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梁：拜登授意成立的“中國戰略工作小組”，會研究點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成梁】

“中國戰略工作小組”，估計有些朋友還沒聽説過這個組織，但他們已經開始工作了。

根據美國國防部網站報道，3月1日，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向這個由美國總統拜登授意成立的“中國戰略工作小組”下達行動命令，要求這一小組立即開始工作，並在四個月的時間裏得出一份完整的、詳細的戰略報告。

按照美國國防部相關新聞發言人的説法，預計這份報告的內容將包括一整套對華戰略態勢分析、現有戰略審查與後續戰略動作的建議等，報告重點估計將突出切合實際、可操作性等要素。此外，出於“保密因素”，應當於今年七月份得出的這份報告將不予公佈，直接送交拜登總統案頭。

那麼，對於這一由拜登總統授意成立、奧斯汀防長直接過問、研究內容與研究成果還都屬於“高度機密”的“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咱們應當如何認知？這一工作小組的主要研究內容可能是什麼？估計將研究出些什麼“重要成果”？美國下一步對華戰略方向大體上又將走向何方呢？

咱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儘管這段時間，筆者在諸多媒體上看到了不少重視、“高看”這一戰略研究小組的分析文章，有些評論文章甚至還指出，這一戰略小組的規格“前所未有”、“高於美蘇爭霸時期”。話裏話外彰顯着中美對抗進一步加劇、乃至提升到“全方位總體性對抗”的意味。但筆者並不認同這兩個觀點：很簡單，在筆者看來，拜登總統授意下成立的“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在美國對華政治史上並不算“前所未有”，其規格也並未達到準備“全面對抗”的水平。

畢竟，就在去年5月7日，以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為首，才剛剛成立過一個“中國特別工作小組”，當時《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標題直接採用了《GOP to Launch ‘China Task Force’…》。其中的“‘China Task Force”與此次由拜登總統授意成立的“Task Force”並沒有本質區別。單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的“‘對華戰略小組’這一建制在美國政治史、對華關係史上前所未有”，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片面和健忘的説法。

同時，從拜登總統授意成立的這個”的規格上來看，筆者認為它也並未超過去年5月7日、由共和黨成立的對華特別工作組。

該工作組的發起人系眾議院共和黨領袖、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重要政治盟友凱文·麥卡錫，小組領導人則是得州共和黨眾議員米切爾·麥克考爾（Michael McCaul）。小組的15名成員均為共和黨眾議員。這一小組除得到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鼎力支持，還備受米奇·麥克康奈爾這樣的共和黨建制派大佬關注。且由於這15名成員來自於多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其研究議題也涵蓋了所謂的來自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疫情等多方“威脅”，在研究議題上具備相當強的全局性質，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用於考量“大國競爭”的小組。

而從拜登總統授意成立的“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規格與建制情況看，該小組雖由美國總統直接授意，但其“牽頭單位”卻放在美國國防部，真正的牽頭人由作為美軍軍政首長的國防部長負責。從小組成員來看，其組長為現任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的中國問題特別助理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此人政治履歷的最高層次為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期間擔任時任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算是拜登政府中的“中國通”。而根據美國媒體披露，小組的另外19名組員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部分：一是美軍各軍兵種，二是參聯會與地區司令部，三是美軍與美國政府的情報系統（如國防情報局與中央情報局等），四是美國民間智庫的高級研究員，美軍、情報系統中的官員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因此，相比由眾議院共和黨大佬們成立的“China Task Force”，這支充斥着美軍現役軍人、情報特工、加上少量民間智庫人員作為點綴、組長只是一位中層官員的“Biden Task Force”，在規格與建制上其實是有相當多不足的。

當然了，“牽頭單位”的牌子不夠硬（畢竟一個是國防部一個是眾議院）、組長的級別也有點兒低，對於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而言並不是問題。對於咱們來説，比較關鍵的問題是這一小組可能的研究方向是什麼、主要牽涉到何種內容、可能得出的研究結論又是什麼。

實際上，儘管有很多分析認為，“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研究可能是“跨黨派”、“跨領域”的，乃至成為美國政府未來四到八年時間內對華整體戰略佈局與戰略框架的起點，但筆者的看法是：相比去年五月份由眾議院共和黨團所成立的“China Task Force”，這支“戰略工作小組”的研究暫時不會牽涉到眾多領域、乃至搞出許多“跨界”動作來，其主要的對華戰略研究方向將專精於美國國防部的“本職工作”上。

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正如咱們前文提到的，從美國國防部主責成立的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人員組成來看（以一位國防部文職官員作為組長，以來自美軍軍令機構、情報機構的官員作為主力），目前僅有的、能夠確定的來自民間智庫的研究人員有兩人，一人叫梅拉尼·哈特（Melanie Hart），系民主黨背景的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級研究員；另一人叫伊麗莎白·羅森博格（Elizabeth Rosenberg），有財政部高級顧問背景，系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一名高級研究員。

左起：梅拉尼·哈特、伊利·拉特納、伊麗莎白·羅森博格（圖源：參考消息）

這兩個智庫中，只有美國進步中心的日常研究領域較為側重於“軟實力”博弈，而新美國安全中心本身就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包含軍事戰略）的核心民間智庫之一。這無疑意味着，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實際上充斥着一羣“希拉維克”或者有“希拉維克”背景的民間人士。在這種情況下，讓這些人以更宏觀的視角、更高的角度從總體戰層面上審視由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共同塑造、形成的中美大國競爭關係，筆者認為已經超出了這些人的研究能力。即使勉力為之，這樣一羣人在四個月中也研究不出什麼來。

第二，根據美國國防部網站的報道，我們也能從側面瞭解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到底要“乾點啥”。在美國國防部網站的相關網頁上，對於這支小組的主要職能進行了如下表述：“Countering Chinese efforts is the focus of the task force”，也就是“反對中國的‘努力’將成為小組工作的重點”，這當然是不用強調的老生常談了。為此“Defense officials called the task force a ‘sprint effort’ that will examine high-priority topics including strategy, operational concepts, technology and force structure, force posture and forc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ce. The task force will also examine U.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their impact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DOD relations with China”。

翻譯過來就是這一小組的優先研究課題包括戰略與作戰概念（可能偏重於戰略層面）、戰術與部隊兵力建設（偏重於戰術層面）、美軍部隊當前的戰略態勢、部隊行政管理與情報信息收集（偏重於態勢研判）等方面，重點研究這些內容是否符合“反對中國努力”的需要；次之的研究內容才包括了“美國與聯盟間的關係、中美之間的關係、兩國國防部之間的聯繫”等。這些研究內容、尤其是優先研究內容，無論如何都應當被納入軍事戰略研究範疇。

同時，考慮到拜登總統正在推進另外一項對美軍在全球的存在、戰略重點進行“重組”的總體性戰略評估計劃，也就是所謂的全球戰略態勢評估，筆者認為，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核心任務是對美國對華的軍事戰略、美軍對華的戰爭計劃與戰略態勢、可能存在的戰役佈勢、美軍新兵器與新裝備研發與裝備情況進行評估，從軍事層面上，或者説美國國家安全的層面上，評估與中國“打交道”的可能性，想方設法遏制目前正在西太平洋海區逐步佔據戰略主動地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空軍部隊，而並非延伸到全局性的“對華戰略”、“大國競爭”的層次上。

當然，軍事戰略作為美國對華戰略、大國競爭的一個主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塑造着美國對華戰略的外觀，中美軍力與軍隊戰略態勢對比，尤其是“美國認識下的中美軍事力量對比”，也必將對下一階段中美之間的總體戰略態勢產生影響。這一點我們必須承認。

在明確了這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的規格與任務後，這二十來個人能在四個月的時間裏研究出個什麼子醜寅卯來，相信就是眾人最為關心的話題了。當然，我們也確實沒有辦法對人家還沒有研究出來的內容進行準確預言，但筆者認為，我們大概可以通過這一屆美國政府對華的基本態度、這支工作小組重要組成人員以往對華的基本態度、中美兩軍目前的力量對比，大致預判一下“中國戰略工作小組”在經過四個月的工作後，出具報告的模樣。

首先是這一屆美國政府對華的基本態度。筆者認為，咱們主要看兩個人，一是現任美國總統、也是發起這一戰略小組的“授意人”拜登，二則是現任美國國防部長、也算是給這一小組“舉旗定向”的奧斯汀。從宣誓就任以來，拜登總統僅有的幾次對華戰略表態基本延續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論調，即認為中國在戰略上與美國構成“競爭關係”，但並非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美國應當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對中國實施遏制的同時，“有選擇性”地在一些次要的、分歧較少的議題上展現出對華合作的態度。

簡單而言，拜登總統的對華戰略思路基本上是美國這麼多年來對華“接觸與遏制”戰略的簡單重複，只不過為了確保與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續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遏制”的重要性。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本屆美國政府的對華關係將比前一任特朗普總統更加糟糕，兩國關係總體保持平穩、部分領域發生對抗將是主流。

而勞埃德·奧斯汀防長的情況是，此人擔任高級指揮官的經歷，主要是在2010年9月接替奧迪諾將軍擔任美軍駐伊拉克部隊總司令，在2012年1月就任美國陸軍副參謀長，2013年3月就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成為美軍在中東地區、中亞地區最高軍令首長。在2016年以四星上將的軍職退出美軍現役。縱觀他的服役經歷，其人長期深耕於美軍中央司令部戰鬥序列，主要的作戰對手與假想敵包括阿富汗塔利班武裝、伊拉克政府軍、敍利亞阿拉伯軍隊、伊朗軍隊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俄羅斯空天軍駐敍利亞特遣航空旅等。他對於東亞與印太地區的戰略態勢可能並不瞭解，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實力也不瞭解。

勞埃德·奧斯汀（圖源：中國日報中文網）

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人的基本態度將對奧斯汀防長的對華認知產生極為關鍵的影響：一是作為奧斯汀防長“老闆”、得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拜登總統，二是作為奧斯汀防長中國事務助理、也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組長的拉特納。

其次是“中國戰略工作小組”組長拉特納和相關組員的對華態度。筆者認為，伊利·拉特納的對華戰略態度上比較傾向於一個弱化版的特朗普，一個強化版的拜登：一方面，拉特納能夠比較明確地認知中國在東亞地區對於美國遠東地緣政治形勢的破壞，且能夠在印太戰略的高度上要求採用綜合性的手段同中國展開“戰略競爭”，重塑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而另一方面，拉特納又不同意與中國完全“脱鈎”，認為與中國的強行脱鈎事實上是在損害美國自己的影響力，且可能對美國經濟造成損害，故而正確的對華戰略應當基於所謂的“調整與重塑”的原則進行。

如果這一原則與認知能夠貫穿於這一戰略研究小組工作的始終，且不受到美軍體系、美國情報系統內極端反華派別的影響，那麼可以預見的是，出自拉特納手中的這份報告，將極有可能是他原先觀點的重複與強化，也即是在對華的軍事戰略上重新回到奧巴馬政府時期“亞太再平衡”這一戰略方案的基本戰略佈勢裏去。

而被拉特納觀點所影響的奧斯汀防長、與奧斯汀防長保持一致的拜登總統，將可能會重新依據“亞太再平衡”的套路展開美軍在東亞的戰略佈勢。這意味着美軍在未來三、四年的對華軍事戰略與行動模式可能會與2013年到2016年的美軍比較相似。但在部分行動上，諸如陸基、海基新型高超音速彈道導彈的研發、新型驅逐艦項目的開發、對中國周邊部分國家的戰略聯動上，將會比前幾年更具緊迫性與壓迫性。而與之相呼應的是，中國周邊部分國家的行動也將更激進，更難以預測，這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最後，筆者認為，其實對於中國來説，咱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行動來對當下的美國政府“實施塑造”，尤其是在目前的拜登總統對外策略尚未成型、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特朗普吃下去的紅利不想吐出來，特朗普放棄的利益也想收回來”的既想好又想巧的謎之思路的情況下，我軍完全可以通過適當地展現出自己的戰略行動能力、自己對於第一島鏈乃至第二島鏈內目標的強大壓制能力，對當前的美國保持足夠的戰略壓力。

這樣以來，中國既能夠促使這麼一個“中國戰略工作小組”認清當前真實的中美力量對比、避免在基本的態勢評估上發生誤判，又能夠促使拜登政府早日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把任何一個看起來“有點兒面”的目標當作大肥羊薅，促使中美關係早日轉向於我有利的方面。總之，中美關係作為長期的、鬥爭與合作並存的大國關係，值得我們長期保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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