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我們將用“十四五”這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朱光耀】

2021年對於中國和全世界而言都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新冠肺炎疫情挑戰，還有新冠肺炎疫情所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是全球範圍的系統性危機。中國經受住了考驗，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率先遏制住了疫情，恢復了經濟。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是-3.5%。原來的預測還要低，是-4.4%，因為第四季度情況有所好轉，所以現在調整為-3.5%。對全球而言，這是多少年都沒有出現過的狀況了，是二戰以後全球經濟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G20成員國2020年GDP增長率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中國經濟仍然增長了2.3%，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正增長的國家。美國的數據基本也出來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是-3.4%。那麼中美之間的差距就出現了很大變化。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是14.3萬億美金，美國21.43萬億美金，中國佔美國經濟規模的比值是67%。2020年，中國增長2.3%，美國增長-3.4%，那麼中國GDP在2020年以美元計算就是14.6萬億，美國是20萬億左右，中國經濟佔美國經濟規模的比重達到70%。

美國人對此感到焦慮，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回顧歷史，二戰以後還有沒有哪個經濟體，規模能達到美國的70%？有。1995年的日本，經濟規模就達到了美國的70%。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從那以後，日美之間的博弈就更加激烈了。儘管日美在體制、意識形態方面是相當一致的，但是美國絲毫不手軟，對日本的經濟貿易進行了強力打壓。

我想，這種國家間生產力的競爭很正常，但它應該是基於規則進行的。大家要在規則的基礎上，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競爭，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樣，用非市場經濟的手段、用意識形態和政治手段進行打壓，那是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破壞。

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後的“垃圾時間”裏，還採取了一系列惡意打壓中國的政策，這實際上也是對美國自身利益的破壞，是對繼任的拜登政府製造的巨大政策障礙。比如説，特朗普對美國與中國台灣交往規則的改變，對中國新疆棉花、西紅柿的限制，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的打壓，還包括對中國一些科技公司的打壓，都是非市場的、完全錯誤的措施。

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我們怎麼樣看待全球的發展態勢？黨中央總的判斷是，和平發展仍舊是時代主題，中國發展面臨着機遇期，同時也面臨着挑戰。這是對外部形勢非常客觀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意見，變得極為重要，極具戰略意義和戰略指導性。保持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對中國非常重要，而且中國更緊密地融入全球社會，對世界和平發展也非常重要。

我們馬上就要迎來今年的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批准十四五規劃，批准2035遠景發展目標，這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為什麼呢？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科技實力，以及綜合國力，都跨上了新台階，取得了非常壯觀的歷史性成就，全面勝利完成了脱貧攻堅的偉大戰役。

而在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將會達到更高水平，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我們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而現行世界銀行的高收入標準，是12535美元，我們離這個目標只差2500美元。只要我們保持每年5%以上的經濟增長，十四五期間就一定能夠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035年，我們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怎麼評判？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告中，明確提出了一個數據指標，就是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經濟學含義是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的説明中，進行了明確的解釋，説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人均GDP翻一番。也就是説，我們的人均GDP要由目前的1萬美元，翻番到2萬美元。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以西方七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什麼水平。現在美國人均GDP是6.5萬美元，我們GDP總量佔美國的70%，但是比人均，差距非常大，6.5倍的差距。在美國之後，沒有第二個西方國家人均達到5萬美元，德國4.6萬，加拿大也是4.6萬左右，英國是4.3萬，法國和日本大概是4萬的水平，最少的是意大利3.6萬。這些確實是高度發達的國家。人均2萬美元的國家有哪些呢？希臘是1.95萬，斯洛伐克是1.94萬。中等發達國家大概就是這個水平。

我們將用“十四五”的五年時間，超過世界銀行高收入標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整體和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都翻一番，GDP總量超過29萬億美元，人均超過2萬美元。中國經濟的發展必然促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將為世界和平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我們一定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把創新放在首位。用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用我們的人才發展戰略和科教興國戰略作為重要戰略支撐，同時堅定不移保護知識產權，使得中國創新社會不斷向前發展，落實好新發展理念，這是非常關鍵的。

這個過程中，我們和世界要緊密融合，要處理好我們發展過程中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包括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同其他發達國家的關係，同時也要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緊密的團結，共同為世界的和平發展事業做出貢獻。謝謝。

以下為提問環節：

**問：**我們注意到，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利用自身優勢調整經濟結構。在現在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經濟面臨着前堵後追，我們的優勢在哪裏？應該如何主動作為？

**朱光耀：**應該説，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全球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我們人均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增長幅度也是相當大的。所以，我們正站在一個新的台階上，緊密融入全球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競爭確實是加劇了，我剛才給大家報告，中美的差距在縮小，美方感到焦慮，用各種方式對中國經濟進行打壓。

我們要正確看待這種複雜和嚴峻的外部挑戰。觀察過去兩年多的中美貿易戰，我們認為，從表層上看，中美矛盾體現在貿易爭端上，從中層看是結構性問題，美國針對的是我們的國有企業補貼、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支持等等結構性問題，這也同我們自身的改革相互交錯在一起。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談，可以通過世貿組織，通過國際多邊體系，大家共同建立規則來加以推進解決。

但最深層次的問題，是生產力的競爭，這是客觀存在的，任何一個主要經濟體，都應該正視這種生產力的競爭。因此我們必須要思考，怎麼樣引領新經濟發展，特別是在第四次產業革命呼之欲出的情況下，數字經濟這種新業態發展，對今後世界經濟走向是至關重要的。人工智能（AI）、量子通訊，都是非常關鍵的技術，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認為，這些技術事關國家安全，要跟中國脱鈎，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制約中國發展。但是這些技術同樣事關人類未來，即使涉及到國家安全，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也必須通過溝通協調，來解決我們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政策性障礙。

今天的全球化進程，確實遇到了一些複雜因素，是二戰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特殊情況。因為中國經濟同西方經濟的關係，和當年美蘇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現在中國經濟同世界經濟是緊密融合在一起的，我們要客觀承認競爭，但是也要在努力維護全球和平發展大局的立場下，來推動制定一個能夠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規則。數字經濟相關規則的制定，是其中最緊迫的問題。

2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通過社交媒體發佈農曆新年賀詞，為“所有慶祝農曆新年的人們”送上新春祝福。視頻截圖

**問：**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通過五年計劃、通過行業補貼，以及各種宏觀調控來促進經濟發展，但西方國家對這種思路一直都有質疑。從結果來看，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中國政府的這種能力從何而來？西方經濟學認為政府幹涉會導致經濟混亂，他們錯在什麼地方？

**朱光耀：**中國經濟確實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毫無疑問，在體制上我們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跟西方有所區別。但是對於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國人的勤勞和奮鬥精神，西方也都是承認的，並且非常願意同中華文明互相交流、借鑑、學習。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對中國產生了意識形態的排斥，用意識形態來替代了正常的競爭，我想這是完全錯誤的。

在同西方的交流過程中，我們一方面承諾，中國不輸出意識形態，同時我們也要堅定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要跟他們徹底講清楚中國的核心利益。恢復中國和美國，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正常交流機制，是非常重要的。除夕那天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的通話中，習主席明確建議要重建中美的各種對話機制，這是非常重要，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時符合世界和平發展的大局。過去幾年，特別是過去兩年多里面，雙方的信任受到了嚴重破壞，我們需要時間來恢復，但是持續交流、溝通是至關重要的。

**問：**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您認為接下來中國應該如何促進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

**朱光耀：**首先一個總的框架，是要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特別是在複雜的國內經濟形勢和外部挑戰下，我們加強貨幣財政政策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第一個重點，是要特別重視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財政貨幣政策在支持經濟發展、調節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發揮着關鍵作用。財政貨幣政策如何協調，現在也是全球性的問題，特別是全球利率處於極低的水平，甚至是負利率的情況下，怎麼認識財政貨幣政策，對世界所有經濟體都是個挑戰。

這裏面我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怎麼樣降低財政融資成本。從西方國家最近的數據看，儘管他們政府融資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是政府支付利息的增加幅度，要遠遠低於債務總量的增加幅度，就是因為利率不斷下降。這個態勢能持續多長，或者在什麼情況下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密切觀察。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密切觀測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因為我們國內的金融穩定，跟國際市場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雙循環的背景下，我們匯率政策的變化，也要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經濟發展總體的狀況緊密配合起來。最後就是我們的宏觀審慎框架，要真正發揮出重要的作用，為提高我們經濟發展質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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