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中印邊境衝突的三個不同“戰場”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1年2月20日，中印兩軍在在莫爾多/楚舒勒會晤點中方一側舉行第十輪軍長級會談，根據我國防部發布的消息，雙方對前期班公湖地區一線兵力實現脱離接觸給予積極評價，認為這是一個重要進展，為解決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地區其他問題提供了基礎。同時，雙方就西段實控線地區其他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雙方同意遵照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繼續保持溝通對話，穩控現地局勢，穩步有序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

這是2020年4月以來，中方妥善處置印方單方面行動誘發邊界局勢升温以來，在持續10個月的時間裏，穩妥應對，精準施策，在邊境區、談判桌以及輿論場三條戰線同步開展精細化戰略博弈之後，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2020年4月開始，印方違反兩國協議規定，在邊境越線爭控，試圖單方面改變邊境管控現狀，不僅導致中印邊境局勢陡然升温，而且與新冠疫情、美國對華戰略施壓等耦合在一起，使中國陷入了較為經典的開頂風船的不利態勢。這種態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特別是當代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一場不期而至的精細化戰略博弈能力的極限測試：

圖片來源：新華網

一方面，從性質看，邊境實控區涉及國家核心的領土與主權完整，是檢驗一個國家戰略意志與戰略能力的核心標杆；另一方面，從體量而言，處置的方式選擇，以及後續衍生效果的控制，直接與中國宏觀戰略利益全局密切相關，無所作為或者過度反應，都存在誘發進一步連鎖反應的戰略風險；

換言之，對中國來説，堅定有力地捍衞自身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同時又持續有效地維護和控制局勢不失控，不干擾兩個一百年的總目標，不打亂建成小康社會以及有序推進展開十四五計劃的總體規劃，對國家戰略博弈能力提出的挑戰和考驗，屬於非常典型的開頂風船，真正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勇毅、果斷和審慎，來處置相關問題。

結合具體的局勢發展，從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中國在處置邊界衝突過程中大致實現了三個更加具體的目標：

第一，在邊境實控區，對非法越線挑釁的外軍予以有理有力有節的堅定回擊，憑藉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徹底打消了印方“趁火打劫”的戰術乃至戰略層面投機的任何心思。

基於複雜的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印度是國際體系中比較罕見的、容易被過度良好的自我感覺，以及戰略-戰術層面的投機性行動所吸引的行為體。

利用新冠疫情以及中美戰略博弈同時形成的複雜局面，在印度相對具有地理位置臨近優勢的有限地區，實施能夠在實際收益、外部戰略影響以及國內政治收益三個方面都獲得顯著回報的小規模行動，目前看來，是印方從2020年4月以來，在邊境地區非法改變現狀的主要動機。

更加具體地説，實際收益，是試圖通過在類似加勒萬河谷等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地理位置實施改變現狀行動，謀求實質性地將邊境區實控線推向中方一側，獲取爭議區的印方優勢；外部戰略影響，是試圖通過在邊境區開展行動並取得相對中國有局部優勢的“結果”（如果能夠實現的話），向任何潛在的僱主和買家，證實印度在牽制、遲滯乃至制約中國戰略崛起的棋局中所具有的價值，繼而向任何有興趣的離岸平衡手國家開出更高的價格；

國內政治收益，則是印度國內的政黨，無論是印人黨，還是國大黨，都天然從英國殖民者那裏繼承了嫺熟的操弄民眾民族主義情緒，通過具有象徵意義的對外軍事行動轉移/轉嫁國內矛盾的技巧，並在相當程度上將其演化成刻在政治基因上的本能，時不時地就要冒出來。

但是，非常豐滿的妄想，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碰了個粉碎，如我方在2021年2月播放的視頻所顯示的，2020年6月，印度方面在加勒萬河谷實施的冒險行動，被我軍英勇的一線官兵用大無畏的勇氣、堅如磐石的信念、強悍的戰鬥技能，從一開始就徹底地粉碎了。

在此過程中，前線將士們一方面不惜為了保衞祖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獻出熱血乃至生命，另一方面，又牢牢把握着處理邊境事件的慣例，在當場擊潰來犯之敵的同時，又以鋼鐵般的紀律，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了有理有力有節的行動方針，最大限度地穩控了當地的局勢，讓我方在後續戰略博弈中，始終牢牢處於最為有利的位置。

強大的經濟力量轉化來的體系化的作戰能力，在這次衝突中，表現為一線官兵作戰裝備、重型武器以及後勤補給保障能力的全線升級。升級後，我方的能力事實上實現對印方的代際壓制，用冷冰冰的事實，打消了印度方面通過後續增兵重新奪回衝突區現場實力優勢的任何構想，最終重新回到軍長級談判的框架下，以務實方法解決問題，以回到2020年4月之前態勢的方式，迫使印方實質性承認了這一輪次破壞現狀“偷雞”行動的徹底失敗。

第二，我方向全球展現了精準施策、遊刃有餘的實現突發事態有效管控的國家能力，實質性抵衝了部分域外國家扶持周邊戰略競爭者遲滯我發展的所謂戰略構想。

伴隨中國崛起，基於西方傳統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構想，扶持中國周邊的國家制衡中國，而自己則充當擁有靈活選擇的離岸均衡手，對美西方國家戰略界來説，是一種至少在理論上性價比較高的選擇。到了奧巴馬政府提出所謂印太戰略的構想之後，就是比較赤裸裸地將印度作為一個扶持的對象。

2020年4月升温的邊界事態，對持有這類觀點的行為體來説，不失為一個難得的實地觀察機會，一則，檢驗下印度的成色幾何，是否“堪當大任”；二則，檢測下中國的能力如何，是否具備最基本的多線程並行處理，亦或者是些微擾動就足以使之“手忙腳亂”。

中方展現出的能力，無論是作為硬件基本指標的軍事實力、可支配的經濟資源，以及一線部隊處置突發事件的真實能力，又或者是作為整體的戰略能力，包括對事態的定性、策略的選擇、高效的落實與執行等，均傳遞出了非常清晰無誤的指標：扶持代理人的騷擾性策略近似是無效的；

中國展現出了堪稱震撼的多線程操作能力：整個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關係、台灣問題、RCEP、建設小康、脱貧攻堅、啓動十四五規劃，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通俗地説，安排得妥妥當當，甚至依然是遊刃有餘。妄圖依靠在中國周邊實施“灌木林火”式的騷擾挑動，來擾亂中國戰略佈局和發展節奏，這樣一廂情願的錯誤認知，迅速在事實面前歸於破滅。

第三，我方表現出了統籌線上線下兩個場域，通過對網絡空間信息流動有效控制，配合我國家宏觀戰略博弈的系統能力。

當今世界，在信息技術革命的總體背景下，對於任何國家，特別是對於一定體量以上的區域乃至全球性大國而言，任何指向國內或者國際的重大政策與行動，本質上都是同步在線上和線下兩個場域展開的。無論是國家戰略博弈，又或者是重大的國內政治議程，都日趨明顯地對國家的網絡空間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利用網絡空間散佈謠言、詆譭英雄的賬號受到了依法懲處（圖片來源：南京警方）

以適當方式，對網絡空間信息流動實施有效管控，確保相關信息流動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戰略的總體要求，是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就美西方第一批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而言，在涉及國家安全，尤其是國家間軍事衝突和摩擦的事件中，由相關部門，對發佈的信息進行精準的管控，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標準化操作方式。

常見的所謂西方新聞自由，在遇到國家軍事與戰略戰略安全的議題時，必須自動進入接受信息發佈審核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美西方的媒體將這種做法變成了一種嵌入到所謂新聞自由之中的倫理守則。當出現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信息流動和發佈時，特別是在進入全球網絡空間的時代之後，人們持續不斷地看到西方媒體自覺的自我審查，從阿桑奇到斯諾登，再到國會山風暴之後的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也都切實感受到了這種實實在在的安全審查的存在。

在中國，出現的則是另一種更具建設性的實踐方式，就是在涉及領土、主權、安全等重大核心利益的問題，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英雄事蹟的介紹與傳播，作為國家戰略謀劃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進行了精妙而細緻的操作，應有的待遇與撫卹，在第一時間落到實處，但是在相關信息的發佈上，對時機進行了極為精準的把握和選擇，確保相關信息的發佈，能夠發揮最大的正面效果，並最大限度地不讓負面力量獲得利用這些信息進行情緒性煽動施壓的任何空間。

而絕大多數的民眾則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素養，以及極為堅定的愛國主義取向，當出現個別網民對英雄的不當言行時，網民的舉報、平台的處置、公安部門的介入，構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機制，展示出的，是中國應對複雜外部局勢的綜合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呈現出顯著的提升。

此前，在討論中印洞郎地區對峙事件的解決時，我曾經指出過，要妥善處理好線上線下兩個戰場的關係；從那時以來至今，中國的相關能力建設，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長足進步，而這，毫無疑問，是在黨的領導下，各方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中印邊界問題，註定是一個具有持久長期屬性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所面臨的“成功的煩惱”：印度對中國的複雜情緒、在邊境實際控制區持續與我方的糾纏和反覆，以及中國在處理每個具體危機時需要對全局和總體做出的戰略性考量，都是中國已經事實上變成全球最主要的國家之一之後，才出現的新的戰略考驗。持續不斷地提升精細化的戰略博弈能力，如總書記所説的那樣，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於開頂風船，善於轉危為機，應該成為我們共同努力和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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