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施誠：新中國是如何突破貿易封鎖的？
【文/ 彭波、施誠】
新中國建立前後，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在建設國家的指導思想上，並不是要關起門來搞建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空前的經濟封鎖之後不得已的做法，而且現在看起來也有其正確之處。
一、新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貫重視對外開放
在194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出：在建立真正獨立的新中國之後，要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和利用外國投資，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
解放前夕，毛澤東還指示：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他説，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
在中國共產黨其他主要領導人當中，劉少奇於1949年4月指出：對外貿易對於國計民生影響很大，甚至會起決定的影響。它的任務是“發展生產，週轉經濟”，搞不好就會不利於生產，經濟也不得週轉。
1956年，周恩來在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我國要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長時期內還需要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援助，同時也需要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們在將來建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國之後，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
中共中央於1949年2月16日製定《關於對外貿易的決定》，明確指出，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應該立即開始進行新中國的對外貿易”。
194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起着臨時憲法作用的文件，進一步明確了將發展對外貿易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資料圖/新華社）
二、美國政府對我國進行嚴密的“封鎖”和“禁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業凋敝，民生困苦，經濟瀕於崩潰，迫切需要資金、物資和技術以恢復經濟，當然也需要國外的資金、先進設備和技術。因此，中國對引進外資和開展外貿是有着熱烈期盼的。
但正是在這種關鍵時刻，美國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和“禁運”，極力阻撓這些國家恢復和發展經濟，並且把參與“禁運”作為“美援”的條件，迫使一些國家與之採取聯合行動，停止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正常貿易。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推行經濟擴張和戰爭政策的冷戰措施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當中，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封鎖尤其嚴厲。對於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政府表示，“絕不要承認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必須要創造種種條件，促使這個政權垮台”。
1949年11月，美國組織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成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和“禁運”的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
從1950年1月開始，美國的“封鎖”“禁運”措施不斷升級。
2月，美國要求英國禁運戰略物資至新中國。
3月，美國宣佈所謂的“戰略物資管制辦法”。按照這個辦法，被管制的物資共計600餘種，包括機器、交通工具、金屬製品、化學原料等，這些物資的出口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並具備出口許可證。
美國還要求所有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國家禁運戰略物資至中國，並威脅這些國家如果不執行，就削減對其的貸款。
11月，美國商務部將管制的戰略物資由600餘種增加到2100餘種。這種封鎖力度前所未有。
12月，美國又對中國發動全面的封鎖禁運和凍結外匯：
·規定輸往中國的一切物資，無論是戰略性的還是非戰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
·規定美籍船隻，以及凡經過美國轄區口岸轉口的他國商船，都必須申請港口管制機構對載運物資進行檢查、批准，否則予以扣留；
·將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所有公私財產一律凍結，寄往中國內地和港澳的郵包也必須領取“特種許可證”。
1951年3月，美國又實行了限制中國土特產輸入的辦法。
1951年5月，美國還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同時，巴黎統籌委員會內還專門設立了“中國委員會”，進—步加強對中國禁運物資的管制。
1951年8月，美國又宣佈，禁止中國及朝鮮生產的所有貨物和這兩國貨物在其他國家加工的製品進口到美國。
由於美國統治集團這種步步升級的封鎖措施，中美兩國之間的正常貿易等於完全斷絕了。
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1953年，由於美國實行“封鎖”和“禁運”，我國所遭受的直接損失即達5691萬美元。這項統計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資和未被人民保險公司保險的物資及船舶。
三、中國積極採取措施反對“封鎖”和“禁運”的鬥爭
針對美國的封鎖政策，我國在積極發展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和貿易關係的同時，重視對西方國家和亞非國家的貿易，從中尋找突破口，爭取從這些國家進口更多的急需物資，打破“封鎖”和“禁運”等限制，並通過廣泛開展與這些國家的交往，促進貿易關係的正常化。
及時採取各種應急措施，力求減少和避免經濟損失
搶購併搶運物資
在爭分奪秒的封鎖和反封鎖鬥爭中，貿易部主動抓緊時機開展工作。自1950年7月起，因預見到美國可能凍結我國資金，貿易部大力組織搶購物資，從7月1日到12月初共訂購了價值2億美元的物資，年底已有半數到貨。
1950年12月，美國頒佈“有關管制戰略物資輸出”的命令。1950年12月12日，中財委提出針對美國封鎖我國經濟的7條對策，其中前6條是：
(1)即令各地停開一切面向美、日的購買證和許可證；
(2)即令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限期退購一切已開出的美、日兩國的購買證，將撤回之外匯，經轉存別國手續後，立即搶購物資運回；
(3)裝運在途之美貨，着手與原代理行接洽，由銀行擔保，轉裝遠東其他口岸或委託其轉售，退回外匯；
(4)爭取時間儘速搶運從聯邦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所訂的貨物及從英鎊區域所訂的貨物，否則撤匯或改買其他現貨立即裝回；
(5)在中立國的存款，亦應購貨運回；
(6)命令各地除易貨外，一律暫停簽發出口許可證，以免出口外匯遭受凍結。
在美國“封鎖”和“禁運”措施不斷升級的形勢下，由於各方通力協作、搶運物資，並且及時開展了對蘇聯和東歐的貿易，1950年下半年我國進出口額卻顯著增加了。
當時，由於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使是在美國內部也有壟斷資本與中小企業間的相互衝突，因此我國就存在衝破嚴厲管制、輸入我國所需物資的空間。
大力開展易貨貿易
1950年12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財委）提出對美國封鎖我國經濟的7條對策，其中第7條是：
改變今後國際貿易的方式，一般採取易貨辦法，凡須現匯購買者，須貨到付款或付貨，否則寧願不訂，儘量減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的結算差額。
1951年初，美國、日本已禁止對我國出口並凍結資產，歐洲繼續出口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我國向資本主義國家定購的大量貨物尚未運回。
根據當時動盪不定的進口情況，權衡利弊得失，中財委決定:
“至少6個月內，我們的出口辦法應該是易貨，而不是結匯。如果兩三個月內證明英國或歐洲繼續對我運出重要物資，則可以放寬結匯尺度，但即令如此，結匯的方式，在貨物進口的時間和數量上，也須大體相當於易貨。”
易貨方法以先進後出或分批的同時進出為原則。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貨、記賬、聯鎖、有限度地對開信用狀等，力求交換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數。
為了貫徹上述方針和措施，1951年1月15日，貿易部召開全國對外貿易管理會議，會議起草並修訂了《易貨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及其《實施細則》，指出易貨貿易以“先進後出”為原則，以直接易貨、記賬易貨、聯鎖易貨、對開信用狀易貨四種方式進行。
此後，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易貨貿易所佔的比重逐月上升。
其他應對措施及補救措施
1950年12月16日，美國財政部頒佈了《管制外人資產法令》，凍結了我國在美轄區內的公私財產。我國政府針對美國政府的凍結也先後發出命令，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其在華存款，並且徵用英國在我國境內各地的亞細亞火油廠公司財產和徵購其存油。
為了鼓勵私營進出口商開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營活動，1950年7月13至25日，貿易部召開了全國進出口會議，決定採用各種形式把私商組織起來，在國營經濟統籌兼顧領導下分工合作，發展進出口貿易業務。
· 會議劃分了公私營業範圍——國營除辦理統購統銷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經營幾種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
·在進口上，除經營國家所需的工業器材及軍用器材之外，對民用器材的經營，只以能夠調劑供求、穩定物價為限度，其餘出入口商品均歸私人經營；
·國家經營的部分，亦可採用合同方式，委託私商代購或代銷。
進出口貿易從結匯改為易貨之後，一開始出口會減少，與出口有關的工人在經濟上會遭受困難，農民出口的土產品價格可能會下跌。
針對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中財委的措施如下：
（1）召開出口商人會議，要求出口商與進口商聯合起來發展易貨貿易，並決定國家對進出口商人給予幫助和指導；
（2）中財委決定在國內政策上，對原出口的農產品按將來可能出口的程度及國家的財力，一部分照常收購，一部分略減收購；
（3）為了彌補出口減少可能帶來的損失，中財委還決定加強城鄉交流。在全國各地召開土產會議，促進了全國土產城鄉交流，抵補了一部分出口下降造成的損失；
（4）對於以往出口的手工藝品和出口加工產品，國家大部分照常收購和加工。這樣既維持了工人的生活，也減少了救濟。
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經貿關係
1949年7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談新中國的建設問題，並尋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為團長，率領由200多名副部長級以上幹部和高級工程師組成的顧問團，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等進行了最高會談，希望訂一個“又好看又好吃”的協議。好看就是要做給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內容、有味道，實實在在。經過長達近3個月的、在國際外交史上不常見的艱苦博弈之後，中國迫使蘇聯做出兩項重大讓步:
一是用新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替換了1945年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二是迫使蘇聯同意按中國的要求歸還中長鐵路和旅順港。
此外，《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規定，蘇聯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分10年償還貸款及利息。
利用蘇聯的貸款，中國購買了大量經濟建設所急需的物資與設備，最後落實引進了150多個工業建設項目，奠定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到1954年，與蘇聯簽訂的援建項目共計達到156項，通稱“156項工程”。“156項工程”建設是新中國首次通過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開展的大規模的工業建設，構成了中國現代化大工業的骨幹，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美國實行“禁運”以後，我國許多歷來向西方國家出口的物資都轉向出口至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為了滿足蘇聯等國的需要，我國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對蘇出口商品以華北和東北所產的糧油和大豆為主；到1952年逐漸增加了鎢、銻等有色金屬，以及茶葉、生絲、肉類等的出口。這些物資補充了蘇聯當時比較缺乏的食品供應，提供了蘇聯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國在當時經濟還有許多困難的情況下，對蘇聯的巨大支持。
為了保證對蘇聯等國的出口，回擊美國的“封鎖”，我國制定的出口原則規定:
戰略物資如鎢、銻、錫、錳、煤炭、焦炭不準輸往資本主義國家，次要戰略物資如鐵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資本主義國家少輸出或不輸出，必要時用以換回我國所缺乏的戰略物資；戰略性較弱的物資，如桐油、豬鬃、生絲、糧食等儘先輸出蘇聯、東歐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
為了保證進出口貿易的需要，在國內市場供應偏緊的情況下，1955年初國家計劃委員會一度做出內銷服從外銷的決定，特別將對外貿易部經營的絲綢茶葉、畜產等商品做了內外銷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隊。
由於我國迅速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係，我國外貿不僅總額逐年增長，而且商品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進口商品中生產資料的比重有所增長。隨着我國經濟的恢復和工業的發展，出口商品中工業品的比重逐年增長。
大力發展同亞非國家、地區的貿易關係
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在其國民收入中佔的比重很大。美國的“禁運”政策打擊了東南亞各國的輸出，便於美國用壓價收購和推銷剩餘產品等手段與東南亞各國進行不等價交換。這使東南亞國家對“封鎖”“禁運”日益感到不滿。
在東南亞地區首先突破“禁運”的是英聯邦國家中最小的一個國家——錫蘭(今斯里蘭卡)。美國壓迫錫蘭政府，要求其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出售橡膠給美國，卻要錫蘭以市場競爭價格向美國購買大米。錫蘭政府不甘於受“禁運”政策的束縛，表示願意向中國供應橡膠，換取急需的大米。
我國即邀請錫蘭政府貿易代表團來華商談。兩國於1952年10月4日簽訂了中國售給錫蘭8萬噸大米的合同；12月簽訂了關於橡膠和大米的五年貿易協定。這個長期貿易協定的簽訂，是我國反“封鎖”“禁運”鬥爭的一大勝利，在亞非國家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對於打破“封鎖”“禁運”在亞非地區設置的障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利用各種機會，通過各種渠道，廣泛進行接觸交流，開展友好活動。
到1956年，我國已同印度、緬甸、錫蘭等9個亞非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從1951年起，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亞非國家所佔的比重就已經超過西方國家。
積極開展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間貿易
“二戰”結束後，西歐國家和日本經濟恢復與發展較快，它們同美國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執行“禁運”政策方面，美國與英、法、聯邦德國等國的分歧不斷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從1952至1954年，我國通過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和日內瓦外長會議，使我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旨在謀求世界各國經濟貿易關係的發展。我國充分利用這次重要會議，打開對西方國家貿易關係，打破“封鎖”“禁運”。
至1952年底，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協議合同的有英國、荷蘭、法國、瑞士、比利時、芬蘭、意大利、日本、聯邦德國、智利等國家，總值達2億美元以上。
1954年4~7月在瑞士舉行的日內瓦外長會議上，我國政府代表團主動找英國有關人士交談，表明中國願意同英國發展貿易關係。英國工黨成員威爾遜牽頭向我方發出邀請，我國當即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英17天。
隨後，比利時、意大利、荷蘭的工商界和銀行界也先後派代表團到日內瓦同我國商談貿易。1955年，我國對西歐國家的貿易較1952年增長了3倍。1957年5月，英國決定單獨放寬“禁運”。1958年，我國對英貿易總額有了明顯增加。
四、我國反對“封鎖”“禁運”的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反“封鎖”“禁運”取得成效
首先，我國突破了美國及其追隨國的“封鎖”“禁運”，對外貿易額逐年迅速增長。
其次，我國進口了大批生產資料，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和農業加工品比重增加，進出口商品構成的變化體現出對外貿易適應了我國建立獨立自主重工業化體系的需要，促進了國內工業水平的提高，挫敗了帝國主義國家扼制我國經濟發展的企圖。
再次、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初步建立，這是反對“封鎖”“禁運”鬥爭勝利的一個標誌。
最後，“封鎖”“禁運”政策受到世界各國的抵制，以失敗告終。隨着國際局勢趨於緩和及世界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美國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日益尖鋭。
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基本失敗
自1953年以來，美國與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等國對執行“禁運”政策的分歧不斷發展。
1957年5月30日，英國決定放寬對外貿易管制。參加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大部分工業國家在一個月內陸續表態，放寬對我國的貿易限制。這使得美國壟斷資本和中小工商業者進一步注意中國市場，反對“禁運”和“封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許多國家紛紛同我國建交，相互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進一步正常化。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了20多年來中美兩國政治、經濟、貿易關係的僵持局面。
1972年至1977年底，我國與西方國家共簽訂引進技術設備合同220多項。至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對我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活動基本上以失敗告終。
但即便是改革開放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與“禁運”也一直沒有放棄，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時段還會不斷加強。因此，中國對美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彭波、施誠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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