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宗：何為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從選舉政治走向地方管治

【採訪、整理/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今年“兩會”，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已提上議事日程，重新構建、增加選舉委員會規模及組成，為選委會賦權，是改革路徑之一。一是，選委會新增席位有望從哪些領域產生？二是，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立法會議員，直接參與及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意味着立法會選舉會發生什麼質的改變？原本延期到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否還會推遲？三是，關於愛國者治港的審核制度，這套體系怎麼建立，由誰來審核？

**何建宗：**首先，這次草案是為未來香港的選舉制度提供一個原則性和方向性的框架，改革目標是確保“愛國者治港”在立法會、區議會和選舉委員會得到全面貫徹。

過去中央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有明確要求，加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都經由中央任命，因此行政機關一直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但對於其他機構的選舉而言，提名門檻低，選舉主任對參選人的資格確認也存在把關不嚴、標準和程序不一、甚至決定被司法複核推翻的狀況。雖然香港實行由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但當極端政治勢力進入議會，癱瘓政府施政的行為越來越猖獗時，中央不可能坐視不理。此次中央出手，一步到位完善選舉制度以及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合法合理的。

當年基本法頒佈時，草委會主任姬鵬飛先生説明，香港的政治制度應該要“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因此，從基本法起草開始，國家已經充分認識到，雖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是最終目標，但絕對不是政治制度的唯一目標。純粹一人一票普選怎麼可能做到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呢？

林鄭月娥從北京返港後，3月8日出席記者會，就全國人大關於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決定作出説明。圖自法新社

反觀功能組別和選舉委員會，都是以界別或各行各業為基礎，不僅是所謂的“數人頭”。例如香港從事漁農業的人數已經相當少，但功能組別仍佔有一席，選舉委員會也有60席。如果純粹是地方直選的話，漁農業要進入立法會相當困難；現在的制度可以確保這些少數聲音和利益得到表達和照顧。從這個角度而言，選舉委員會的改組和賦權，可以更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有人説這次改動是“民主倒退”，如果以直選議席數目作為衡量民主的唯一標準的話，至少反對派是會這麼認為的；但如果我們重温姬鵬飛先生的講話，他強調的是香港要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當立法會已經被支持黑暴、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把持，當反對派議員以暴力開會、拉布七八個月等令人髮指的行為癱瘓政府施政時，我們要反思香港正在面臨什麼實際狀況？事實上，只要有兩三個議員通過暴力行為或鑽議事規則空子的方式，就能癱瘓政府施政。

因此，強調“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是下一屆立法會的第一要務。

未來選委會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包括提名和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助於均衡參與，讓更多的社會界別能有代表進入立法機關，以平衡或彌補地方直選只看票數、未能兼顧各界別利益的不足。

由於這次選舉制度改革的涵蓋面廣，而且對選舉委員本身有較大改動，包括提名和選舉立法會議員，因此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必然要在選舉委員會產生以後才能舉行；再者，之後還有一連串本地立法需要配合，相信新一屆立法會在今年九月選舉已沒有可能。

**觀察者網：**最近看到香港內部討論大多圍繞“愛國者”認定、特首產生辦法等展開。那麼，在“愛國者”要求之下，如何激發治理能力與責任擔當？對香港及香港市民來説，這是最重要的，過去對官員或公務員的評價模式是否應有所改變？其次，“愛國者”標準之下，所謂“反對派”的空間還有多少？怎麼看待現在立法會、區議會或政府公務人員中的一些所謂“反對派”？

何建宗：“愛國者”是治港者的基本要求，但不是每個“愛國者”都有治理香港的能力。夏寶龍副主席在2月22日的講話很清楚，他對特區政府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有着更高的要求，包括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擔當；胸懷“國之大者”，即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局，謀劃香港的未來；最後是要精誠團結，有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理想。

我覺得對於特區政府的官員和公務人員都應該以上述要求作考核和評價的標準。此外，官員對“一國兩制”方針，對中央和特區關係的全面準確理解，對香港政治制度特質的認識，還有與內地政府的溝通協作能力也都十分重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大灣區建設已經勢在必行，特區政府官員應該有家國情懷，對我們國家的國情有深入認識，而不是把它當做一般事務去處理。

至於“反對派”有多少空間，取決於他們是否願意維護國家的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尊重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國外不同政治黨派的分歧在於經濟利益分配和價值觀，但都必須擁護憲法、熱愛國家、維護主權。正如建制派也有偏工商和偏勞工等不同政黨。

反對派如果能夠轉化成真正的“愛國者”，日後肯定有空間為不同階層爭取利益，為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作出貢獻。“愛國者治港”不等於不可以有反對的聲音，也不等於不可以批評政府。批評政府施政或個別官員，跟鼓吹分裂國家、煽動暴亂之間的區別，絕大部分市民分得清清楚楚。

**觀察者網：**對於香港社會可能出現的爭議與反彈，有什麼準備措施？如何向大眾釋疑？

**何建宗：**香港社會一直以西方民主為典範，以選舉民主為核心，將直接選舉的比例作為衡量民主和進步的唯一標準。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肯定會引起很大爭議甚至反彈。

但是，香港是國際化都市，香港市民應該看到選舉模式和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都是“各師各法”，尤其是社會撕裂越來越嚴重，單純“數人頭”的選舉未必能夠起到凝聚共識和停止紛爭的作用。相反，選舉的過程和結果本身就很容易引起進一步的撕裂、甚至是暴亂。今年初美國國會山遭衝擊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 圖自路透社

**觀察者網：**我們經常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人大審議説明中提到“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制度”，什麼是“香港特色”，其內涵體現在哪裏？

**何建宗：**我覺得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很重要的內涵就是，從選舉政治走向地方管治。

過去香港花了太多精力處理政制改革問題、普選問題，再加上頻繁的各級議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導致社會過於政治化，對香港經濟發展及長遠規劃有研究、有見地的政治人物少之又少。管治團隊也由於社會對普選的迷思，被拖進了政治化漩渦，難以聚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

我覺得日後香港應該更着重管治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包括培養更多的政治人才、支持更好的政策研究、確保施政更貼近民眾需求，在各政策範疇都應訂立明確的、可量化的施政目標，官員應該努力為香港市民締造美好生活，並以此作為奮鬥目標。

要達到上述目標，良好的行政和立法關係必不可少。上述提到姬鵬飛先生於1990年的聲明中就明確表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

但是，過去幾年的香港亂局表明，兩個機關的關係已經走向極端、甚至是危險的邊緣，立法機關不只是制衡行政機關，甚至是不惜一切癱瘓行政機關施政，而這並不需要過半的議員，就可以發生嚴重禍害。因此，強調“愛國者治港”作為根本原則，而不是以政治觀點或個別界別利益作為劃分標準，是非常必要的。

過去，香港的政治光譜涵蓋所謂的建制派和反對派、甚至激進反對派；但黑暴事件以後，鼓吹和縱容暴力，甚至乞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和中央政治人物的派別，已經根本不可能在香港參政者的政治光譜中定位，因為他們不符合“愛國者治港”這一基本的倫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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