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博：海外華人不團結，連年都過不到一起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聞博】
今年因疫情因素，國內不少打工人選擇就地過年，我們這些在海外的更是無奈，只能就“洲”過年。
糟糕的是大年夜還是個工作日，待到一天的工作結束，算上時差國內的除夕夜差不多就要過去了。匆匆打開微信和家人拜年，一通長聊之後，回看上千條未讀消息，彷彿錯過了幾個億的紅包……
如果説留學生們還有學生會和社團、還能聚起人氣吃個年夜飯，對於我們這些在海外工作的來説，沒有遇到假期的春節就只能説是苦悶、平淡的日常。
在一些華人聚集的地區，無論是老華僑聚集的紐約唐人街法拉盛，還是青年才俊雲集的加州硅谷和灣區，再或是倫敦巴黎，要找點過年氣氛並不難。有煙花，有舞獅，有春聯。當地政要為了拉攏華裔或亞裔選民，還會出來拜年。
但是如果當地華人不夠集中，形成不了規模性的社團，那就連這最後的抱團取暖也沒有了。比如筆者所住的歐洲二三線小城，這裏沒有煙花爆竹，也沒有春聯燈籠，甚至沒有假期，只有尋常工作和異地鄉愁。
其實這種情況對於我這個脱離學生身份多年的人來説已經比較適應了。總體來看，目前只有在留學生羣體中還有相對有組織的華人羣體，比如有中國駐外使館文化部默默支持的各種學聯組織，在團結關心留學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一旦開始工作，海外華人社會分而散的情況就比較明顯了。
具體來説，新一代移民中來自大陸的年輕人並不太依賴同鄉會和華人社團，交往圈並不侷限於華人圈。換而言之，他們之間通過華人社團建立的互動，比老一代華僑少。
由於成長環境和過往經歷的差異，他們和來自港台的華人之間在生活上的交集有限；甚至由於語言問題，香港和台灣移民之間的交集也不見得多。
只有老一代華僑因為生活方式的關係更多以同鄉形式組合，但老一批港台華人中有不少看不起大陸移民，因此雙方也不相互待見。
所以儘管宏觀上華人在外都聚集在少數幾個大城市中，但是在微觀上大家又分得比較細，來往有限。
之所以有這些現象，成因還得從華人特殊的移民歷史説起。
早期血淚
華人海外移民的歷史很長很複雜，要從頭説恐怕連頭緒都很難馬上找到。但是其中一大特徵卻很獨特：歷史上華人的移民在不同時期帶有很強的地域集中色彩，而在時間上又有很明顯的集中爆發期和特殊時期的低潮。
具體來講，早期的華人移民多集中來自於幾個“僑鄉”，比如廣東和福建，前者誕生過辛亥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後者有創辦集美大學的陳嘉庚；建國後，華人移民一度被來自港台的華人羣體所主導；直到21世紀，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才又重新成為移民主力。
從時間上來看，移民的週期性也很強。
早先華人移居海外大多為生活所迫，甚至可以稱為“沒有枷鎖的奴隸”。
1850年代開始，由於戰亂和災害頻繁，中國南方部分民眾迫於生計開始移民海外，他們中很多被騙甚至被綁架到世界各地，被當作廉價勞動力，完成一些艱辛危險的工作。比如著名的美國太平洋鐵路，華工以驚人的吃苦耐勞和勇敢幹成了歐裔美國人自己都沒有勇氣完成的工程。
早期在美華人（資料圖/Pinterest）
但是修建完鐵路以後美國反手便掀起了排華浪潮，甚至立法公然歧視起了在資本眼裏已經“沒用”的華人。這時期的華人在西方社會的處境比非洲裔美國人都要差。
在就業和就學的雙重歧視之下，當時絕大多數的華人都只能從事出賣勞動力的低收入工種，比如力工和洗衣工。1950年宋子文打算在紐約的第五大道最高檔的街區買一套公寓，但最初他的意向被拒絕了，原因就是其他富裕白人業主擔心他會在屋內開一家中國洗衣店……
類似情況在歐洲也很普遍，華人在歐洲大量移民始於一戰期間。當時列強的戰爭機器高效地屠殺着雙方的士兵，戰爭只持續了兩年各國便開始出現人力資源枯竭的情況。那時北洋政府半推半就想參戰，但是軍隊拿不出手，也沒有其他產品或資源拿得出手，於是只能派遣大量勞工去歐洲幫忙挖戰壕。
戰爭結束以後，由於戰後恢復急需勞力，這種移民仍持續了很長時間，其意外果實便是中國工人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剝削的殘酷和現實教育培養了一大批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的革命者。
1980年代前的中斷和2000年前的落差
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遭到西方國家的長期敵對和圍堵，因此在1980年之前能夠通過正常途徑出國的人數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歐洲方面的總體統計數字比較缺乏，這裏我拿美國移民局2018年的統計數字來説明：
1980年代以來，中國移民數量變化（資料來源：美國移民局官網）
1980年代，包括來自香港的華人在內，美國華裔一共僅有36萬人。這批人主要都是建國前移民去美國的華人及其後代。從改革開放到2000年之間，移民數量增長很快，但是真正的爆發始於2000年後。
據統計，今天在美國的華裔人中，2000年前移居美國的佔42%，之後移入的佔58%，其中近十年的增長態勢尤為突出。可以説，21世紀前二十年的中國移民數量已經超過過去一百多年整個華人移民史的積累。
2000年前、2000-2009年及2010年後進入美國的移民比例，紫色代表“所有移民”，藍色代表“中國移民”。（資料來源：美國移民局官網）
這種情況在歐洲國家更加明顯，隨之帶來一個客觀上的移民年齡結構問題。
1949年前的移民如今只佔一小部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被拒絕在西方主流社會之外。他們基本處於社會中下層，即使偶爾憑藉自身努力和才華得以進入歐美上層社會的，也很可能因為各種事件遭到排擠（比如錢學森）。長期的制度性壓迫和母國的戰亂使得他們大多數時候只是追求基本的生活保障。
他們內心認同華人的文化身份，很多對中國有自發的認同和熱愛，但是基於所在國的現狀，無力維持一個強大的華人社團。經過兩三代移民之後，他們後代中的大多數基本喪失了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甚至是華人認同，喪失了很大部分漢語能力。他們的經歷中充滿了艱辛不易。
1950-1980年代基本上是大陸移民的真空期，這階段主要是來自港台的華人填補了海外華人社會的空白。這方面，美國故意將來自台灣省的中國移民分開單列，因此我找到了關於台灣華裔的數據。
可以看到，到1980年代為止，來自台灣的在美華裔人口已經達到了7.5萬人。加上來自香港的佔10%，對比30多萬來自中國大陸的歷代積累數量，港台華裔在整個華人社會里的比重已經相當可觀了。
特別是從1980年代-1990年短短的十年內，台灣華人在美國移民的數量增長了兩倍多，達到了近25萬人。而當時整個在美華人社會即使包括台灣移民，總人口也就90萬左右。
由於眾所周知的地域影響，海外華裔習慣於同鄉聯繫，這樣一來台灣華裔便成了最大的單一同鄉組織。而且以當年台灣省相對的經濟實力和這些人十年內的積累，兩相結合下，祖籍台灣的移民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佔據了相當的優勢地位。
這情況在80後的記憶《北京人在紐約》中有所體現，姜文扮演的來自北京的大提琴手到了紐約只能在台灣老闆娘開的餐廳打工。甚至在台灣華人導演李安的成名作《推手》裏，也毫不掩飾來自北京的主人公父親無奈打黑工的時候，遭到貪婪的台灣餐館老闆的欺負和歧視——這些人可謂繼承了窩裏斗的“優秀傳統”，把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祖傳技藝在海外繼續發揚光大。
影視截圖
平心而論，當年國內外的物質生活水平差距是巨大的。
1990年代，西方國家正處於空前繁榮時期，物質生活上的各種元素，除了後來才出現的智能手機等少數電子產品之外，其他各種要素在當時一一具備，空調電冰箱微波爐等生活家電是標配，連乘飛機出差或度假都是中產階層的日常。
而當時在國內，即使是在北上等一線城市，這些家電也才剛開始普及，很多小區打電話還需要去傳達室。夏天停電和跳閘是日常，每家每户都備有蠟燭應急。絕大多數人沒有護照，坐飛機都很少，更別説出國度假了。
在這種差別的衝擊下，一部分內心不堅強的人在精神上跪下了，甚至有些人跟着賣起了“中國崩潰論”，直到今天還不放棄。
21世紀的自信
不過時間到了2000年，局面開始起了變化，改革20年的成果開始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內發力。
隨着經濟快速成長，出國開始少了生活所迫的成分，更多的學生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獎學金到歐美各類一流學校學習；即使自費出國，也不再需要擔保等制度，可以依靠自己的經濟證明堂堂正正取得合法的居住身份。
由於不再需要寄人籬下，錢包也不再幹癟，又已經在國內受過良好教育，這批人擁有了老一輩華人前所未有的經濟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再需要如他們前輩那樣經歷艱苦打工熬身份的年代。
等到我在2010年代初出國時，對這一切就有很深的感觸。
當時我抱着“世界很大，應該趁年輕出去看看”的想法辭掉了國內的工作，去海外讀了第二個碩士學位。可以説，從下飛機的那刻起我對於環境就沒有覺得太陌生。語言上雖然我不會本地語言，但是用英語和當地人交流並沒有什麼大問題，甚至我發現自己的英語水平還超過大多數當地人的英語水平，只是需要習慣他們的口音。
生活上別説給我帶來“震撼”了，連能給我驚奇感的事物都很少。初來乍到我甚至覺得他們的小鎮街景老舊破爛，生活過一段時間後才知道這個“小鎮”還是他們全國前五大城市之一，不過街景老舊是因為保護歷史市容的關係，當地法律不允許隨意改動建築外立面，如果真的進去，內部裝潢還是很考究的。
當時我第一眼看到的街景（資料圖/谷歌地圖）
我過來的第三個月就找到一份在諮詢公司的兼職職位。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扣去生活費後仍有餘留。因此我很幸運從沒有需要如各代前輩那樣經歷辛苦的打工生活。畢業後的就業也算順利，可以説沒有太大困難就達到當地社會平均水平之上，跳過了過去老華僑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積累和階層提升。
這裏我沒有什麼沾沾自喜的意思，我很清楚這一切還要託時代所賜，讓我在國內能有機會以相對低的成本完成高等教育，使得我在工作技能上的起點並不比國外本地的同齡人低。
自然而然，和我類似的新一代華人華僑對西方世界便少了很多仰視和膜拜，對於他們的制度、社會和文化的優缺點有了更客觀的評價。反過來以他們的社會作為參照，對祖國的方方面面也有了新的認識。因此可以説，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自信是發自內心的，並不需要如BBC、CNN想象抹黑的那般，靠國家宣傳機構來“灌輸”。
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説，隨着微信等工具普及，我們和家人的聯繫也空前的近，因此在生活、精神上也少了對同鄉會組織的依賴。
想當年，我家一個表親在上世紀80年代末去澳大利亞打工，由於越洋電話費昂貴，他每年除了書信，只有除夕前才會根據信上約定的時間給家裏打電話報平安。當時大家晚飯後，全家十幾號人都要圍在電話前，輪流對話，通話儼然是一年一度的家庭大事。
而如今，去逛街看到不錯的衣服都可以隨手通個微信視頻，問問我媽是不是給我爸買一件。甚至由於每週通話過於頻繁，很多人開始嫌自己家長通話太囉唆。現在想來，我們這代可以説有點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時代的變遷無形中拉近了海外遊子和故鄉親人的距離，從而也讓我們更多、更容易得到他們的鼓勵和安慰，讓我們在異鄉更有信心去對面各種挑戰和困難。
此外，隨着社會階層的提升，移民的目的開始出現兩極分化。
一部分人決心留在當地長期發展，在海外成家立業。對於當地其他羣體，海外華人社會可謂高度一致地追求社會中產階級生活狀態。對教育異常重視，這個是老生長談了，不再展開；在職業發展上，無論是對比其他移民羣體還是本地人，華人社羣在商業、管理科學及辦公白領等典型中產階級職位上高度聚集，較少從事體力生產的職業。
從左到右五項類別分別為：管理、商業、科學和藝術；服務；銷售、辦公；自然資源、建築及維修；製造、交通及物流。紫色代表“所有移民”，綠色為“中國移民”，藍色為“本地人”。（資料來源：美國移民局）
而另一部分人則選擇在短暫的留學和工作經歷之後回國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對於他們來説，過去那代人夢寐以求的所謂海外身份不過是一張證件，真正重要的是發展的機會，畢竟有能力才能有選擇的自由。
結語
一百多年的華人移民史可以説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更是重設了幾代移民的人生軌跡。過往老華人們經歷的酸甜苦辣，絕非幾段單薄的文字所能闡盡；得益於時代的進步，更得益於中國的強大，以及普惠的教育機會，今天海外華人在世界上已重拾自信，選擇生活時也多了一份從容。
值得一提的是，因國人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在近二十年來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現在國內網絡上也出現部分“逢外必嘲”的聲音，其實這點還需理性看待。人挪活，樹挪死，多瞭解外面的世界，多和五洲四海的朋友交流，對於開拓眼界的意義不言自明。而在與外界的橫向對比中，我們也才能更好地知曉中國現下存在的優勢與不足，才能更好地在未來探索之路上保持清醒、務實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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