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戳破西方“市場經濟”神話，中國經濟交出亮眼答卷

【採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一直宣揚所謂的“自由貿易”，您之前也説過美國利用經濟、外交、軍事等手段形成的權力，並不會形成真正的“自由貿易”。所以所謂的“自由貿易”，自由體現在哪裏？

陳平：第一點，自由貿易只是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宣傳。

從中世紀地中海的海軍強權威尼斯，到海權國家主導的四次全球化，自由貿易都是自由掠奪殖民地人民的口號。他們有競爭力優勢時，就高喊自由，一旦失去競爭力，就搞保護主義，甚至直接用武力或政變消滅競爭者。這點也可以從歷史中看出，最早提出自由貿易的就是英國。英國國內若是貿易順差，在軍事（尤其是海軍）和金融都佔優勢的時候，英國就宣傳自由貿易，否則就搞保護主義。

無獨有偶，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一旦貿易出現逆差，美國便一邊在理論上宣稱自己是“自由貿易”，一邊對日本和德國進行公開譴責，指責他們是不公平的貿易。所以歷史上，美國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全是對別人説的，就是我要進入你的國家，你得給我打開門户，讓我自由進出，但是你想到我這兒來，美國的各種法律限制麻煩多了。

第二點，自由貿易的提出者，只看到自由貿易對海權國家的利益，看不到付出的代價。

第一個代價是海權的壟斷暴利吸引新的競爭者來挑戰海權，成為無法控制的軍備競賽，最終耗盡自己的國力。第二個代價是暴利造就國內一批食利階層，最終使霸權國家的民眾失去競爭力。所以，沒有一個海權國家的霸權可以持續。自由貿易的神話也就隨着霸權國家的生命週期而不斷興衰更替。因為國際分工競爭的是規模經濟，必然導致壟斷競爭。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實現平等的自由貿易與和平發展。

**觀察者網：**因為新冠疫情，西方經濟制度的很多弊端被放大了，比如貧富差距、比如市場失靈。為什麼西方國家對這類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比較差？

陳平：西方國家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從來不如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如大陸集權國家。

歷史上最典型的突發事件，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都是突發事件。一戰爆發是奧地利大公被刺殺，二戰爆發起因是大蕭條。普魯士和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法國，議會制保護既得利益集團，導致國家被動應付突發情況，拖延時機。集權國家和強有力領導的革命黨則抓住機會，改變既有秩序。反恐戰爭，中國和俄國的應對能力，顯然遠高於多黨議會制的西歐。美國的總統制在發動外戰時不受約束，但是兩黨制使國內改革寸步難行。

突發事件是權勢集團發國難財、兼併競爭對手的好機會。囤積居奇是抵抗政府幹預的主要手段。

西方國家的制度在和平時期能夠讓社會經濟各方面平衡穩步發展。政府、資本家、工會三者的博弈，既要保證資本家發展經濟，又要保證民眾權利，同時制約政府，但是這個均衡在疫情面前失效了。這次新冠疫情，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發生矛盾，私人公司藉機在國外賺高額利潤，使國內的疫苗分配成為無序競爭。由此可見，議會制國家協調國內矛盾遠比社會主義國家困難。

**觀察者網：**還想多談點美國這個國家，在這次總統選舉和權力交接過程中，發生了所謂的“民主危機”。這個危機其實是和美國經濟衰退、社會貧富差距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您怎麼評價從里根政府時期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這套制度發展到今天，積累了哪些弊病？

陳平：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目的就是逆轉大蕭條時期的凱恩斯政策和羅斯福新政。用減税的政治口號大幅度降低政府的財政能力，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和基礎建設，同時擴大軍備競賽，用不斷髮動外戰的方法來捍衞美元的金融霸權，必然導致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擴大國內貧富差距和國際的地區差距，不斷產生國際金融危機和地緣衝突，最後拖垮美國經濟。

2021年衝擊美國國會大廈事件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説回美國的“民主危機”，中國的啓蒙運動家對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知半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陳獨秀講德先生和賽先生，以為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實他們完全沒有理解“民主”。西方的議會民主嚴格來説是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代議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像巴黎公社、希臘城邦那樣的直接民主，西方完全行不通。柏拉圖曾專門計算過理想的城邦，在內部不分裂、團結對外的狀況下，居民人口最多容納1000多人，如果加上家屬和子女，這個城邦規模不會超過一萬人。所以西方的民主是代議制民主，就是要代表人來替多數人做決策。

但窮人和無產階級，連謀生都有問題的人是不會有時間、有精力去參與政治的。在里根做減税舉措以前，公民還可以參與政治選舉。但是里根減税以後，窮人蔘政的機會越來越少，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沒有錢去參與政治，窮人和無產階級在籌款方面就已經輸了。

第二個特點：億萬富翁支持的議員參政，維護有錢人的利益，甚至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親自參政。

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的情況下，美國議會里面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人數，比大政府時期遠遠增加。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議員的社會基礎越來越窄。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貧富差距的巨大分化，民主的土壤“平等”不復存在，傳統的民主制度失靈了。

**觀察者網：**鄧小平曾説過，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市場裏面計劃的部分，兩者之間會有哪些不同？

陳平：列寧的計劃經濟是直接模仿西方的卡特爾和托拉斯，用國有製取代西方的私人壟斷資本。西方的計劃經濟，典型的就是美國的國防部、國立實驗室和州立大學，土地是贈予州立大學的。牛津和劍橋名義是非公立的私立大學，實質接受政府補貼，教職員和學生享受穩定的待遇和福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比例比中國的北大清華高得多。法國的核研究就是西方的國有企業。

中國國有企業很大程度是解決就業問題。西方試圖用福利制度解決就業問題，例如不斷提高最低工資，增加製造業勞工成本，最終失去國際競爭力。中國國企的社會效率高於西歐的福利社會，所以中國的競爭力高於美國和西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裏面的計劃部分與資本主義市場裏面的計劃部分相比，不同之處只在決策機制。

西方總統制、內閣制、最高法院、央行等分權機制背後，都是各大利益集團之間的抗衡和交易，程序法治治標不治本，效率越來越低，無力從基礎上解決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中國宏觀金融、反壟斷的決策機制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中國是黨的領導優先，經濟指標也是地方行政官員的工作考核指標。自上而下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能夠執行到位，而且能大幅度規避追求經濟效益所帶來的負外部效應。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反壟斷調查？基於此，應該如何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陳平：**中國的反壟斷調查，還在初期階段，學習西方的反壟斷經驗。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監管商業模式。大數據涉及國家安全，信用監督，以及良性競爭與惡性競爭的差別。壟斷平台形成了政治話語權，私有平台的運營者利用大數據攫取過高的政治權力，這是我們應該警惕的。

經濟學不懂價格以外的科學信息的重要，軍事戰略家才懂。否則美國找不到本·拉登，中國也破不了湄公河大案。大數據涉及到情報戰和信息戰，中國金融監管還處在初級階段，監管部門需要學習平台的模式和技術。中國的經濟缺少自己的理論，缺少自己的經濟學家。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誤把西方經濟學當作主流和教科書，不會區分多個經濟學流派互相競爭的經濟學思想。採取的是拿來主義，折衷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態度，因此沒有國際經濟學理論競爭的話語權。

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中，有不少是直接翻譯西方的名稱，比如“新常態”；“雙循環”是用了《資本論》中的概念，西方經濟學的輸出輸入模型，沒有循環的概念；“要素自由流動”則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概念，是供給學派“空想資本主義”的幻想，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因為所有組織的要素流動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自由。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中國應該定自己的標準。

**觀察者網：**十四五規劃裏面提出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高水平”應該如何理解？應該如何去做？

陳平：“高水平”完全有不同的標準。歐洲的高水平強調環保標準、勞工標準，是制衡美國標準的。美國貿易戰提出的標準，是制衡中國的國企和產業政策的。中國提出的"高水平"，是應對不同的“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規則。

我建議的高水平遊戲規則，要應對的是美國五角大樓策劃的金融戰與核戰爭。中國這些年放任房地產投機，資本過度擴張，使年輕人和中年人不敢結婚和生育孩子。如果還要搞超大城市，通勤時間長達一兩個小時，年輕人哪裏還有學習和戀愛的時間？片面追求資產保值增值，片面追求人均GDP指標，不符合人民真正的安居樂業的社會訴求。中國經濟學家必須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高水平”指標，不能照搬西方教科書指標。經濟政策必須適合中國國情和國際競爭形勢，絕不能紙上談兵。

中國和西方的現實都是“混合經濟”，“市場經濟”的實際比例小於50%，甚至30%。作為物理學家，經濟學基本概念的定義和統計問題極大。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指導頂層設計，會嚴重脱離中國與世界的實際。

之前我們學習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現在弊病越來越多，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學習德國的模式。學習德式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平衡資本與勞工、大城市與鄉村、短期與長期的關係。我們需要一方面讓市場來配置資源，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在分配上兼顧資本與勞工，體現社會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