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鵬鯤：“我國處於全球製造業第三梯隊”，為何引發巨大爭議？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餘鵬鯤】

“在全球製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中國處於第三梯隊，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在前些日子閉幕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委員關於我國製造業現狀的發言，引發了持續的討論和熱議。贊同者主要是贊同的是苗圩委員對中國製造業問題的評估，而反對者認為該説大而無當，更可能導致錯誤的輿論解讀。

那麼，中國處於全球製造業的第三梯隊，到底有沒有依據呢？

支持第三梯隊説的研究已非單純的製造業視角

苗委員的説法是有根據的，很多人指出他是從2015年起才開始對外表達這一觀點的，同一時間認為全球製造業分為四個梯隊，而中國處於第三梯隊的還有“製造強國發展指數”。

2013年，由中國工程院、中國工信部、國家質檢總局牽頭，會同有關單位共同開啓了“製造強國戰略研究”重大諮詢項目（一期）。2015年正是研究成果“製造強國發展指數”第一次發佈的時候，後來該項目又陸續開展了二期、三期，現在已經是第四期了。

從那時起至現在，“製造強國發展指數”都將中國製造業排在全世界的第三梯隊中。為了將製造強國的發展程度轉化為一個具體的數字，該研究提出了製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其中一級指標包括規模發展、質量效益、結構優化、持續發展。其中規模發展的權重是最低的，只佔19.5%，質量效益的權重是最高的，佔到29.3%，結構優化的佔比與之類似，為28%。

製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

可以想見，“製造強國發展指數”是有意識地淡化了規模和體量的因素，更多地從效益和人均的角度觀察中國製造業。和簡單地從“比大小”的角度研究中國製造業相比，這種方式也並無不可，甚至更具備借鑑意義。該研究最大的問題在於，將不是製造業的問題也納入製造業考評中，甚至還希望通過這些指標來衡量中國製造業的發展。

製造業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是“製造強國發展指數”的一級指標，自2019年以來受中美貿易衝突以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有所下降。但誰能説更加自強的中國製造業反而被削弱了？尤其是削弱的還是規模發展方面的指標。

再以質量效益指標中的一國製造業擁有世界知名品牌數為例，這就更不合理了。品牌擁有超越品質的力量，誰能掌握世界知名品牌，充分發揮品牌的溢價，和製造業技術先進與否關係不大，更取決於傳統慣性、國際話語權和文化影響力。

除中國外，“製造強國發展指數”主要對比了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韓國、巴西、印度。在各項指標中，除了規模發展外美國均為第一，但除了雅詩蘭黛和蒂芙尼之外，美國偏偏缺乏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與之相反的是法國就有很多，甚至連“製造強國發展指數”沒有單獨拿出來對比的意大利和瑞士也有不少。歷史上曾經是第二大製造業強國，甚至和美國咬得很緊的蘇聯更是一個世界知名奢侈品品牌都沒有。

“製造強國發展指數”劃分的全球製造業梯隊

當然，奢侈品品牌只是世界品牌百花苑很小地一個品類，但以小見大，其他品牌在全世界的的流行規律是類似的。不然很難解釋為何“MADE IN CHINA”的智能馬桶蓋在日本就受到中國遊客的瘋搶。

此外單純地改善銷售利潤率、製造業研發人員佔從業人員的比重、單位制造業增加值的能耗，在當前的中國都不利於實現充分就業和改善勞動條件。如果多創造幾百萬個體力勞動崗位，反而使得這些指標有所下降，那麼這些指標的合理性非常值得商榷。

苗圩委員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

既然説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只能排三流的説法不盡合理，為何苗圩委員的委員的話還是引起了相當的共鳴。筆者認為，苗圩委員客觀負責的指出了制約中國製造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獲得大量網民，尤其是製造業從業者認可的重要原因。筆者將其摘錄整理為以下5點。

1.基礎能力依然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2.全社會對加快發展製造業並未完全形成共識，有的人只注重新興產業、更有人認為可以用服務業代替製造業拉動整個經濟增長。

3.企業公平競爭機制尚不健全，一些隱性的市場準入限制依然存在，企業税費負擔依然較重，金融對製造業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強。

4.科技與產業“兩張皮”問題尚未有效解決。

5.創新型、高技能等高素質人才佔比明顯偏低。

上述這些內容中的1、4、5三點均為老生常談，不必再提。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之後，中興休克、抖音海外版差點賣身以及麒麟芯片一度絕版，都使得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製造業的這些問題，有痛切的體會。在製造業從業者看來，2、3兩點的針對性也非常強。

2020年的國慶獻影影片《我和我的家鄉》講了五段鄉村建設故事，竟然有四個鄉村都把發展旅遊業作為脱貧成功的密碼，唯一一個沒有搞旅遊業的鄉村，也是影片中最後發展相對最差的。影片中的這種邏輯，是現實存在的投影，又構成了某種絕妙的諷喻。

在現實中，某些縣不正熱衷於修景點、造奇觀，乃至於最終負債幾百億嗎？一些城市，也沒有太大的出息，熱衷於錢生錢的土地財政，以至於房地產生產的相對過剩，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秩序最大的風險。

這些鄉村和城市並非不願意發展製造業，甚至盼望着發展製造業，但現實是很多地方無法有效發展製造業，甚至也沒法在不負債經營的情況下探索旅遊業。對於這個問題，《我和我的家鄉》中有編劇的思路是《天上掉下個UFO》，這種橋段也只可能出現在電影中了。

《天上掉下個UFO》是《我和我的家鄉》中最具魔幻色彩的橋段（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造成這種現象，有思想認識的原因。同樣能提高GDP、產生政績，發展服務業為什麼不行？甚至於在很多地方，發展以房地產金融為主體的服務業，早已是當地拉動經濟增長“行而不宣”的秘密了。此外適合發展製造業的地區畢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只想當紅花，不要做綠葉，將造成過度競爭，甚至無效競爭，這些確實是需要國家意志進行協調和統籌安排的問題。

“企業税費負擔依然較重”和“金融對製造業的支持力度亟待加強”與發展思路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傾向於在實際上將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作為重要發展方向，那麼投資和政策肯定會發生傾斜。相對地，製造業能獲得的支持就少了，税費較重和缺乏融資渠道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還是其他產業的虹吸效應在發揮作用。

爭議是怎麼產生的？

如果苗圩委員只是指出這些問題，我相信認可者會更多。因為這些都是日常經濟生活中可以感受到，並可通過定性分析得到的結論，而“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的論斷則不然。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制定五年規劃的優越性已經被事實證明了。然而即使彙集全國智慧，五年規劃中的指標也不是全能完成或者超額完成，有極少數規劃最終還是達不到預定目標。隨着規劃時間的延長，規劃還會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偏離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對30年後進行預測其實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是務虛的內容。政協會議邀請五湖四海的兩千多名代表齊聚一堂共商國是，可謂是時間緊、任務重，插入這樣參考意義有限的內容難言合理。

此外，馬克思曾經説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苗圩委員的提議包括“製造強國評價指標體系”，對提升中國製造業的含金量遠不如之前指出的問題。

提升中國製造業的目的不應該是提升中國製造業水平本身，應當服務於國家戰略需要。確定評價指標時，是否也應該主要反映國家戰略需要的要求？至少中國在航天、航空、芯片、光刻機等領域未能在國際市場佔據一席之地以前，筆者看不出發展這些產業能明顯地提升我國的製造業分數，評價指標最忌只反映結果而忽略過程。

包括前面苗圩委員指出的問題，例如金融業不願意投資製造業的問題，其實更多地也屬於結果，而非原因。和部分“只為稻粱謀”的議案相比，對中國製造業提出反思和建言體現了憂國憂民的襟懷，值得肯定和支持，但正如馬克思所説“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中國製造業到底是不是三流水平，實現製造強國目標到底需要多少年，雖然具備相當地話題性，實際上和發展中國製造業的關係卻沒有這麼大。委員的建言還是應該關注一些具體的、短時期內可行的方略，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其實完全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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