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有人想用“歷史虛無主義”這根槓桿撬動什麼？

【文/ 謝茂松】

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公開提出“樹立正確黨史觀”的重要論述，為學習黨史提供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根本遵循。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試圖歪曲歷史、割裂源流，否定黨史的主流和本質。此次動員講話中，習近平再一次強調：“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學好黨史，必須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那麼，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有何危害？

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源於西方，是伴隨着西方現代性興起而產生的現代性危機的產物。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就是最為直觀而明顯的表徵，意味着作為西方終極信仰的基督教在西方內部受到了根本性懷疑。當信仰的根基動搖時，一切價值就都受到懷疑，這引發了價值虛無主義，西方近代自由主義對此更是推波助瀾。

宗教與哲學在西方文明中居於核心地位，對標中國則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高度人文、理性的文明，居於中國文明核心位置的則是經學與史學。按哈佛大學考古學家張光直的説法，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綿長不斷的歷史本身就提供着價值與秩序。作為中國文明核心經典的《六經》，被認為是“六經皆史”。正史的價值觀念通過歷史演義的歷史詮釋，作用於普通百姓，變成普通百姓的道德感，影響世道人心。

中國史學具有世界上獨有的《通典》、《資治通鑑》等通史，通史所具有的通貫意識意味着通貫古今上下之“通識”，其深層意義在於中國之維繫與延續是歷史文明的維繫與延續。王朝有興衰，但中國文明一直沒有斷裂而一直延續至今，歷史書寫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全世界其他文明所沒有的現象。歷史書寫就中國而言，關乎中國文明之存亡接續。

改革開放之後，西方虛無主義隨之進入中國，先是表現在直接引入西方的價值虛無主義，繼而則演進到將虛無主義指向我們自己的歷史，由此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一波波出現。這根本上是學界不少學者受到西方中心主義、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而不能克服，同時這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對於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一部分，這就是美國所謂的政治戰，即在接觸中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乃至遏制的戰略。早在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就提出要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控制權。文化領導權、話語領導權的爭奪是長期的。

歷史書寫關乎中國文明之存亡接續，沒有上升到這樣的認識高度，就不能深刻認識到歷史虛無主義有抽掉中國文明的命脈與根基的大危險。我們只有認識到這一點，並在歷史的縱深中深刻認識歷史虛無主義的遠因、近因，深刻認識到文化領導權、話語領導權爭奪的長期性、反覆性，才能對於晚近的歷史虛無主義有更徹底、全面的認識與批判，也才能更好地找到應對之策。

中國近現代史、黨史、新中國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1988年熱播的電視片《河殤》，鼓吹西方文明、藍色文明的資本主義是中國的出路，並批評革命只有破壞力；1989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也就在1989年前後蘇東劇變發生；90年代中期，國內學界、社會上開始流行“告別革命論”，本質上是呼應“歷史終結論”。歷史虛無主義內外配合，認為中國近代史的各種革命都錯了，應該走改良的道路。這種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表面看似是學術問題，其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隱蔽地指向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道路選擇的懷疑，更進一步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

2011年6月27日下午，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先生應春秋綜合研究院邀請，在文匯講堂發表主題演講，並與時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展開對話（圖源：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網站）

影視界的《河殤》與學界的“告別革命論”可謂此後種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始作俑者，對於中國革命的否定同時貫穿於歷史虛無主義整體論述之始終。把握了此點，則可以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現象做系統性的、本質性的把握。典型的是對於英、美帝國主義者的美化：美化香港的英國殖民者，認為殖民給中國帶來現代化的進步，殖民時間還不夠；以所謂歷史新史料來重新解釋鴉片戰爭，認為英國是按貿易規則與清朝做鴉片貿易生意；美化美國用清朝的庚子賠款讓中國學生留學美國。

與對英、美、日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加以美化相對，則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醜化，包括對於黨史的重大事件大做翻案文章，對領導人和英雄烈士加以醜化。諸如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是“遊而不擊”，甚至捏造出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來混淆視聽；將延安整風運動詮釋成權力鬥爭；誇大、捏造“大躍進”餓死人數，更以黨歷史上的這一錯誤為突破口，試圖槓桿性地全面否定黨的領導，而完全無視黨對於錯誤的糾正；以“大躍進”、“反右擴大化”、“文革”等來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使之與改革開放時期相割裂，而無視前30年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事實；對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加以醜化、妖魔化，對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黃繼光、雷鋒等英雄烈士的英雄行為加以抹黑、消解甚至娛樂化，不相信他們的犧牲精神與奉獻精神；以口述史的方式對於土地改革加以否定；等等。

這些對於黨史、新中國史作出歷史虛無主義詮釋的做法，或者是碎片化的，或者是採用揭秘式的，甚至不惜編造歷史細節、選擇性地使用歷史細節，根據一些細節片段來做所謂歷史翻案文章，而不是在歷史長時段的整體脈絡中全面、整體地把握歷史，更不會有對於歷史的敬畏之心，反而因在立場、用心與價值觀上與黨和人民看法相左而扭曲了歷史詮釋的方向。除了在歷史方法、立場預設上的方法論批判外，還要更深層次地從學理、義理、根本大義上對歷史虛無主義加以深入批判。

綜上，種種歷史虛無主義現象背後最具本質性的動機就是否定中國革命，由此對於中國革命的對象即英美帝國主義加以美化，而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即中國共產黨則加以醜化，這就是萬變不離其宗之所在。有鑑於此，對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亦要把握一主軸，即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的再度深刻認識。

從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駁斥歷史虛無主義

毛澤東在1928年精闢地分析，由於中國國家太大，列強無法將中國變成其完全的殖民地，只能瓜分中國，並扶持各自的代理人即軍閥、買辦，這二者勾結在一起共同壓迫中國廣大民眾，也成為其內外敵人。亨廷頓在40年後的1968年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論斷，他通過比較史研究得出結論：沒有一個社會能孤立完成一場革命，所有革命不僅要反對國內統治階級，同時也要反對國外統治者。

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由此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中國革命發生的條件，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殖民地由於殖民者勢力太大，不能發生革命，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使得各軍閥之間存在“三不管”的地帶，工農割據武裝有存在的空間。我們既要對“革命”有重新的深刻認識，同時也要對“戰爭”有深刻的認識。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外是靠歐洲各國互相之間的戰爭，對內是靠徵税。中國則不同，受到已成為民族國家、工業發達國家的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戰爭中，在對於廣大民眾的組織動員中，深刻地打造了現代的政黨與國家組織。

抵抗列強的侵略、進行民族獨立戰爭，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互相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不止是軍事的，同時強調在政治上動員全體民眾，與廣大民眾相結合，並在最大的範圍內結成最廣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亨廷頓的研究指出，二戰後亞非拉國家紛紛從殖民地獨立，建立了一黨制的國家，但大多不能持久，唯獨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一直穩固並保存着活力，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對外的民族獨立戰爭與對內的人民解放戰爭的雙重戰爭中打出來的，這意味着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是從歷史中來的。

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最廣大民眾的利益而服務的，與廣大民眾深度結合、血肉相連，這也是羣眾路線的政治哲學意涵所在。中國共產黨還堅持擴大國內、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中國文明傳統的一部分，但也是新的、現代的，是具有現代的“主義”性質的，超越了歷史上的農民起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着中華民族站起來了，獲得了獨立、解放，不再依附於任何西方霸權。但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的美國對新中國發起了全面的封鎖。後來蘇聯又背信棄義與新中國交惡。中國面對世界兩大霸權的封鎖毫不畏懼，反而充分激發出獨立自主的大國潛力，一方面研製出“兩彈一星”保衞自己不受美國的核威脅，另一方面從農業國家發展為現代工業國家。

對“兩彈一星”作出傑出貢獻的錢學森在講課（圖源：中國航天科普微信公眾號）

因為受到封鎖而無法從國外獲得先進技術，中國選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反而積累了自己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將根據地時的自力更生精神發揚光大，在前30年建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建立了獨立、完整的現代教育、科研體系。改革開放的中國正是在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礎上，承接代工訂單，成為世界工廠，進而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發展。革命遺產至關重要。

正是因為有為了新中國而不屈不饒鬥爭犧牲的精神，以及對外部敵人的革命的勝利，新中國在成立之初才不懼與美國一戰，也正是因為有前30年不懼外部世界霸權封鎖的自力更生精神，改革開放40年才會有經濟的飛速發展。

全球化帶來全球經濟的增長的同時，也帶來各國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需要各國內部做平衡，否則就會出現民粹主義。今天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存在民粹主義的問題。中國在參與全球化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卻能克服內部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問題而沒有出現民粹主義，這一切離不開中國革命的遺產。今天的中國是革命後的中國，中國革命對外“反帝”，對內“反封建”。

全球化在今天暴露出的問題，更能讓我們理解中國革命的遺產對於今天的意義，我們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一段開宗明義所説中國“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深遠歷史意義和深刻現實意義。中國革命同時反對內外敵人，即反帝反封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革命”的成果不止是反對內外敵人、奪取政權，建立政權後依然有革命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將“革命”轉化為內在的“革命精神”。這一“革命精神”是一種“自我革命”精神，既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自我調整與自我完善，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是共產黨員的自我修身，與中國文明傳統“自強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有深層的連續，這樣才能克服腐敗、官僚主義等各種危險。因此，現代的“中國革命”既與中國文明傳統中“湯武革命”有深層關係，也與儒家士大夫的“自強不息”、“日新其德”的德性傳統有深層聯繫。

如此，上面提到的對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美化以及同時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醜化的種種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皆可輕而易舉地逐一攻破。

如何看待中國古代史尤其是清史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如果説中國近現代史、黨史、新中國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乃是隱蔽地指向對於中國道路的懷疑、顛覆，那麼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則是隱蔽地指向作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基礎的文化自信。前者的危害較之後者，相對更為直接而易見，但後者的危害則影響制度基礎、影響文化認同、影響世道人心，是長遠而不自覺的。

興起於美國的新清史研究通過滿文材料，以清朝所謂的滿族性來否定清朝的中華文明性，背後隱藏着險惡的用心；國內則有所謂“崖山之後無中華”來反向地、不自覺地與此論調配合，從而割裂、消解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更消解當代中國與歷史的連續性，也為民族分裂張目。還有在電視節目中顛覆“三國”中諸葛亮等傳統形象、影視劇中宮鬥戲熱衷於勾心鬥角、網絡遊戲消解傳統的人物形象等，這些或者是懷疑、消解、顛覆傳統價值，或者是在娛樂化中破壞世道人心，因而其對於中華文明的危害不易察覺，但卻會一點點侵蝕、動搖當代中國製度中最深厚的文化基礎。

這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持續不斷地對歷史虛無主義進行批判，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歷史虛無主義作出批判，並強調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的重要性；在正面的立大本大源的方面，則是“文化自信”的提出。

在重視歷史書寫的具體的做法上，國家還成立了教材委員會，規定大中小學歷史教材由國家組織專家學者統一編寫；確定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烈士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並要求舉行隆重紀念活動；對於一些誣衊烈士的行為，要求給予法律嚴懲。所有這些有體有用、行之有效的做法，都使得歷史虛無主義近年來有相對弱化的趨勢，由以前在嚴肅的學術層面直接批判，轉向在非學術的社交媒體上的娛樂與懷疑。

但我們對此也不可掉以輕心，一方面，對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背後是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是涉及文化領導權、話語領導權的爭奪問題。歷史虛無主義的內外合流不是短期能克服的，這一工作具有長期性、反覆性。另一方面，近年社交媒體、自媒體上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將意識形態與市場、資本合流，使得與歷史虛無主義的鬥爭變得更為複雜。所以我們既要對與歷史虛無主義作鬥爭有充分的信心，同時也要意識到這一過程所具有的長期性、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