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秋北：香港的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

【文/吳秋北】

本週一在北京舉行的“完善‘一國兩制’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發表重要講話，中央對香港政改有了明確方向，自然涉及到香港的變與不變。

《基本法》第五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我們一直理解的“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包括兩部分，一是資本主義，一是生活方式不變。

説到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打算讓香港變成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產生“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是為了求同存異，而不是製造矛盾。即便是在經歷了一場顏色革命之後，中央也無意改變這一方針，只是通過完善制度、落實原則來解決“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資本主義有程度之分，極端資本主義社會，又或是裙帶資本主義，都不是理想的資本主義形態。早在2014年，英國《經濟學人》便發表了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香港位列所有地區的榜首，大部分財富都由大財團壟斷，而大部分新增財富都由大財團佔有。

我們談到資本主義的好處，主要建基於自由放任下的逐利行為對社會生產力有激勵和促進作用。然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香港，是大財團透過其固有的資本優勢“吃老本”，以剝削勞工而非促進生產力來維持其經濟利益和地位，高地價、高租金窒礙了所有行業的發展，導致香港經濟無法轉型，產業無法升級。

如何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讓社會重新回到能促進生產的資本主義形態，這是不變之中需要變的部分。

我認為維持某種制度不變並非“五十年不變”的宗旨，民生福祉、生活幸福才是“五十年不變”的意義。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兼顧民生、經濟、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要避免走向極端資本主義，需要制衡和約束資本壟斷形成霸權。

作為既得利益者，對於改革自然是抵制的，於是累積下來的民生問題、深層次矛盾就成了“灰犀牛”，暗藏着龐大的反動性，是極具顛覆能力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壟斷集團為了轉移矛盾，常用的障眼法就是暗中勾結反對派，製造政治麻煩，和中央較勁，以維持資本壟斷。反對派只是表皮，大財團才是核心，2019年這場暴亂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改變香港現狀，唯有依靠強而有力、能擔當、肯作為的政府，以行動來改變現狀。面對實力懸殊的大財團和小市民，政府如何自處？是否願意以官民協作代替官民對立？如何避免那些帶有嚴重偏見的媒體或資本代理人的片面之詞，掩蓋民間真實的聲音？肯不肯讓民間在政策上有更多參與？不是表態上的參與，而是真正動手的參與，讓民間分工，成為政策落實的一部分。

政府要有培養愛國愛港民間領袖的格局，持續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讓民眾得以有效組織和動員起來。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0月深圳改革開放40週年的講話中，對深圳提出的要求，同樣也適用於香港。

“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羣眾最有發言權。要從人民羣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一個解決好，努力讓人民羣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尊重人民羣眾首創精神，不斷從人民羣眾中汲取經濟特區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要把提高發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斷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人把政制焦點單純放在三場選舉上，即特首及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實際上，更多實權落在了港英迴歸前刻意留下的諮詢架構，以及各個獨立機構、法定組織或專業團體手上，正是它們直接影響日常運作和接觸市民。最新近的例子有大律師公會，它在其專業領域上有着接近於官方的公權力，但卻能不受任何約束。這類組織本身，也容易成為藏污納垢的獨立王國。

如何讓實質管治權重新牢固地迴歸到愛國愛港愛民人士的手上，避免“反中亂港”者獨攬大權為既得利益或外部勢力服務，阻礙香港的發展步伐，是政府急切需要落實的改革。

政黨或從政者應更多把心力和資源放在政策研究、有效議政、有效參政和吸納民意上，協助政府優化政策，讓施政更為貼地。就工聯會來説，便是要讓勞工的聲音和訴求，以及對各行各業發展的觀察和期望，成為相關決策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新時代的工運，既要在勞工權益上為工人發聲，治好大財團和大資本家的制度性剝削“頑疾”，也要思考如何讓各行各業得以升級、創新和創造，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至於生活方式方面，不可能有“絕對”上不變，正如過去鑽木取火，今天仍舊鑽木取火，便是落後。“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並非像生態保育般要維持香港絕對的“原生態”面貌，而是中央對“香港原有生活方式”所包含理念的理解和尊重，是對香港人生活本質的一項最本質的保證。

例如我們迴歸前經常談到的“馬照跑”、“舞照跳”，到今天依然。賽馬本質不變，但今天香港賽馬比迴歸前舉辦更多的國際一級賽事，參賽馬匹蜚聲國際，國際評分能在全球十強佔一席位。香港賽馬會也在2018年建成了從化馬場，特別設計的運馬車往來沙田和從化，兩年營運往返馬匹超過7500匹次。

資料圖來源：香港賽馬會官網

這就是最實在的例子，説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原有的生活方式”，與香港作為大灣區一分子的機遇，兩者非但沒有衝突，甚至可以達至相得益彰的有機結合。

最近，廣東省開展了《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2020—2035年）》公眾諮詢，提出：

“攜手港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強化廣深‘雙城’聯動的核心引擎功能，促進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支撐形成組團式、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格局”，“以超大特大城市以及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建設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等5個現代化都市圈”，“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這四個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中的主核心，而汕頭、汕尾、佛山、珠海等城市是規劃磁浮線路的必經城市”。

在新時代下，香港的短中長期規劃，需要更多這種“空間格局”的思維。這並非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讓原有生活方式與時並進，因應時代需要升級，讓香港保持在相對先進文明城市水平的必要部署。

時代在變，世界在變，香港自然隨之改變，工運也進入了新時代，但一國兩制不會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不能變。香港的變與不變都得辯證地看，變與不變都不能反動，反動就是對該變和不該變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