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洲：誰顛覆了中古貴族世界？武則天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春洲】

魏晉至隋唐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中古時期，它最鮮明的特色便是“士族社會”長期存在——魏晉時期開創的九品中正製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政治格局。東晉南朝“王與馬共天下”則昭示着皇權和士族的協作統治。士族羣體自身又通過“婚姻”與“仕宦”兩條途徑成為享有“世卿世祿”的特權階層。隋唐一統後，關隴集團、山東舊族以及江南新貴成為左右政權的三股士族勢力。

《隋唐嘉話》曾經記載唐高宗時宰相薛元超的一段評論，即可略窺高門士族在社會的影響力：“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為什麼沒有能夠娶“五姓女”為妻，成為薛元超的平生所恨？“五姓女”為五姓七家之女，這個概念最初在北朝時期形成。北魏孝文帝欽定的四姓為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此外，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也是當時一等一的望族。至隋唐時，這五種姓氏、七個家族成為當時最頂級的門閥家族。

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皇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尤重“當朝冠冕”。修訂後的《氏族志》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曾居一等士族的崔幹被降為第三等。

此舉壓抑了山東、江南士族，鞏固並提高了李唐皇族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的社會地位。雖扶持了部分庶族官僚，然下等士族等政治新貴的上升仍然有相當程度的阻礙。與此同時，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舊族聯姻，山東舊族依然保持着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

可以説《氏族志》的編修為加強皇權，維繫關隴貴族的統治較有助益，但並未在根本上動搖士族在政治與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這件唐太宗沒辦成的事情，直到武則天上位時才得到改變。

武則天像

高宗即位後，權力的核心層基本被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關隴集團的舊臣把持。一方面既給高宗皇權決策的唯一性造成削弱，另一方面又引起了廣大庶族官僚的不滿。雙方的矛盾最終在“廢王立武”的事件中爆發。

待到長孫無忌流放黔州，被逼自殺，關隴集團遭到重創。武則天成為王朝的實際執掌者。從“二聖並稱”到“以周代唐”，武則天不僅完成了華麗的轉身，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執政時期採取的種種統治措施也極大改變了唐代的政治與社會結構。

顯慶四年(659)，在武則天的主導下，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改稱《姓氏錄》。皇后的武姓位列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品，於是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者，盡入書限。”

《姓氏錄》的等級劃分以唐代的官品為衡量標準，五品官階成為其中的分水嶺。凡在其上者，不管為士族與否，均被納入其中，共有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大批地方望族失去了士族的頭銜，相當程度上打破了門閥士族與低等士人的界限。

在高宗末年，武則天完成了對高層政治人物宰相羣體的重新洗牌與佈局。武則天鼓動高宗引用資歷淺的文士為宰相，僅永淳元年(682)，就任命了四個四品官為宰相。品階較低的政治新貴成為武則天臨朝稱制的重要擁護者，這一系列的政治舉措與歷史動因最終導致了中古士族階層的極大震盪。

縱觀武則天執政時期的用人政策特點，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改革與發展科舉制度。此前，科舉出身者雖可位至高官，但科舉錄取名額很少，尤其是進士科。貞觀時期的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而高宗、武則天時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

一般地主家庭的士人既無世傳經學，又無門第可以憑藉，在考試上處於不利地位，錄取者多為權貴子弟。高宗時常舉出身的十名宰相中，進士八人，明經二人，其中貴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縣令子二人，出身於父祖沒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兩人。

武則天時期則增加了考試科目與增加錄取人數，首創殿試。為解決那些富有文學才能和卓越政治才幹的人才的選拔和迅速升遷問題，大開制科。從科目設置有賢良方正、超拔羣類、經邦等科來看，選拔政治人才的色彩更加濃烈。張説、張柬之、崔沔、蘇頸、盧從願、劉幽求、張九齡等著名政治家都是通過制科而被選拔出來的。

制科可以一再應舉，每次中舉，都可升官，同時制舉及第者可以破格提升，有官者可破格升遷，並多授予清官，無官者亦可應舉。

《大唐新語》稱：“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洛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又據《登科統考》統計武則天每年科舉取士的平均數，超過太宗時的一倍，進士增加50%—60%，錄用者大多是庶族地主，宰相中科舉出身者增加，臨朝稱制以後不久，宰相幾乎成了青一色的庶族。

同時，武則天設立了武舉制度，參加武舉的既有帶有軍功勳號的官員、官員子弟，也有一般的平民。武舉制度的創立使得唐代的人才選拔走上了規範化的道路，為國家選舉了一大批有韜略的武將，他們在保衞國家和抵禦外敵方面做出了諸多貢獻。一代名將郭子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此外，置“北門學士”與“珠英學士”也是武則天廣開才路、任用文學之士的一個方面。北門學士兼有文學與政治的雙重責任，也是武則天用來瓜分宰相權力的特殊近密羣體。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從武則天到唐玄宗時代，唐代社會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外庭之士大夫”逐漸取代原來的“關隴貴族”而崛起。仕途的開放，使教育越來越普及，而教育的普及，反過來又使仕途多門，這種仕途的開放，使大批出身低微的普通知識人士進入權力中心成為可能，並逐漸取代了舊時的貴族。就此而言，武則天確實關上了中古時代貴族世界的大門。此後崛起的科舉家族與世卿世祿的士族顯然不同。

武則天稱帝期間，宰相中明經出身的十人，其中狄仁傑、李昭德、姚濤、韋安石等四人為貴族高官子孫，陸元方、唐休璟、崔玄等三人為中下級官吏子弟，楊再思、格輔元、杜景儉等三人父祖無官。進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貴族高官子弟，李嶠為縣令子，韋嗣立、韋承慶兄弟雖為故相韋思謙之子，但韋思謙的父祖皆為縣令，其餘婁師德、蘇味道、周允元、吉頊、張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

除此之外，武則天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最大限度的開闢了平民階層進入仕途的可能，即便是農夫樵人都有得到召見的可能，一時間四方告密者蜂起，出現了來俊臣、周興等酷吏。造成了政治恐慌的同時，也幫助武則天清理了大批政治敵對勢力。不過，這些人一旦其使命完成，又被武則天一一貶殺。

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廢王立武”事件中，關隴貴族被武則天剷除殆盡。武則天迅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統治班底。無論是高宗末期宰相羣體的重新配置，還是武則天登位後改革科舉制度，對下層士族與普通官僚的破格任用，前提與根本是藉助這些資歷較淺、有行政能力的中下層士人官僚羣體積極支持轉型時期的武周政權統治，推行她的各項統治政策，打擊異己勢力。

仍需留意的是，武則天時代並非從根本瓦解了士族門閥的統治地位，而是極大刺激了士族內部不同等第之間的流動。關隴貴族一蹶不振，大量低等士族進入核心統治序列，為王朝帶來了新的政治活力，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重構了唐王朝的統治階層結構。科舉與選官的結合日益改變着傳統高門士族憑藉門第與族望實現壟斷官位的現狀，而政治新貴們則成為鞏固皇權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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