全球領導人的信譽和信心，並篤信隨着未來十年的發展，其他世界領導人也會達成這樣的共識，並開始相應地調整其戰略態勢：從支持美國反對中國，到在兩個大國之間對沖，再到緊隨中國政府其後。
但中國也擔心，在美國權力煙消雲散之前，中國可能會受到美國的猛烈攻擊。擔憂的不僅僅是潛在的軍事衝突，也是任何迅速而徹底的經濟脱鈎行為。此外，中共的外交機構擔心拜登政府意識到美國將很快無法獨自與中國匹敵，於是美國很可能會在民主資本主義世界中形成一個有效的聯盟，其明確目標是集體制衡中國。
中共領導人尤其擔心拜登總統關於舉行世界主要民主國家峯會的提議，他們擔心這個提議就是這條路上的第一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新政府上台之前迅速採取行動，以確保自身能在亞洲和歐洲達成新的貿易和投資協議。
中國考慮到面臨的短期風險及其長期實力的發展，對拜登政府的總體外交戰略定位於減輕當下的緊張局勢，儘早穩定雙邊關係，並且盡一切可能防止兩國之間的安全危機。為此，中國將尋求全面重新開放與美國高層的軍事交流。這種軍事交流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已經被切斷；也有可能尋求召開定期的高層政治對話。儘管美國政府對重新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不感興趣，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一直是兩國之間的主要渠道，直到2018-2019年的貿易戰將其中斷。
最後，如果拜登政府終止了對台灣地區的高層政治訪問（這是特朗普政府執政最後一年的重要特徵），中國政府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在直接與美軍衝突的地區減少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活動，特別是在南海和台灣地區。不過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這些只是戰術上的變化，而非戰略上的變化。
北京試圖在短期內緩和緊張局勢，將不得不做出決定，即是否繼續對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採取強硬的戰略措施。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上涉及到了外交上的互不來往與經濟上的互相制裁——中國與印度甚至發展到了直接的軍事對抗。北京將等待美國政府發出的任何明確信號，即稱穩定美中關係的一部分代價就是要結束對美國盟友的這種強制措施。如果沒有這樣的信號出現（在特朗普總統治下是沒有的），中國政府就會繼續我行我素。
與此同時，北京將尋求與拜登的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這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中國在極端天氣事件中表現得越來越脆弱。鑑於拜登自己在氣候變化上的承諾，如果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在氣候變化方面進行合作，拜登將有機會贏得國際聲譽。北京意識到拜登希望能夠證明，他與中國打交道將有利於中國減少其碳排放量。在中國看來，這些因素將增加和拜登交往中的影響力，希望通過和美國在氣候問題上加強合作，美中關係可以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保持穩定。
然而，中國的政策調整仍可能是戰術性的，而非戰略性的。事實上，中國對美國的戰略一直保持着顯著的連續性，且北京一直對華盛頓相對有限的反擊感到驚訝，至少直到最近仍是這樣。在馬列主義決定論意識的驅使下，北京相信歷史站在自己這邊。
在新的管理之下
總的來説，中國領導層更希望看到特朗普在去年的大選中再次當選。這並不是説，在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每個地方中都看到了戰略價值；並非如此。中共認為，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是侮辱性的、其脱鈎舉措令人擔憂、對中國人權記錄的批評令人感到被冒犯、其正式宣佈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使世人清醒。但大多數中共外交政策的權威人士認為，最近美國對華情緒的轉變是結構性的——這是兩國之間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事實上，一些人已經悄然鬆了一口氣，因為公開的戰略競爭已經取代了雙邊合作的幌子。他們認為，隨着華盛頓摘掉面具，中國現在可以更迅速地——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公開——實現其戰略目標，同時還可以自稱是好戰的美國的受害者。
但到目前為止，特朗普送給北京的最大禮物，是他擔任總統期間，在美國國內以及華盛頓和其盟友之間造成的巨大破壞。而在他們試圖應對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否認氣候變化、民族主義和排斥所有形式的多邊主義時，中國能夠利用這些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出現的許多裂痕。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北京之所以受益，不是因為它為世界提供了什麼，而是因為華盛頓不再提供什麼。結果是，中國取得了一些勝利，比如簽訂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大規模亞太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中歐全面投資協定》（EU-China Summary Agreement on Investment）。這兩項協定將把中國和歐洲經濟體聯繫在一起，其程度遠比華盛頓所預期的更深。
中國對拜登政府幫助美國從這些自傷中恢復的能力持警惕態度。北京曾目睹過華盛頓從政治、經濟和安全災難中恢復過來。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然相信，美國政治固有的分裂性質，將使新政府不可能鞏固其制定的任何連貫的對華戰略。
拜登試圖證明北京認為美國目前正處於不可逆轉的衰退之中是錯誤的。他將利用他在國會山的豐富經驗，制定一項國內經濟戰略，以重建美國在後疫情時期世界中的權力基礎。他還可能繼續加強美國軍事實力，並盡一切努力維持美國的全球技術領導地位。他組建了一個由經濟、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顧問組成的團隊，這些顧問都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對中國瞭如指掌——這與他們的前任團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除了幾個中等級別的例外）幾乎不瞭解中國，更不瞭解如何振興美國。
拜登的顧問也明白，為了恢復美國在海外的權力，他們必須重建美國經濟來減少國內驚人的不平等現狀，並增加所有美國人的就業機會。這樣做將有助於拜登保持他需要的政治影響力，在兩黨的支持下制定一個持久的對華戰略——然而當像蓬佩奧這樣的機會主義對手有足夠的動機來貶低他提出的任何計劃，認為其僅僅起安撫作用的時候，這並非易事。
為了使他的戰略具有可信度，拜登必須確保美國軍隊在中國日益成熟的軍事能力面前保持領先。不過由於預算緊張，再加上民主黨內一些派別要求削減軍費以促進社會福利計劃的壓力，實施這項任務將更加困難。要想讓中國政府認為其戰略具有威懾力，拜登政府需要在國防預算總額上保持不變，並通過將軍事資源從歐洲等壓力較小的地區轉移，來支付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增加的開支。
隨着中國變得更加富裕和強大，美國最大和最親密的盟友對華盛頓將變得更加重要。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美國面對對手時，需要聯合盟國來保持整體力量平衡。中國將試圖繼續用胡蘿蔔加大棒的辦法，將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和英國等國家與美國解綁。
為了防止中國成功，拜登政府需要承諾向美國主要戰略伙伴全面開放美國經濟。美國一向以擁有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而自豪。但即使是在特朗普轉向保護主義之前，事實也並非如此。長期以來，即使是對最親密的盟友，美國也在貿易、投資、資本、技術和人才等領域設置了令人生畏的關税和非關税壁壘。
如果美國希望繼續保持直到最近還被稱為“自由世界”的中心地位，那麼它就必須在其主要的亞洲、歐洲和北美夥伴和盟友的國家邊界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經濟聯繫。要做到這一點，拜登必須克服特朗普所利用的保護主義傾向，併為建立在開放市場基礎上的新貿易協定爭取支持。為了減輕持懷疑態度的選民的擔憂，他需要向美國民眾表明，這樣的協議最終將使得商品價格下降、工資水平提高、美國工業有更多的機會、環境保護更為有力，並向他們保證，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收益可以幫助國內更好支付教育、兒童保育和醫療保健方面的費用。
拜登政府還將努力恢復美國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在目睹四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大部分機制的破壞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將對此表示歡迎。
但這些破壞並不會在一夜之間得以修復。目前的當務之急是修復世界貿易組織已經破裂的爭端解決程序、重返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巴黎協定》、加強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本化（在中國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之外，為世界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和恢復美國對重要聯合國機構的資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稱：如果美國缺位，那中國就會取而代之。圖片來源：NPR網站報道截圖
這些組織不僅是美國輸出軟實力的工具，因為美國在上一次世界大戰後幫助建立了這些機構；它們的運作也在實質上影響美國在核擴散和軍備控制等領域的硬實力。如果美國再不採取行動，國際體系的各個機構將越來越多地成為中國的附庸，由中國的財政、影響力和人員來推動了。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
美中兩國戰略目標之間固有的衝突，以及雙方關係的競爭性質可能使衝突甚至戰爭不可避免——即使雙方都不希望出現這種結果。中國將尋求在不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直接衝突的情況下，實現超越美國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和地區軍事優勢。一旦它取得這種優勢，中國將逐步改變其對其他國家的行為，特別是當它們的政策與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其定義經常變化）發生衝突時。除此之外，中國已經逐步使多邊體系更加符合其國家利益和價值觀。
但是，與幾年前相比，現在的國際秩序似乎不太可能逐步和平過渡到符合中國領導人心意的程度。儘管特朗普政府有種種古怪和缺陷，但它宣佈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正式結束與中國戰略交往的仗略、與中國發動貿易戰的決定，成功地表明美國願意進行一場重大斗爭。
拜登政府計劃在國內重建美國國力的基礎，在國外重建美國聯盟，並拒絕簡單地回到與中國的早期戰略接觸形式，這表明競爭將繼續，儘管在某些領域的合作會緩和這種對峙。
因此，華盛頓和北京面臨的問題是，它們能否在達成一致的界限內，開展這種高水平的戰略競爭，而這種界限能夠降低危機、衝突和戰爭的風險。理論上，這是可能的；然而，在實踐中，兩國之間的信任幾乎完全喪失，這從根本上增加了難度。
事實上，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許多人認為，中共為了欺騙對手而撒謊或隱藏其真實意圖，卻從未對此感到內疚。在這種觀點下，中國外交旨在束縛對手的雙手，為北京的軍事、安全和情報機構贏得時間，以取得優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既成事實。因此，為了贏得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精英的廣泛支持，任何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概念都需要雙方共同參與，制定以“經過核實的信任”以及互惠實踐為基礎的新規則。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理念植根於對全球秩序的一種非常現實主義的觀點，它承認各國將繼續通過建立對其有利的力量平衡來尋求安全環境，同時認識到這樣做可能會給其他國家造成安全困境，損害其根本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訣竅是在競爭的同時通過共同制定有限的規則來減少雙方的風險，以防止戰爭。這樣雙方就能夠在所有政策性和地區性領域毫無顧忌地展開競爭。但如果任何一方違反了規則，那麼所有規則都將失效，一切又回到了叢林法則支配的危險的不確定性中。
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的第一步將是確定為了進行實質性對話，雙方必須立即採取的幾個步驟，並確定雙方（以及美國的盟友）必須遵守的有限的硬性規定。例如，雙方都必須避免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華盛頓必須重新嚴格遵守“一箇中國”政策，特別是結束特朗普政府對台北進行的挑釁性的、不必要的高層訪問。
就北京方面而言，它必須撤回最近在台灣海峽進行的一系列挑釁性軍事演習和部署。在南海問題上，北京方面不得再填海造地或將任何島嶼軍事化，必須承諾尊重並且不挑釁航行自由和飛行活動自由；相對地，（只有）到那時，美國及其盟友才能減少他們在海上的行動次數。同樣，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和日本可以通過相互協議削減在東海的軍事部署。
如果雙方能夠就這些規定達成一致，那麼將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各自仍將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優勢，但又同時避免超出限制。華盛頓和北京將繼續在世界各個地區就戰略和經濟影響力進行競爭。他們將繼續試圖進入對方市場，並且在被拒絕時，仍將採取報復性措施；他們還將在外國投資市場、技術市場、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上競爭；還可能會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一場爭奪人心的競賽：華盛頓強調民主、開放經濟和人權的重要性，北京則強調其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
然而，即使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在一些關鍵領域也會有一些合作空間。甚至在冷戰高峯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也能夠有合作。現在，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風險遠沒有那麼大，合作當然是有可能的。
除了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外，兩國還可以進行雙邊核武器控制談判，包括相互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並就可接受的人工智能軍事應用達成協議；可以在朝鮮核裁軍和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方面進行合作；可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採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協調救災和人道主義行動；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全球金融穩定，特別是同意重新安排受疫情嚴重打擊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可以共同建立一個更好的系統，在發展中國家分發新冠肺炎的疫苗。
這份清單遠遠不夠詳盡。但所有這些事項的戰略原理都是一樣的：對兩國而言，在一個有管控的競爭的整合框架內運作，總比完全沒有規則要好。框架需要由拜登指定值得信賴的高級代表同中國類似級別的北京所信任的代表共同商議。只有通過這種直接的高層接觸渠道，才能就雙方都要尊重的硬性限制達成保密性的理解。當發生侵犯行為時，雙方的團隊也會成為兩國的接觸中介（這是他們時不時必須做的），並要去處理任何這類侵犯行為所造成的後果。
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出現最低水平的戰略互信。或許雙方還會發現，在共同的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上繼續合作所帶來的好處，可能會開始影響到兩國關係中其他更具競爭性、甚至存在衝突的領域。
很多人會批評這種做法太天真。然而，他們的責任就是提出更好的方案。目前，美國和中國都在尋找一種模式，以便在未來危險的十年中處理兩國關係。一個殘酷的事實是，除非雙方就管理條款達成基本協議，否則任何關係都無法得到妥善處理。
遊戲開始
如果美國和中國就這樣一個聯合戰略框架達成一致，那麼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什麼？成功的一個跡象是，到2030年，他們是否避免了一場軍事危機、台海衝突，或一場削弱雙方力量的網絡攻擊。一項禁止各種形式的機器人戰爭的公約會是一場明確的勝利。美國和中國立即採取共同行動，並與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一起，以抗擊下一次大流行，也會是一次勝利。
然而，成功的最重要標誌可能是兩國公開而激烈地競爭，以爭取全球對各自體系所提供的思想、價值觀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支持——並且競爭結果仍未揭曉。
當然，成功可以有一千種原因，失敗卻只有一種。但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失敗的最明顯例子將會是台灣問題。如果北京認為可以通過單方面破壞與華盛頓私下達成的任何協議，來揭露華盛頓的虛張聲勢，整個世界將面臨極大的痛苦。這樣一場危機將一舉改寫全球秩序的未來。
在拜登就職前幾天，中共高層人士表示：“東方崛起、西方衰落已經成為全球趨勢，國際格局的變化對我們有利。”事實上，這場競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媒體很少注意到中國國內存在的許多弱點。另一方面，美國總是在公眾面前完全展示自己的弱點，卻一再證明自己有重塑和修復的能力。有管控的戰略競爭將突出兩個大國的優勢，並考驗它們的弱點——希望最好的體制能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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