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與科學：疫苗事關國家安全，還有哪些重大問題要解決？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疫苗與科學】

3月7日上午9時，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在會上發言。

陳薇建議，“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生命健康、生物安全等重大前沿領域系統性地謀劃重大項目佈局，建立核心技術團隊‘白名單’……建議建設特需疫苗國家技術創新中心，緊扣國家生物安全防禦重大需求，梳理‘卡脖子’技術……加強頂層設計和科學統籌……助力國家生物安全和社會穩定。”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新冠疫情尚未消退，各國疫苗大顯身手之際，陳薇院士的建議再度引發了人們對疫苗與生物安全的關注。

哪些疫苗核心技術需要加大投入？

新冠疫情成了疫苗技術的試金石，佐劑技術和結構指導疫苗設計技術大放異彩，未來中國應當加強這方面的投入。

·佐劑技術

佐劑可以減少疫苗用量（相當於降低成本），提高疫苗抗體水平，在抗體之外激發細胞免疫，對不同型別病原體產生廣譜的保護效果，延長疫苗的保護時間，提升疫苗在特殊人羣裏的效果。

現役疫苗中廣泛使用佐劑，已經有上百年曆史。佐劑主要用於非活疫苗，包括滅活疫苗、多糖疫苗、重組蛋白疫苗等。活疫苗可模擬自然感染，充分刺激人體免疫系統，所以一般不需要佐劑。

新冠疫苗技術路線中主要是非活疫苗，所以大多數情況下需要佐劑。我國滅活疫苗裏使用傳統的氫氧化鋁佐劑，效果只能説中規中矩。

史克公司的AS01佐劑在兩種重組蛋白疫苗中獲得了極佳的抗體效果。BioNTech、CureVac、Moderna的mRNA疫苗，都使用了某種脂質體納米粒技術包裹mRNA，這種脂質體包裹技術也有佐劑效應，很可能是mRNA疫苗保護效果超過90%的重要原因。

脂質體納米粒，圖片來源：chinamedical.org

我國的滅活疫苗可以考慮更換佐劑，重組蛋白疫苗也要考慮使用新型佐劑。

·結構指導疫苗設計技術

2013年，美國科學家Jason，設計出了穩定化的融合前蛋白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這一成果獲得Science雜誌評選的十大科技進展，也開啓了“基於結構的疫苗設計時代”。

在研究冠狀病毒的過程中，科學家發現S蛋白存在融合前和融合後構象，需要開發一種穩定S蛋白的技術來增強疫苗效果。

現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工作的中國科學家王年爽，於2016年發明了S蛋白穩定技術：S-2p蛋白。

王年爽參與的對SARS病毒S-2p蛋白的研究

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S-2p蛋白在4種美國疫苗，即輝瑞-BioNTech的mRNA疫苗、Moderna的mRNA疫苗、強生的腺病毒載體疫苗、Novavax的重組蛋白疫苗裏均被使用。研發中的葛蘭素史克（比利時）與巴斯德（法國）合作的重組蛋白疫苗、德國Curevac的mRNA疫苗、丹麥Medicago的病毒樣顆粒疫苗也在使用。

有很多證據表明，基於S-2p蛋白疫苗在動物試驗種獲得的抗體水平明顯高於S蛋白疫苗，這很可能是中國以外的疫苗業巨頭幾乎都使用了S-2p蛋白技術的原因。

中國目前在佐劑和結構指導疫苗設計方面處於後發態勢，而這兩種技術對於改進現役疫苗和研發新疫苗都至關重要，中國必須在這兩個領域獲得突破。

疫苗研發的頂層設計

無論是否成立疫苗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我國都確實需要建立一個疫苗研發的頂層設計規劃。

2017年，我國成立了國家免疫規劃專家諮詢委員會，主要任務是是綜合評估疫苗可預防疾病負擔和疫苗安全性、有效性、衞生經濟學評價、生產供應能力等資料，對調整國家免疫規劃疫苗種類、修訂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免疫程序等進行審議並形成決議，對國家免疫規劃重大政策提出論證意見。

專家諮詢委員會由27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專業領域包括：流行病學與衞生統計學、病原微生物學、疫苗學、臨牀醫學（兒科、傳染病、內科）、免疫學、衞生政策與衞生經濟學、免疫預防實踐等。

我認為，基於以上組織架構，再加入疫苗研發機構和生產企業的專家，就可以構成中國疫苗智囊團，制訂一箇中長期的疫苗發展規劃。這個規劃主要有3個目標：改進現役疫苗；攻堅幽門螺桿菌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艾滋病等疾病負擔嚴重的疫苗；緊盯新發傳染病動態，儲備相應疫苗研發技術，做好應急開發疫苗的準備。

從新冠疫苗的研發過程來看，有一個不可解決的瓶頸問題已經嚴重阻礙應急疫苗的研發速度，那就是：常規防疫措施太好導致國內沒有病例，驗證疫苗真實保護效果的第3期臨牀試驗不得不轉移到國外去做。

去國外做臨牀試驗在組織和管理難度上肯定遠遠超過國內，即便這次新冠疫苗做成了，也不代表今後其他新發傳染病疫苗就一定能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在疫情控制良好的情況下驗證疫苗保護效果的研發路線。

目前在英國獲批開展的新冠病毒人體挑戰試驗（Human Challenge Trials，HCT），就是我們急需的能在國內開展疫苗保護效果研究的蹊徑。對於中國引進HCT，最難的不是技術，而是醫學倫理方面的擔憂。但是，中國傳統文化鼓勵先天下之憂而憂、捨生取義的利他主義價值觀，所以中國要解決HCT涉及的倫理問題會比西方更容易。

對於致力於成為全球發展主導力量的中國來説，引進HCT解決疫苗研發中的瓶頸問題具有迫切性，引進HCT後再消化吸收，結合中國文化和效率的優勢，將其打造成一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應對未來流行病的強大科研平台，是一個理性的戰略選擇。

英國對HCT價值的理解是：英國政府將其視為提升本國在全球疫苗研發中的領先地位，以及為了應對未來疾病大流行而採取的國家重大戰略舉措。

我認為，英國的判斷基於對HCT價值的客觀認識，HCT因新冠研究而進入公眾視野，但HCT的價值絕不止於新冠。

新冠疫情證明了，傳染性疾病的應對是國家的核心任務之一，而陳薇院士的建議正是來自“火線”的寶貴總結。相信未來中國能夠發揮好自己的優勢，在傳染病防治、特別是疫苗研發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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