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胡祖六：制定對華政策不能感情用事，要以利益為重-格雷厄姆·艾利森、胡祖六
【文/格雷厄姆·艾利森&胡祖六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在50年前的那個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對外宣佈了即將成為他標誌性外交成就的消息：美國將對華開放。次年2月，在新聞界稱之為“震撼世界的一週”裏，他飛抵北京，會見了共產黨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就這樣，持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開始了。
當時，中國是蘇聯最重要的盟國，也是掀動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先鋒。但在此後十年內，美國總統卡特就實現了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承認北京政權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廢除了美台防務條約。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已成為歷史：中國幫助美國打贏了冷戰，美中關係緩和使亞洲成為這個世界上經濟活躍度最高的地區。
在特朗普執政前，對華接觸政策被贊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外交政策領域成功合作的罕見範例，當時兩黨都同意華盛頓可以與北京展開合作以促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而現在，隨着中國政府的內外政策發生變化，兩黨領導人都宣佈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正如美國總統拜登的高級亞洲事務顧問庫爾特·坎貝爾和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2019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指出的，“對華接觸的時代已經不辭而別地結束了。”
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載本文
然而，仍然值得銘記於心的是，對華接觸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努力改善中美關係並不是為了改造中國。從尼克松時代開始，美國改善中美關係的動機就絲毫沒有夾雜感情色彩：聯華抗蘇，説服中國停止輸出革命和幫助數百萬人擺脱貧困。只是在冷戰結束後，改變中國才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
今天，拜登和他的團隊正在制定一項新的戰略，以應對他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重大國際挑戰，許多人正敦促他們完全放棄對華接觸政策。而如果美國真這麼做，那它就會犯下大錯。美國政府執行現行對華政策已達50年，它應該吸取主要教訓：當美國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現實地專注於實現其地緣政治目標時，其對華政策表現最好；而在美國想要採取政治動作以推廣其價值觀時，其效果最差。
接觸邏輯
在歷史文獻中已找不到證據證明，尼克松及其冷戰時期的繼任者傑拉爾德·福特、吉米·卡特、羅納德·里根在謀求改善對華關係時到底抱有怎樣的想法。而對他們中的任何一位而言，其首要目標都與地緣政治有關。
尼克松有一個迫切想要實現的目標：創造條件，撤出陷在越南戰爭泥潭的10多萬美軍士兵。然而，對所有四位總統而言，他們都有一個首要目標，就是通過擴大中蘇之間的裂痕以使力量的天平偏向自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曾表示，美國對華開放標誌着“三國外交”向前邁出了一步。通過擴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分歧，華盛頓就能讓這兩方都更願意與自己展開合作。
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都把目光投向了這個地緣政治獎盃，但他們中沒有一人謀求改變中國共產黨。如果有人向他們中的任何一位提出交易，許諾他們可以獲得冷戰的勝利卻絲毫無法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那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的。
里根在1984年已經承認了這一點。在結束了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後，他試圖安撫那些質疑對華接觸政策的人。他説：“如果你要討論在美國實現共產主義，那我就是一個反共分子……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有必要把我們的政府形式強加給其它國家。”他堅持説，美國和中國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處”。
這些總統還試圖把中國納入美國領導的新世界秩序。（正如林登·約翰遜總統在談到他的一個對手時所説，“與其讓他站在帳篷外往裏撒尿，不如讓他進到帳篷裏來向外撒尿。”）在一次與幕僚的會面中，尼克松闡述了他為什麼要實施對華開放政策。他説，“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中國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現在還不是軍事強國，但25年後他們將擁有決定性的力量。如果在我們現在能做的時候不去結束他們的孤立狀態，那就會後患無窮。”基辛格此後也總結道，“尼克松……出於地緣政治考慮，敦促緩和緊張局勢，以便讓中國重返國際體系。”
卡特以及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繼續努力將中國納入這一秩序。儘管卡特明確承諾要保護人權，但他在1978年解釋道，世界“必須適應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在第二年，布熱津斯基在對一羣商界領袖發表演説時更明確地指出，“我們承認（中美兩國）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和政治制度。”他還補充説：“我們既不抱希望也沒有意願去把那個國家改造成美國的模樣。”
除了安全目標之外，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都希望能促進中國的發展，因為中國當時是世界上擁有貧困和飢餓人口最多的國家。像他們的前任一樣，這些總統相信美國有義務去幫助其它國家擺脱貧困。正是主要出於這種信念，華盛頓才在二戰後選擇重建歐洲、創建世界銀行和建立後來的美國國際開發署。
什麼有效
以美國自己的標準來看，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取得了成功。該政策的主要目標，即擴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裂痕，很快就取得了進展。1972年5月，尼克松飛往莫斯科，與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舉行了峯會，兩國領導人在莫斯科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戰略武器限制條約》，預示着一個剋制競爭的緩和期將要到來。也許對美國更為寶貴的是，美國對華開放破壞了共產主義堅守的意識形態凝聚力；畢竟，毛澤東事先並沒有諮詢其共產主義陣營內部重要夥伴的意見，就與本國的大敵建立了關係。
美國對華開放也促使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更大程度的偏轉，促使其能以更現實的態度處理地緣政治關係。其革命熱情減弱的最初跡象是北京減少了對北越共產黨的支持，並推動他們在1973年與美國簽署了和平協議。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里根政府發起了旨在驅逐蘇聯力量的秘密戰，中國在這場秘密戰中成為了美國的關鍵盟友，向阿富汗抵抗組織輸送資金和武器。隨着1980年代中蘇緊張局勢升級，中國甚至接納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雷達和監視系統。
實施接觸政策所要達到的第二個目標是把中國帶進世界秩序，這個目標實現了嗎？它也取得了成功。在妖魔化中國成為時尚的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這個國家已與當初那個扮演革命火種角色的中國拉開了多遠的距離。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支持世界各地的解放戰爭，幫助巴基斯坦和朝鮮設計核武器，反對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並將自己與全球經濟隔離開來。而在今天，它積極參與全球主要國際組織的運作。它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提供了最多的兵力、第二多的資金。在聯合國安理會，它很少行使否決權並通常與美國保持一致。
或許，説明中國已成功融入全球體系的最生動例子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當時美國緊急尋求世界各國出手相助以防止出現另一次大蕭條。儘管中國是當時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受影響最小的一個，儘管危機已經在美國開始蔓延，但北京還是迅速響應了華盛頓的呼籲。中國是第一個推出經濟刺激方案的國家，其規模高達2萬億美元，這也是全世界同類方案中規模最大的。在市場極度動盪之際，當莫斯科試圖説服北京拋售其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時，中國斷然否決了這一提議。
至於接觸政策所要達成的第三個目標——使中國人擺脱貧困，其成果簡直是奇蹟。在尼克松對華開放後，中國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最終使人類歷史上最顯著的大國減貧成就出現在世人面前。這個國家通過放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譯註：作者此處當指過去帶有蘇式色彩的激進經濟模式，但作者對中國經濟模式轉變的理解過於簡化和片面），接受西方自由市場原則實現了這一目標。1978年，每十個中國人中有九個生活在世界銀行設定的每天2美元“極端貧困”線以下。而在今天，則是有九個以上的人生活在這條貧困線之上。
中國的減貧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圖片來源：中新網
中國批評人士經常引用的《世界人權宣言》包含兩套權利：一套是經濟和社會權利，另一套是政治權利。與美國憲法一樣，《宣言》確認了言論自由權和代議權。但它也宣稱，“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中國在擴大公民經濟權利方面，它的成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改變中國
從尼克松對華開放到冷戰結束，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在追求這些具體而又實際的目標，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在蘇聯解體後，許多人沉浸在勝利的喜悦中，從而臆想出這個世界已經出現了“歷史的終結”。美國決策者預見到了一個“單極時代”，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資本主義將獲得勝利，和平將佔據主流。
這些想法影響到了老布什總統和比爾·克林頓總統，使他們產生了這樣一種期望，將中國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從而為建立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礎。正如克林頓在2000年解釋他為什麼要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所説，“中國並不是簡單地同意進口更多我方產品，而是同意進口民主體制最珍視的一大價值觀——經濟自由。”克林頓自信經濟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間存在聯繫。他説：“中國經濟越自由，中國人民的潛力就釋放得越充分——他們的主動性、他們的想象力和他們非凡的企業家精神。而在他們有權……實現個人夢想後，他們就會要求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小布什總統和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懷抱着這一戰略理念進入到了二十一世紀。與克林頓一樣，他們都認為與中國展開經濟接觸將使中國人民擁有更大的志向，並最終迫使中國領導人開放政治。正如一位布什政府高級官員告訴《外交政策》雜誌的那樣，“他們的政策將與我們的政策保持一致——這不會在幾個月後發生，但這最終會發生。”對歷史走向懷有信心的奧巴馬也在其2009年的中國之行中做出了同樣預測，他説，“當你發現這樣的經濟自由開始出現後，政治自由也就隨即開始……加速出現了。”
現在已很明顯，這些期望都是幻覺。中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會追隨日本和德國的腳步，它將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中佔據自己應得的位置。與某一願景相伴而生的盲目性必將招致失敗：美國執迷於某一理想的結局，無法接受這一結局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歷史教訓
看看這份美中交往記錄，拜登政府應該會發現四個很有啓發性的教訓。
首先，在追求地緣政治目標時，接觸往往促成更多的成功而不是失敗。
華盛頓能夠創造一個合適的機會退出越南戰爭，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力量的天平偏向自己。美國成功説服北京相信一旦中國加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它就能獲取到更多的利益，通過這種辦法，華盛頓減緩了核武器的擴散，打擊了全球恐怖主義，促進了全球經濟增長，避免了又一次大蕭條。成功的秘訣在於，美國創造出了充分的客觀條件，以使中國領導人相信去做華盛頓所期望的事也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面對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拜登和他的團隊將很難沿用這一策略。不過，他們會發現，只有與其它國家建立正確的聯盟並協調一致，美國才有希望影響中國的行為。
第二，那些主張更迭中國政權以促進民主事業發展的人和那些為了追求同樣目標而在中東發動戰爭的人一樣，他們都被誤導了。
在邁克·蓬佩奧擔任國務卿期間，他提議將這一目標當作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並試圖拉攏其它國家一起做。這當然是一個失敗的思路。美國人永遠不應該動搖他們的信仰，即莊嚴載入《獨立宣言》的所有人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屬於北京統治的14億人民，包括1350萬維吾爾人和650萬藏人。但為了應對事關美國生死的現實威脅，美國需要和現存的中國展開合作，而不是幻想與自己想要的中國合作。阻止出現軍事危機、應對氣候變化、遏制未來的疫情、防止核擴散、打擊恐怖主義、管控金融危機，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北京政權現在正管理着中國，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這樣做。
拜登應該吸取的第三個教訓是，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這兩項政策一直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為了確保一個成功的未來，實施這兩項政策仍然至關重要。
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正忙於封閉美國時，中國卻再接再厲，成為了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現在大多數國家都熱烈歡迎美國重回正軌，但此時迴歸的華盛頓，其全球GDP佔比已相對縮小，並面對着一個從某些指標衡量，其經濟規模已經和自己一樣大的挑戰者。因此，美國將努力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全球競爭能夠帶來雙贏的結果，並確保自己能從中分得一杯羹。這是美國必做之事，沒人會説治國容易。
最後，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一代人在成功應對自己面臨的重大挑戰後，他們也就為後人創造出了一項新的更嚴峻挑戰。
實施對華接觸政策使美國在二十世紀那場最重要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這也讓華盛頓陷入到了另一場長期競爭中，這次的對手是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所正確形容的“史上最強大對手”。縱觀歷史，這就是美國的命運：從獨立戰爭到冷戰，美國需要應對一個又一個愈加嚴峻的挑戰。
就在華盛頓與北京展開競爭的現在，我們有必要回憶一下基辛格在1976年演講中講過的一句話，那次演講是關於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上一次重大挑戰：“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做什麼。我們也知道我們能夠做什麼。現在只剩下去做了。”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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