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蘭茶、張謙和：這次，印度對中國製造中心地位的挑戰是認真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蘭茶、張謙和】

“四方對話（Quad）將檢驗以印度為中心的供應模式”，這是印度《經濟時報》3月12日Quad線上會議後刊發文章的標題。

當天，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蔘加Quad線上會議，成為該機制建立以來的首次首腦峯會。

此次會議上，除了重彈“自由開放印太”的老調，以疫苗增產為代表，強化產業鏈供應鏈彈性也是受人矚目的優先議題。《經濟時報》所言的“以印度為中心的供應模式”，實際上是指四國計劃在疫苗生產上深化供應合作，以此平衡中國的“疫苗外交影響力”。

具體而言，美國負責疫苗研發，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共同為相關計劃注資，而擁有全球最大疫苗製造能力的印度將負責疫苗生產。儘管Quad宣稱的生產協作計劃目前僅涉及疫苗，但四國完全可能按照這一分工，向其它領域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協作，促成“擺脱對華依賴，以印度為製造中心”的新印太地緣經濟戰略框架。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的《美國印太戰略框架》，早就計劃以安全與經濟“雙輪驅動”方式推動落實“印太”戰略，但是由於四國政策分歧、利益分化，再加上目標模糊、缺乏抓手，導致“印太”框架下的產業經濟議程長期滯後于軍事安全議程。此次Quad峯會之所以不同凡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其以“疫苗合作”為支點，聚焦產業鏈供應鏈問題，並明確突出印度潛在製造中心的地位。

那麼，印度真能為這曲推拉不止的“對華切割替代”探戈畫上休止符嗎？

Quad線上會議（資料圖/ANI）

一、印太戰略謀求“雙輪驅動”

遏制中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是“印太”概念成型的關鍵——防止中國崛起為印太地區主導性經濟力量和單一基礎設施供給者。

然而，長期以來“印太”框架下Quad等活躍多邊協調機制幾乎完全由軍事安全因素主導，同一時期經貿倡議，如亞非增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印太經濟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等，則因缺乏實質進展而乏善可陳。軍事安全議程推進長期快於經濟貿易議程的現象表明，“印太”戰略未能通過“雙輪驅動”實現全面發展。

造成兩者“温差”的原因在於政策邏輯自洽與否。

儘管澳、日、印等國出於自身軍事安全訴求考量追隨美國，以較低成本在“印太”框架下形成合力，實現遏制、對抗中國的目標。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上述國家均對華保有不同程度密切的經貿聯繫，因此很難在維護各自經貿利益的過程中對華採取一致立場，遑論完全排斥中國並做到徹底切割。

因此，在“印太”框架下，軍事安全領域議程因政策邏輯自洽而進展較為順利，但地緣經濟則因政策邏輯自相矛盾而遭遇重重掣肘，進展總體滯後。

然而，“雙輪驅動”2020年以來似乎獲得突破。

在軍事安全方面，Quad升級至部長級對話以後，最近又進行了首次領導人峯會；美日印、日澳印、美澳印等小多邊機制也陸續產生或升級；澳大利亞2020年11月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演機制，表明美日印澳對華防務協調已達空前水準。

而在長期滯後的經濟貿易方面，上述國家除針各自對中國推出“脱鈎”、“斷鏈”政策外，還在基建、數字、產業等領域通過“藍點計劃”“清潔網絡”“彈性供應鏈”“繁榮網絡”等倡議對中國進行合圍施壓。

上述國家敢於放手對華施壓示強、“印太”地緣經濟議程在2020年得以突破，原因並非相關國家對華依賴已大幅降低，更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相關國家產生政策衝動：

一方面，特朗普力度空前的極限施壓政策，客觀上鼓動日、印、澳等國“追隨”美步伐對華實施經貿示強，使它們能夠在確保中國反擊風險較低後，採取“搭車”戰術攫取各自所需利益，換取美國戰略回饋。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不僅向相關國家揭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依賴中國的潛在威脅，更使它們產生在經貿領域趁疫情之機聯手施壓、合圍敲打中國的政策衝動。

二、印度與印太地緣經濟戰略框架

在主要“印太”國家中，印度常因地位特殊而扮演關鍵角色。

在軍事安全領域，美國早已通過雙邊條約和日本、澳大利亞結成軍事聯盟，因此“印太”戰略的軍事安全基石並非是以美國為中心，同時輻射日、澳、印的典型“輪轂-輻條”聯盟結構，而是以美日澳為戰略發起方，以印度為戰略接受方的“3+1”結構。

因此，“印太”軍事安全安排的路徑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印度的選擇。只有印度積極配合美日澳推進實施“印太”戰略，美國才有可能以Quad為基礎建立印太地區基礎安全架構。如果印度始終恪守戰略自主，在中美之間保持等距離外交，則“印太”軍事安全安排就會因無法突破美國現有聯盟體系而毫無新意。

自恃為關鍵“+1”因素，印度決策層此前長期懷抱“好處照單全收、代價儘量逃避、騎牆待價而沽”的機會主義心態。印度決策層長期認為，美日澳為遏制中國理應且勢必扶植拉攏印度，因此無需表現得過於積極主動，只需附和表態即可達到最佳效果。

在印度決策層看來，這種消極合作、靈活響應、若即若離的策略，一方面能充分放大自身“+1”的特殊優勢地位，撬動美日澳儘可能多的資源扶植，另一方面也能維持一定戰略自主性，並標榜與美、日、澳並非沆瀣一氣，以此保留對華協調甚至爭取讓利的可能性。這種“兩頭下注”心態使印度態度遊移不定。

這一點同樣映射在經濟貿易領域。

美、日、澳均位列發達國家，不僅經濟發達程度遠超印度，在產業形態、市場準入、規範標準等方面，也享有不同於印度的訴求。這些國家也已形成聯繫緊密的經貿網絡，對印太區域內貿易總量貢獻佔比保持高位。儘管美國在特朗普政府主導下已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但拜登政府已對重返“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表示濃厚興趣，這意味着美、日、澳三國抱團趨近加強。

反觀印度，其“東向行動”自成一系，除加強對日澳雙邊合作外，也密切與東盟關係，更致力於推動由自身主導的次區域合作，使得“印太”地緣經濟也呈現“3+1”結構。

因此，“印太”地緣經濟目標能否實現，關鍵在於印度的態度和實力。只有印度甘願融入美、日、澳經濟集團，並獲得足以取代中國的實力，四國才有可能有效排除對華經濟依賴，實施真正能有效遏制中國的經貿措施；但如果印度仍態度遊移或實力不濟，那麼“印太”地緣經濟議程就只能停留在構想層面。

值得關注的是，印度自2020年以來向美日澳加速趨近。在軍事安全方面，以2020年10月簽署《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協議》為標誌，印美已達成4項基礎軍事協議，使雙方戰略協作達到“準盟友”水平，並在防務領域深度綁定。

在經濟貿易領域，印度風格轉化更顯劇烈。莫迪政府2020年初以來，已針對中國在經貿領域推出強度空前、範圍空前、聲勢空前的強硬政策，接連實施限制中資赴印、阻斷中貨進口、打壓工程招標、封殺數字軟件等舉措，幾乎涉及雙邊所有經貿互動領域。這宣告着印度似乎已放棄“戰略自主”策略，徹底投向美、日、澳，借對華示強納投名狀以換取美經濟扶植。

那麼，印度“一邊倒”的抉擇，是否意味着“印太”戰略能夠實現安全與經濟“雙輪驅動”？

三、印太經濟戰略框架的未來展望

未來一個時期，美日印澳四國在地緣經濟領域抱團需求將持續上升。除了印度因2020年對華示強和主動退出RCEP在經貿領域對美、日、澳更為倚重以外，美日澳也都期待圍繞印度向“印太”框架注入更多經貿元素。

美國方面，拜登政府強調聯手盟友對中國展開針鋒相對的競爭，並在產業科技、供應鏈關鍵環節進一步排擠中國。在美國未加入RCEP且重返CPTPP仍有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為確保美國域內地緣經濟影響力，可能更強調“印太”框架的經貿價值，進一步發揮印度在對華經濟競爭中的特殊價值。拜登任命強調對華全方位競爭的中國問題老手庫爾特·坎貝爾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印太事務協調專員即是信號。

日本歷來借重經濟手段滿足其政治和安全目的，因此樂見“印太”更強調經濟議程，尤其期待其長期深耕的印度未來逐步替代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心和消費市場，並希望引導印度重返RCEP，使其扮演更重要的地緣戰略角色。

澳大利亞2020年對華摩擦不斷，暴露出其大宗商品和服務出口過度依賴中國需求的弱點，在此背景下印度成為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備選市場。顯然，印度經濟的繁榮程度與其對中國產業及市場的替代效果高度相關。

儘管美日印澳都樂於推進“印太”地緣經濟議程，但印度作為其中關鍵環節，其自身的能力和意願缺一不可。印太地緣經濟戰略能否從以“疫苗生產”為主的雛形階段向全領域發展，完全取決於以製造能力為代表的印度經濟實力能否顯著提升。印度經濟的“能力短板”，或將是美日印澳地緣經濟整合的最大軟肋。

例如，在2020年“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風波”中，莫迪政府趁疫情襲擾中國，極力鼓動、誘導跨國企業離華赴印，企圖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核心地位。莫迪政府此舉不僅得到日、美政府的支持與配合，還同日、澳聯手推出“彈性供應鏈”倡議，旨在以機制化平台將中國排除於全球供應鏈之外，但結果卻乏善可陳。

最終，莫迪政府不但未能大規模虹吸在華製造業企業赴印，反而因自身疫情管控不力，淪為全球經濟表現最差的國家之一，其最富競爭力的製藥、紡織等產業甚至因供貨困難出現訂單流回中國的情況。此外，莫迪雖不斷推動用工制度、徵地制度改革，但實際效果仍有待檢驗。莫迪政府農改法引發的持續大規模農民抗議，更表明印度改革前景遠非一帆風順。

印度農民抗議現場

鑑此，印度憑藉當前產業實力和經濟基礎，仍難扮演替代中國的角色。四國深陷“遏制中國卻仍依賴中國”的邏輯悖論，這正是“印太”地緣經濟議程長期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主因。

不可否認的是，在“印太”框架下，印度確實擁有極佳的發展機遇窗口。以此次疫苗生產合作為例，作為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國的印度目前已為69個國家提供了5830萬劑疫苗。“四國對話”確立的疫苗生產計劃，將進一步加大印度疫苗生產能力，擴大印太疫苗供應能力，進而強化印度“可靠藥品製造大國”的聲譽。

而在更為廣泛的領域，美國可為印度產業發展開放龐大市場需求和尖端技術支持；日本則可以取代中國為印度提供基建、產業、技術應用方案，並供給較為優惠的長期資本；而澳大利亞則能夠為印度提供工業化所需的各種原材料，尤其是鐵礦石和煤。

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如果印度內部改革取得突破，就能大舉借重美、日、澳聯動之勢，撬動自身跨越式發展所需動能，不斷朝取代中國的總目標邁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高度警惕“印太”地緣經濟整合產生的風險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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