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法家“刻薄少恩”？不少是從儒家學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正】
儒法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論題。一直以來，“刻薄少恩”是法家飽受詬病的一點。可當這個評價施之於這一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政制時，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刻薄少恩”的政制是什麼樣的政制？法家思想天生“刻薄少恩”嗎？
我們不妨從商鞅説起。
刻薄少恩，還是不畏權貴？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因病去世，享年四十有三。孝公在位近24年，變法圖強，為秦國一躍成為霸主奠定了基礎。他的不幸去世，關乎到另一位名人的命運。此人就是商鞅。二十多年前，商鞅隻身入秦，與孝公暢談“彊國之術”，“語數日不厭。”君臣兩人相知相悦，可見一斑。
這二十年來，孝公對商鞅言聽計從，榮寵有加。《戰國策》甚至説孝公臨終時有意傳位商鞅，因後者推辭而作罷。這段記載應為外人演繹，但它多少反映出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的地位。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商鞅身為外來户，卻位極人臣，單憑這點就足以令他飽受妒忌。
秦孝公去世前五個月，貴族趙良就曾規勸商鞅功成身退。他説道：
“您出一次門，需要幾十輛大車跟隨，車上帶甲士兵全副武裝，貼身警衞隨從寸步不離，持矛操戟之武士從旁開道。這些警衞措施缺少一樣，您都不敢出門。……你還不知足，仍要貪圖商於（商鞅的封地）的財富，把持秦國的政教，積蓄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捨棄賓客而不能當朝，秦國要收拾您的人，難道還少嗎？”
趙良提醒得不錯，孝公去世不久，他的親兄弟，也就是繼位新君秦惠文王的老師公子虔，就發動了一眾親貴誣告商鞅謀反。按照《史記》的説法，商鞅一路逃亡到邊境，想要住旅店，店家不知此人是誰，就回答他：“按照商君的法令，住店的客人沒有證件，店主要負連帶之罪。”商鞅無奈嘆道：“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
黴運遠遠沒有結束，商鞅好不容易逃到魏國，魏國人都怨恨他當初靠不講信用，欺騙公子昂而打敗魏軍，不肯收留他。商鞅只得計劃經由魏國逃往他國，沒想到魏國人做得更絕，他們擔心秦國藉口報復，索性把商鞅趕回了秦國。商鞅走投無路，只能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很快被前來討伐的秦軍殺死，就這樣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
這還沒完，大抵秦惠文王不夠解恨，不僅將商鞅五馬分屍，還誅滅商鞅全家。一代大改革家落得死無全屍，絕嗣滅族的下場，着實令人扼腕。
人主生前，作威作福，人主身後，慘遭清算，這類例子古今中西，比比皆是。從大權獨攬，到身死族滅，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商鞅的遭遇本不算特殊。然而，這段故事在司馬遷筆下卻極為傳神，以至於令人懷疑其中是不是存在文學虛構的成分。比如後世史家怎麼知道商鞅住店遭拒時，會發出什麼樣的感慨？太史公彷彿身臨現場，不很可疑嗎？
司馬遷像
不過這些還是表層，《商君列傳》頗多讖語，用今人的話説，倒像是個寓言故事。司馬遷告訴讀者，真正殺死商鞅的人既不是公子虔，也不是秦惠文王，恰恰就是商鞅自己——此人一出場就預示了其結局。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史記•商君列傳》）
“刻薄少恩”是司馬遷對商鞅的基本評價。這一性格決定了商鞅的成功，也造成了商鞅的失敗。因為“刻薄少恩”，商鞅才能毫無顧忌地推動改革，才能不念舊情地詐騙魏將公子昂，為秦國攻取河西戰略要地。也正是因為“刻薄少恩”，商鞅不僅在內結怨於親貴，在外樹敵於諸侯，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就他個人而言，“刻薄少恩”當然造成了悲劇，但對於秦國而言，卻有大大的好處。因此在國學大師章太炎看來，這一性格反而凸顯了商鞅不畏權貴，堅持原則的高尚品質。“辱大（太）子，刑公子虔，知後有新主，能為禍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閲。烏乎！其魁磊而骨鯁也。”
章太炎
不管太子也好，王叔也罷，只要觸犯法令，一律與庶民同罪，這還不夠魁磊骨鯁嗎？同理，儘管商鞅欺騙公子昂十分不道德，但我們也完全可以為他辯護説，這是為了國家大事而拋卻私誼，是公而忘私的表現。
司馬遷與章太炎，一件事實，兩番評價。不過太史公終究是太史公，不僅是偉大的史學家，也是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司馬遷接着評價道：“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商鞅的性格倒在其次，關鍵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實踐同樣“刻薄少恩”。
思考儒法關係，別太“二極管”
漢儒桓譚有言：“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衞鞅受之，入相於秦。”這部《法經》集各國法律之大成，據説是我國目前已知的第一部系統性的成文法典。考慮到當時中國正處於從習慣法到成文法的歷史轉折時期，説此書是一部制度改革大全也不為過。
商鞅“彊國之術”來源於李悝之《法經》，已得到主流學界的承認。例如錢穆便稱：“（商鞅）其變法，令民什伍相牧司連坐，此受之於李克之《法經》（按，原作‘網經，疑誤’）也。”
《漢書》則説李悝（克）乃“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從這個角度來説，商鞅系子夏之徒孫，與另一位大改革家吳起同出一門。因此郭沫若稱：“商鞅是李悝的學生，與吳起同是衞人而年輩略後。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時代儒家氣息十分濃厚的空氣中培養出來的人物，他的思想無疑也是從儒家蜕化出來的。”
這話多少提醒我們，在思考儒法關係時，最好不要模仿宋明理學家的惡習，不要動輒逼人在“利”“義”之間選邊站，並把自己討厭的人統統歸為“管商申韓之徒”。亦如我們在討論現實政治或社會問題時，切不可像某些公知那樣人為地刻畫人權/主權的二元對立，或把任何不同意其觀點的人統統斥為“極左”，彷彿今天的社會仍然停留在“清算三種人”的時代。
再來説説子夏。關於子夏，荀子講過一個故事：
子夏家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荀子•大略》）
説的是子夏這人窮得叮噹響，穿得破破爛爛。有人勸他出來做官，子夏回答：“傲視我的諸侯，我不做他的臣子；傲視我的大夫，我不再見他。柳下惠穿得跟看後門的人差不多，因而不被人懷疑，這不是一兩天的傳聞了。爭奪此等小利而失掉操守，有如抓住了指甲而丟掉了手掌。”荀子讚揚子夏像“古之賢人”那樣“自嗛其行”，“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其實荀子對於子夏的態度很有趣：一邊高度讚揚其“嗛”，另一邊卻痛罵其“嗛”。“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可以想見，這種自命清高的態度着實令荀子既敬又惱，所敬者，蓋因子夏知禮樂，守節操，所惱者也不難理解。相較於孟子往來於魏齊之間，子夏“終日不言”，於天下何有益哉？
這位“不仕不言”，既不作卿士也不當謀臣的子夏，小孔子44歲。孔子晚年返回魯國，傳《易經》，作《春秋》。子夏正是這一時期孔子的入室弟子。按《論語》的説法，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説明了什麼道理？孔子回答：“繪事後素。”子夏立即舉一反三，“禮後乎？”（禮樂也產生於仁義之後嗎？）孔子聽後十分開心，連連讚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這個小小的例子足以反映出子夏聰明伶俐，才氣過人。
《史記》載：“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又説：“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可見子夏不僅為魏文侯培養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自己也曾教導過文侯。
瞭解戰國史的讀者當不會質疑，這位魏文侯可稱得上當時頭號改革家。按照太史公的説法：“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幹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秦國人之所以不敢伐魏，當然不是因為魏文侯宅心仁厚，而是當時的魏國太強大——不特甲士冠絕天下，軍事技術水平和軍隊的專業化程度，走在列國之前，其內政治理更是有聲有色。除了上面提到的吳起和田子方、段幹木、禽滑釐等人，還有李悝、翟璜、樂羊、西門豹等一大批卓越的人才效命於魏侯。
這些人幾乎都是子夏在西河地區的學生，他們也被後世學者統稱為“西河學派”。由此可見，儘管子夏本人“不仕不言”，但絕不代表他沒有王佐之功。需要強調，跟後來的荀子一樣，子夏雖為儒家，卻教出了一大批法家學生。
漢儒稱：“經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據説，不僅《毛詩》、《易傳》傳於子夏，《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出於子夏，《左傳》也很可能跟他有關。換句話説，子夏既是一名詩學家、易學家、禮學家，更是一名春秋學家。
大抵在古人看來，《春秋》這部經書似乎有種特殊的魔力。相傳關二爺之所以深明大義，就是因為他熟讀《春秋》，以至今天的關帝廟還以關公讀春秋的坐像為標準造型。
“夜觀春秋”關帝像，圖自新華社。
晚清時期，康有為等維新人士更宣稱自己從《春秋》中找到了大同民主的真理。不過這裏需要特別指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也記載過子夏本人關於《春秋》的一番話：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奸之萌。”（《韓非子•外儲説右上》）
用今人習慣的話説：《春秋》教導我們，對於威脅國家安全穩定的奸佞之徒絕不可存有一念之仁，必須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法家那一套，不少出自儒家
關於《春秋》之大旨，曾親炙於大經學家董仲舒的司馬遷心知肚明：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太史公自序》）
引文所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云云，可知前引《韓非子》所載子夏之言，絕不是法家杜撰。
今人一講起儒家，彷彿就是一羣滿嘴仁義道德卻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學究，殊不察古之士君子嫺習禮樂射御書數，招之即能上陣殺敵，況夫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又哪裏是影視劇裏搖頭晃腦的書呆子模樣？
關於孔子，《韓非子》還舉過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韓非子•內儲説上•七術》）
“棄灰於道者，刑。”這個有關孔子主張嚴刑峻法的例子，到了漢儒劉向手裏，卻被挪用到了商鞅頭上：“今衞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
漢儒習慣於誇大秦政的酷烈程度，然而這番話大體已被出土秦簡證偽了。不過從孔子主張嚴刑峻法到商鞅實踐嚴刑峻法，同一個案例的不同説法，是不是能夠為我們思考儒法關係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呢？
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
亂臣賊子之所以懼怕《春秋》，恐怕不只是因為《春秋》行褒貶之事，讓他們在史書上留下不好的名聲，更在於《春秋》講授了專政的道理，否則僅憑文人諷議怎麼能跟“禹抑洪水”或“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相提並論？
莊子説：“《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有言在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正名分是禮樂春秋的基本前提。對於此節，荀子發明最詳：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
確定概念、劃定名分是王者該做的事，倘若概念規範、名分清晰，人羣或事物就能分辨得明明白白。某些玩弄修辭、模糊概念、淆亂名分之輩，擅長迷惑羣眾，使羣眾陷入無謂的是非爭論之中，以滿足他們的利益。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大奸，其罪過類似於偽造符節或變亂度量。
名分對於規範和秩序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大抵在禮學家、春秋學家看來，世界天然就有某種秩序結構，每個人、每件事，甚至每個物品在這個秩序結構中都有固定的位置。什麼人在什麼位置就該做什麼事。
一個人稱為老師，有“老師”之名，就該有老師的樣子；一個人稱為學生，有“學生”之名，就該有學生的樣子。君主就要有君主的樣子，臣屬就要有臣屬的樣子，人民就要有人民的樣子，所有人都要遵循這種秩序結構，不能僭越，不可躐等。
郭沫若説：“前期法家淵源於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禮制的一派。禮制與法制只是時代演進上的新舊名詞而已。”説這番話時，郭沫若心中法家的典範是商鞅。《商君書》説：“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禮法以時而定。”
誠然，先秦法家這番論説尚且不能跟歐洲近代的歷史主義相提並論，但它至少表明：儘管法家揚棄了永恆的“先王之道”，不再像其儒家老師那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卻毫不妨礙他們把儒家對禮樂之秩序性和規範性的強調推到了極端。用今人的話説，法家抽調了禮樂秩序的道德內涵，把它變成了一台嚴絲合縫的冰冷機器。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韓非子》甚至舉過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極端例子：
昔者韓昭候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説，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韓非子•二柄》）
韓昭侯宿醉。掌帽官見狀，擔心昭侯着涼，把衣服蓋在他身上。昭侯舒舒服服一覺醒後，發現身上蓋着衣服，就問左右是誰幹的。左右回答“掌帽管”。昭侯因此同時處罰了掌帽官和掌衣官。處罰掌衣官，是因為他沒有履行職責，及時給君主蓋衣服，處罰掌帽官，是因為他越權，幹了本該由掌衣官乾的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看，殺死商鞅的與其説是秦惠文王、公子虔，倒不如説是他一手推動建立的秦政，否則他何至於感慨“為法之敝一至此”？膽敢觸犯秩序者，雖貴為太子首傅、右傅者，照樣斧鉞加身，何況一客卿乎？
楊立華教授由是描述法家的主張：“在這裏，臣民必須像物件一樣，安於他們被擺放的位置。任何逾越界限的舉動，無論其動機如何，都將受到嚴厲的懲處。為了使每個人的職責範圍有明晰的界定，任何兼職都將被嚴格禁止”。
誠哉斯言！然而法家這一套不正是從儒家那裏學來的嗎？倒是大史學理論家章學誠目光如炬：“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類似的思想史轉變還出現在清代。乾隆年間三禮學復興，戴震、程瑤田、凌廷堪、汪中、焦循、阮元等一干江浙大學者紛紛從事禮學研究。這些學術成果沒能恢復三代之治，卻為晚清時期的羣學和國家有機體理論提供了思想資源。順便説一句，“富國強兵”一語典出《商君書•壹言》。
總之，如果從秩序的權威性出發，我們可以對商鞅之死與儒法之辨做以上解讀。而在下篇中，我們將從國家機器與歷史理性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討“刻薄少恩”的真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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