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節：谷歌“不作惡”？其實都是“壞心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熊節】
《南華早報》網站1月27日披露了新近成立的美國智庫“中國戰略組”（China Strategy Group，CSG）起草的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的報告。該報告從國家安全立場出發，全面謀劃了一場針對中國的科技新冷戰。
儘管CSG是去年7月剛剛成立的新生智庫，但該智庫的兩位發起人和聯席主席——前任谷歌CEO埃裏克·施密特和現任谷歌下屬智庫機構Jigsaw的CEO賈裏德·科恩——在美國軍隊和國家安全系統有着深厚的根底。
這兩位科技界的精英、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美國科技巨頭企業，早已是美國軍事科技複合體（Military-Technology Complex）的核心組成部分。他們從科技視角提出的政策建議，非常可能受到國防政策制定者的重視。
過去幾十年中，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一直是美國政治中重要的利益集團，對美國的國防、外交乃至產業政策起重要的影響作用。但隨着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美國互聯網巨頭企業與國防領域的關係日益加深。不僅通過政府採購項目向軍方提供技術支持，並且通過高級人才的“旋轉門”積累政府關係，形成新的軍事科技複合體，對政策產生顯著的影響。施密特、科恩和谷歌與國防領域的關係，正好映照了軍事科技複合體成長的歷程。
谷歌與情報機構的淵源
2012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的基斯·亞歷山大將軍在給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的郵件中稱谷歌是“美軍國防工業的重要基石”。亞歷山大將軍的這一説法絕非空穴來風。谷歌從其創立之初便與美國情報機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在成為互聯網巨頭的同時也與情報機構建立了日益深入的合作。
1994年，斯坦福大學的兩位年輕博士生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在網頁爬蟲和網頁排名算法技術上取得了重要突破，隨後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谷歌公司。在科學研究階段，布林和佩奇最初的種子資金來自於“大規模數字數據系統”（MDDS）項目，這個由美國情報機構發起的項目目標是為上T乃至上P字節的大規模數據開發對應的數據管理技術。從萌芽之初，谷歌就受到了美國情報機構（尤其是CIA和NSA）高級官員的關注和資助。
谷歌從創業之初就受美國情報機構的資助（資料圖）
在正式商業化運作之後，谷歌與情報機構一直保持着合作關係。2003年，CIA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了一系列科研項目，其目標是“在任何聊天室靜默監聽……並在無人值守的情況下識別隱藏的人羣和溝通模式”。同年，谷歌恰好為CIA定製了搜索引擎，用以幫助CIA和其他情報機關“監視網上涉密和敏感信息”。
2004年，剛上市的谷歌收購了一家名叫Keyhole（鑰匙孔）的公司。這家志在用3D建模技術對真實世界建模的公司得到了來自CIA的資助，該公司的名字就來源於1960年代的“鑰匙孔”間諜衞星計劃。CIA不僅直接資助了Keyhole公司，並且幫助其與另一情報機關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GA）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在CIA注資後幾個月，該公司的軟件即被駐伊拉克美軍用於支持推翻薩達姆的“震撼真相”行動。谷歌收購Keyhole後，將該公司的產品改名為谷歌地球（Google Earth）。
谷歌地球使用的建模語言至今仍然叫“Keyhole標註語言”（圖源：KML）
隨後，谷歌延續並發展了Keyhole與情報機構和軍方的關係。2008年，谷歌和NGA共同出資發射了當時全世界分辨率最高的商業對地成像衞星GeoEye-1，雙方都有權獲得該衞星拍攝的所有照片。
2010年，谷歌被曝光在為其谷歌地球和谷歌地圖產品的“街景”功能採集數據時，大量採集了私人WIFI的載荷信息，尤其是這些WIFI熱點的地理位置信息。同年，NGA向谷歌採購“地理空間可視化服務”，最終向谷歌支付項目金額2678萬餘美元。
谷歌與NSA的淵源同樣久遠。“911”之後，NSA開啓了激進的“全面信息感知”計劃，意圖通過廣泛的電話和網絡監聽來預測個人行為，並與谷歌簽訂了金額207萬美元的合同，向谷歌採購搜索引擎技術。
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的一份文檔顯示，NSA的大規模監聽計劃“稜鏡”（PRISM）能夠直接從谷歌、臉書、雅虎等科技巨頭的服務器獲得用户數據。在《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的框架下，谷歌等企業向NSA提供了大量用户數據，這些數據成為了“稜鏡”分析處理的原材料。
斯諾登曝光的“稜鏡”系統介紹材料（資料圖）
谷歌的企業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供大眾使用，讓人人受益”，其中“整合全球信息”的部分與美國情報機構的訴求不謀而合。在“大眾使用”、“人人受益”的同時，谷歌整合的信息首先提供給美國情報機構使用，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谷歌的旋轉門
2018年，谷歌決定退出美國國防部採購的無人機圖像智能分析項目Maven，據説原因是數千名谷歌員工抗議該公司參與軍事相關項目，國內一些媒體將其視為谷歌“不作惡”的象徵。然而實際上，谷歌一直在向美國軍方出售其產品和服務，陸軍、海軍、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國防信息系統局（DISA）等部門都是谷歌的客户。並且，谷歌與軍方的關係還遠不止這些採購項目。
谷歌員工抗議該公司參與軍方無人機項目。數月後，谷歌將“不作惡”從企業文化中去掉。（資料圖）
時間回到1994年，曾在美國國防部任職的理查德·奧尼爾創立了“高地論壇”（The Highlands Forum），一個“為高級政策和戰略發展提供支持的國際智庫和跨學科論壇”。
實際上，據國防部1997年提交給總統和國會的年度報告，成立高地論壇就是為了統合“國防部、工業界和學界的信息戰專家”，為美軍的信息戰提供支撐。這個由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直接資助的論壇每年召開數次小規模閉門會議，歷年參會者中既有CIA、NAS、DARPA、國防部等政府機構的代表，也有谷歌、IBM、微軟等知名IT企業的代表。
這些閉門會議違反了要求政府信息公開的《聯邦諮詢委員會法案》（FACA），因此高地論壇於2017年關閉了官方網站，成為隱藏在幕後影響美國軍方信息戰略的影子組織。
曾任NSA局長的基斯·亞歷山大將軍（中）出席高地論壇（圖源：IndoCropCircles.com）
圍繞着高地論壇，谷歌與軍方建立起了高級人才流動的“旋轉門”。2011年，米切爾·韋斯蘭德-奎德加入谷歌，擔任對公業務首席技術官。在此之前，奎德曾在NGA、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國家偵察局（NRO）等軍事情報機構任職，加入谷歌前最後一個工作單位正是資助高地論壇的國防部長辦公室。
擔任公職期間，奎德大力推動軟件新技術在國防部門的應用，她曾經親身赴伊拉克、阿富汗戰場瞭解美軍對信息科技工具的需求。加入谷歌之後，她的職責則是“幫助政府機構釐清科技路線，幫助谷歌員工理解如何與公共部門合作”，“在硅谷和政府之間扮演翻譯和橋樑角色”。
米切爾·韋斯蘭德-奎德被《企業家》雜誌評為“最有權勢的7名女性”之一（社交媒體截圖）
奎德加入谷歌之前參與編撰的一份報告或許有助於讀者理解她的工作重心。這份以“國防情報特遣部隊”名義發佈的題為《平叛、情報、監聽和偵察行動》的報告認為，在未來幾年中，美軍可能在南亞、東南亞、北非、西非、中東和南美的24個國家面臨“叛亂的威脅”，因此美軍需要增強情報能力，將潛在的叛亂扼殺在萌芽狀態。
報告指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是社會網絡數據分析的關鍵資源，美軍需要對多種文化、多種語言的互聯網使用羣體加以監控，獲得人際關係、地理位置等基礎數據，然後通過行為建模來理解並預測當地人的羣體行為。
在此過程中，視頻監控、高清地形數據、雲計算、數據融合等技術都將發揮作用。簡而言之，這份報告的目標是幫助美軍升級信息戰能力、在全球開展大範圍網絡監聽，奎德代表情報、監聽和偵察（ISR）特遣部隊參與了報告的編撰。
《平叛、情報、監聽和偵察行動》報告（報告截圖）
奎德並不是唯一通過“旋轉門”加入谷歌的高級人才。2004年，谷歌收購Keyhole之後，當時在CIA下屬投資機構In-Q-Tel（正是Keyhole的前一個投資者）擔任技術評估總監的羅伯·佩因特也加入了谷歌，成為谷歌地球企業版的聯盟經理。在他的努力下，谷歌迅速建立了面向軍方的銷售能力，並與老牌國防廠商洛克希德·馬丁合作將谷歌地球應用在伊拉克戰場，“全球鷹”無人機的製造商諾斯洛普·格魯門在給軍方的供貨中也採用了谷歌地球的技術。
In-Q-Tel與很多知名IT企業有着各種形態的投資或合作關係（資料圖）
像這樣有着深厚軍方背景的高級人才，在谷歌還有很多。例如香農·蘇利文，畢業於美國空軍大學、在空軍服役20年的老兵，在谷歌雲擔任聯盟總監，曾推動谷歌雲在陸軍和國防部的應用。吉姆·楊，曾經的CIA分析師，供職於CIA下屬的科技局（正是這個部門投資成立了In-Q-Tel），後來在谷歌擔任國防部銷售經理。
正如奎德所説，這些對軍隊瞭如指掌的人才加入谷歌後確實成為了硅谷與五角大樓之間的橋樑。在對外塑造“逐漸遠離五角大樓”公眾形象的同時，谷歌實際上與軍方建立了日益緊密的合作關係。
順便一提，CSG的發起人之一賈裏德·科恩儘管沒有軍方背景，也是谷歌“旋轉門”的成功案例之一。加入谷歌之前，科恩任職於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擔任過賴斯和希拉里·克林頓兩任國務卿的顧問，被稱為“國務院的創新者”。
科恩瞭解其他國家——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青年人，擅長運用新技術煽動當地的反對派團體。他是美國“數字外交”的旗幟，是當年推特上受關注第三的美國政府僱員，僅次於奧巴馬及其競選對手麥凱恩。作為“數字外交”的實踐，他曾直接要求推特支持伊朗的反對派團體。
科恩加入谷歌以後，谷歌專門為他成立了名為“Google Ideas”的智庫（後來改組為Jigsaw）。這個組織充分發揮了科恩的才能，讓他“做了連CIA也做不到的事”：直接參與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的“政權更替”。
科恩在這些國家煽動反政府活動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互聯網引導和串聯對現狀心懷不滿的年輕人，他為此發起了NGO組織“Movements.org”，後來該組織與羅伯特·伯恩斯坦的“促進人權”組織合併，其網站宣稱的使命是“聯結威權主義國家的活動家，賦權異見人士，放大反對獨裁者的聲音”——伯恩斯坦還發起了另一個NGO“人權觀察”，該組織每年發佈的《世界人權報告》都對中國極盡抹黑之能事。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會見賈裏德·科恩（圖源：wikimedia）
谷歌與美國國防、外交、情報領域長期保持良好的關係，建立高級人才流動的“旋轉門”，一方面得益於創始人布林從創業之初即與情報機構聯繫緊密，更重要的是在其主要發展時期有一位滿懷報國志的領導者——2001年至2017年間擔任CEO和執行主席的埃裏克·施密特。
施密特的國防情結
施密特與軍方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76年，當時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分佈式計算，該項目的資金正是來自國防部。2011年，施密特擔任谷歌的執行主席，並開始公開參與更多來自華盛頓的項目。2012年，他參與了五角大樓的“持久安全框架”計劃。
2015年，他被當時的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邀請參加關於提升政府科技水平的研討會。2016年，他在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陣營中提供技術支持。他還隨美國軍政人士訪問了朝鮮、阿富汗、利比亞等軍事熱點區域，為他的書採集素材。
埃裏克·施密特訪問平壤人民大學習堂（圖源：AP）
在這本題為《數字新時代》的書中，施密特這樣寫道：“洛克希德·馬丁在二十世紀扮演的角色，就是科技和賽博安全公司在二十一世紀的榜樣。”他也確實實踐了自己的理念。
除了在谷歌的工作之外，他自己成立的風投基金Innovation Endeavors也在積極投資與國防相關的初創企業。例如Planet Labs，一家經營間諜衞星並向軍方和情報機構提供服務的企業；再例如Team8，一家賽博安全企業，其創始人納達夫·扎夫爾曾在以色列國防軍專門從事電子偵察活動的8200部隊擔任司令官。
2019年，施密特投資了Rebellion Defense，一家完全按照五角大樓的國防數字服務部門來打造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宣稱，他們所從事的是“現代的曼哈頓項目”或者“不受約束的Maven項目”——顯然他們知道，施密特需要比谷歌更大的施展空間。
曾任以色列8200部隊司令官的納達夫·扎夫爾（視頻截圖）
施密特的國防情結得到了五角大樓和白宮的積極回應。2016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時任國防部長卡特邀請施密特牽頭成立“國防創新委員會”，為五角大樓提供科技領域的建議。該委員會於2019年編寫的《5G生態系統：對美國國防部的風險與機遇》報告提出了一整套打壓中國5G產業的政策建議，該報告發布後，美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華為、中芯等相關企業的打壓。施密特對美國國防政策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5G生態系統：對美國國防部的風險與機遇》報告（報告截圖）
施密特還牽頭成立了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SCAI），這個由國防部直接資助的委員會承擔的使命是“全面思考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及相關技術，將其應用於美國國家安全及國防需求”。
2019年11月，該委員會給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中把中國視為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最大的威脅，並聲稱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濫用人工智能技術侵犯人權。施密特本人號召，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whatever it takes）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
外媒報道：施密特號召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人工智能領域擊敗中國（報道截圖）
2020年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後，施密特繼續謀求在白宮更大的影響力。施密特的名字出現在拜登的白宮科技部門領導人候選名單中，這一傳聞引起了十餘個民間進步組織的抗議。
另外，施密特也向國防部做了其他人才推薦，包括推薦克里斯托弗·基爾霍夫在國防部出任高級職位。基爾霍夫曾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助理，目前在施密特的慈善組織Schmidt Futures任職。施密特還力推科恩在國務院或國防部內擔任一個職位。在拜登執政期間，預計施密特會繼續對美國的國防科技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
總之，與中文媒體有意無意塑造的“不作惡”“遠離軍事”形象不同，谷歌從其誕生之初就與美國軍事和情報機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其發展過程中與軍事和情報機構開展了很多項目合作，並且吸納了眾多來自軍方和政府的高級人才。
尤其是長期擔任“掌門人”的埃裏克·施密特和智庫機構Jigsaw的CEO賈裏德·科恩，二人都不是普通的硅谷科技產業精英，而是在白宮和五角大樓都有豐富人脈、能對美國國防科技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的軍事科技複合體核心人物。
以他們為首的中國戰略組（CSG）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卻是軍事科技複合體中的一個關鍵智庫機構。該機構起草的第一份報告中所表現出的美國至上、敵視中國的態度，值得中國相關機構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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