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內納特：在常規戰爭之外，美國還發起了另一場無限期戰爭-彼得·貝納特

【文/彼得·內納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喬•拜登去年承諾道：“那些無休無止的戰爭早就該結束了。”他説得沒錯。但他對戰爭的定義過於狹隘。

幾十年來，在採用導彈打擊和特種作戰兩種手段之外，美國還一直在補充運用一種並不明顯的脅迫和殺人手段。美國封鎖實力較弱的對手，扼殺它們與外部世界進行貿易的機會。這是現代版的圍城斷糧以迫使對手屈膝投降。學究們稱這種手段為“二級制裁”。而更準確的説法應是“圍困戰”。

《紐約時報》近日刊載本文

1990年，在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後，美國發動了冷戰後的第一場圍困戰。在接下來的13年裏，伊拉克需要向聯合國申請批准才能合法進口物資，而在戰前伊拉克有大約70%的食品和藥品依賴進口。華盛頓聲稱，從消防車到牙科器械再到抗生素，所有東西都可能用於軍事目的，因此華盛頓在聯合國竭盡全力限制伊拉克購買到所需物資。

洛約拉大學教授喬伊•戈登（Joy Gordon）在其著作《看不見的戰爭》中指出，在1996年至2003年間，伊拉克每人每年僅合法進口204美元的商品，這一數額相當於海地人均收入的一半。1998年，聯合國駐伊拉克人道主義協調員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liday）以辭職抗議制裁，他隨後警告稱：“我們正在徹底摧毀伊拉克社會。”

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聯合國結束了對伊拉克的封鎖。此後，華盛頓經常聲稱要採取“有針對性”的制裁措施，只限制武器銷售或只處罰特定的官員或公司，而不再製裁某一國家的全體民眾。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制裁確實是有針對性的。但對某些特定對手，如伊朗、委內瑞拉、朝鮮、古巴和敍利亞，美國發起或升級了圍困戰，導致這些國家的民眾遭受了伊拉克人曾經歷的苦難。

美國發起這些圍困戰的藉口各不相同：核擴散、恐怖主義、侵犯人權。然而，它使用的手段卻是相似的：“二級制裁”。美國不只是將個人、企業、政府機構甚至對手的某一經濟部門列入黑名單，這本已能夠造成足夠嚴重的破壞，它還告訴外國銀行和企業也要參與到制裁行動中來——否則，它們就會被禁止與美國做生意。

違反美國二級制裁將可能受到異常嚴厲的懲罰。在指控法國巴黎銀行藐視美國製裁法規後，美國檢察官在2014年迫使該銀行交付了近90億美元的罰款。

從理論上講，這些制裁措施不包括禁運人道主義物資，如1990年代對伊拉克實施的禁運。但在實踐中，正如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所詳述的那樣，這種豁免常常是模糊不清和繁瑣難解的。為了不違反美國法律，許多外國銀行和企業完全停止了與受制裁國家進行貿易。

2018年，《洛杉磯時報》報道説，敍利亞最大的一家公立醫院正竭力為其核磁共振儀和CT掃描儀購買備件，因為正如一份聯合國報告所總結的那樣，“私營公司不願費力與敍利亞進行交易，以防被指控在無意間違反了”美國和其它國家的貿易禁令。去年春天，當新冠病毒在伊朗國內肆虐時，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警告説，制裁措施“即使不能徹底禁止，也會使醫療用品很難到達”伊朗。2019年，一家總部位於加州的慈善機構抱怨説，它不能向朝鮮運送輪椅、枴杖或手杖等醫療物資。

像大赦國際這樣的人權組織和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這樣的人道主義組織曾不止一次地譴責過美國的封鎖政策。2019年，聯合國大會以187票對3票譴責美國對古巴實施的物資禁運。然而，對華盛頓而言，它所發起的這些圍攻戰與其説是恥辱，不如説是它自鳴得意的本錢，因為美國這麼做表明它反對別國那些所謂壓迫人民的政府。

這一道德邏輯的問題在於，圍困一個壓迫性政權通常傷害不到壓迫者，而只能傷害到被壓迫者。經濟學家安東尼斯•亞當（Antonis Adam）和索菲亞•察斯塔利杜（Sofia Tsarsitalidou）在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當美國製裁別國專制政府時，該國的公民自由狀況會變得更加惡劣。《發展研究雜誌》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美國和聯合國施加的制裁會導致受制裁國民眾的預期壽命縮短。正如政治學家德爾松•佩克森（Dursun Peksen）和庫珀•德魯裏（Cooper Drury）所解釋的那樣，獨裁者應對禁運的辦法就是囤積稀缺物資，並利用這些物資獎勵親信，餓死反對者，從而進一步鞏固自己手中的權力。一名無法為自己孩子獲得癲癇治療藥物的委內瑞拉婦女在2019年對德國媒體説，“他們自認為在傷害馬杜羅總統，可實際上他們是在傷害委內瑞拉人民。”

如果美國發起的圍攻戰有可取得成功，那它們的存在可能還算符合情理，或其持續時間至少能縮短一些。美國和聯合國在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時期對伊朗實施的制裁傷害到了伊朗的普通民眾。但美國和聯合國所要達成的目標是説服伊朗政府在研發本國核項目方面作出妥協，而不是完全投降，或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而且，可以説，這些制裁措施幫助美國實現了這個相對温和的目標。

相比之下，美國目前發起的圍攻戰沒有一個是與其遙遠的現實主義目標相契合的。儘管美國竭力驅逐馬杜羅和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但他們現在的地位反倒比美國實施最嚴厲制裁前更穩固了。美國在過去10多年的時間裏不斷升級制裁力度以迫使朝鮮放棄本國的核武器研發項目，然而這個國家現在所擁有的核武器數量已多達60枚。和特朗普發起“極限施壓”那時候相比，伊朗現在更接近擁有核武器，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未受到任何損害。

儘管如此，美國發起另一場無限期戰爭的動議還是得到了兩黨的大力支持。這一狀況在國會表現得尤其明顯，政客們對派遣軍隊已失去了興趣，他們找到了一個明顯毫無代價的辦法來展示他們反對那些所謂壓迫人民和敵對美國的政權，而他們並不在乎真正付出代價的是不是那些他們聲稱要給予支持的受難民眾。

值得稱道的是，拜登政府正在審查制裁是否“過度干擾到了抗疫措施”。但美國圍困戰所引發的苦難並非始自於病毒來襲之時，也不會在疫情結束後煙消雲散。

拜登希望重返伊朗核協議，這就意味着美國要解除對德黑蘭施加的核制裁。然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卻堅稱，美國實施的眾多非核制裁措施仍將繼續存在。美國在2019年通過一項法案，威脅對與敍利亞做生意的外國公司施加二級制裁，布林肯稱該法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具”。他建議美國“更有效地針對”委內瑞拉實施制裁，並建議對朝鮮實施更嚴厲的制裁，而美國此前對朝鮮實施的制裁已迫使多家國際慈善機構撤離了朝鮮。

為什麼那些被證明是極其無效和邪惡的政策卻這樣難以被撤銷？因為放棄這些制裁措施需要美國承認一個殘酷的事實：朝鮮不會放棄它可能擁有的核武器。伊朗仍將是一個地區大國。阿薩德、馬杜羅和哈瓦那的共產黨政府都不會離開本國。美國領導人寧願去懲罰那些飽受摧殘的民眾，也不願承認美國並沒有強大到無所不能的程度。

但他們對美國國力的自欺欺人卻在消耗着美國國力。美國國力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美元，它是全球大部分國家的儲備貨幣。正是因為有如此多的外國銀行和企業用美元進行國際交易，所以美國實施的二級制裁才會令它們如此恐懼。但是，華盛頓越是利用美元來脅迫外國人與美國一道制裁別國，這些人就越有動力去尋找美元替代品。他們尋找美元替代品的步伐已經在加快。外國人越不想擁有美元，美國人就越難以做到收支平衡。

理想情況下，美國會停止制裁弱國，因為這會對弱國造成傷害。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反受其害前不大可能這麼做。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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