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言：與中國“對決”還是“共存”？日美會談後，日本似乎作出選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言】

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國首腦第一次召開了網上會談，“四邊機制”（QUAD）成型。

“四方機制”雖然沒有點中國的名，但誰都知道會談的焦點是中國，牽制中國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緊接着16日，日美外長加防長在東京舉行了“2＋2”會談。從日本媒體的報道來看，這次圖窮匕見，矛頭所向只有中國一國。

最近一直以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為主要採編內容的《朝日新聞》，16日發表的社論題目為“日美澳印會合，構築了維持穩定的框架”，大大讚揚了“四邊機制”。

但到了17日，“2＋2”會談讓這家報紙多少感到了某些不安，社論的題目變為“日美2＋2，與其對決不如建設共存基礎”，基調忽然緩和許多，文章最後用幾分無奈的口吻談道：“倡導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很難得到大多數國民的理解，而日本被納入到美國的對華戰略中，置身於美中軍事對立的最前線，這絕不可行。”

美國是日本的軍事同盟國，但在經濟上日本與中國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朝日新聞》雖然沒説要日本與中國“共存”，但把文章看了幾遍，不和中國共存，在本文中也就找不到其他與之共存的國家了。

在新冠疫情到來後，日本政治家寄希望於“民度”（國民素質），除了發現金外，幾乎沒有拿出像樣的抗擊疫情對策。時至今日，既沒有疫苗，也沒有可以治療的有效藥物，唯有留下截至3月18日44萬9727人確診、死亡8690人的記錄，醫院幾乎陷於崩潰狀態。

好在媒體與執政的自民黨內閣的宣傳方針百分之百保持了一致，通過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負面消息，隱去中國確診人數不足日本四分之一且死亡人數更少的事實，讓日本政府保住了面子。

但反華厭華，與綁在美國的“戰車”上挑戰中國並非一回事。

3月18-19日，中美兩國外交高層將舉辦會談。而值此之際，日本全方位“挑戰”中國，有些出乎媒體意料，連《朝日新聞》這樣的媒體也開始質疑日本政府的做法了。

“四方會談”首次首腦會議（資料圖/彭博社）

安倍是“四方會談”的始作俑者

2006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將首相一職“禪讓”給了從未做過地方長官、也沒有當過大臣，對地方及中央行政無任何經驗的安倍晉三。上任伊始，安倍晉三立即訪問中國，將小泉時代因多次參拜靖國神社而陷入冰點的中日關係做了調整，開啓了對華“融冰之旅”。

我們更多時候看到安倍在扭轉中日關係上發揮的作用，對他提出的“日美澳印戰略對話”則重視不夠。

很多中國的所謂日本問題專家、媒體人，認為日本不具有構思戰略的能力。他們更願意看到安倍在調整中日關係上的“壯舉”，對其出於保守政治家的本能、心底與中國格格不入的本質則儘量視若無睹。

安倍一方面邁出了與中國之間的破冰之旅，但另一方面並未忘卻牽制、孤立中國，上任後旋即提出了組建日本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的菱形包圍中國的對話體制，對中國又拉又打。

當然，四國對話需要有些內容。在安倍之前，曾任過首相、在安倍內閣擔任外務大臣的麻生太郎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即從日本到澳大利亞，再往上將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印度及俄羅斯周邊小國包括進去，組建一個包圍中國的弧形包圍圈。

安倍2012年12月再度入主內閣後，通過正式參拜靖國神社，走了一條與小泉幾乎一模一樣的、公開通過歷史問題與中國民意相對峙的外交路線。在對華政策上，他發展了“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將“自由開放的亞太”（FOIP）裝入2006年提出的日美澳印戰略對話機制中，強調四國具有相同的民主主義價值觀，在這個價值觀的基礎上牽制中國，與中國形成對立態勢，而日本本身在亞洲牽頭與中國對立。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資料圖/日媒）

安倍這樣做，是因為一直有種危機感。

儘管安倍不希望看到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這一天的到來，但不熟悉經濟的安倍，仍然感覺到這個態勢不可阻擋。有些“過激”的日本學者，甚至計算了經濟發展狀況與中國超越美國的時間。

明治維新以後的百餘年，日本一直是亞洲的經濟大國，不過比起看到中國在經濟規模上超越日本，日本更不願意看到中國超越美國。所謂阻止中國發展的緊迫感、責任感，讓安倍必須立即推進並發展曾經設想的四國對話機制，讓其逐步轉變為明確與中國對立的“四邊機制”。

日本（安倍）的戰略從2006年提出，到2017年四國局級幹部進行具體談判，再到2019年外長級會談後，終於在2021年3月12日實現了四國首腦級別的會談，雖然這次是以視頻的方式實現。

從日本媒體公佈的會談內容來看，這次會談在發佈的聲明中並未具體點名中國，內容更多是疫苗供應問題、氣候變化對策及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

日本媒體對“四邊機制”的解釋是：在疫苗問題上，通過拉攏印度，讓印度生產疫苗，擴大印度的影響，以減少或者抹殺中國在新冠疫情方面發揮的作用；日本保有大量節能環保技術，加大四國在氣候變化上的合作，自然能發揮出孤立中國的作用；美國與南海、印度洋本來無關，但在這裏導入美國軍事力量，主要也是為了與中國抗衡。

安倍時代對抗中國的策略，隨着2021年3月“四邊機制”的建立，開始以戰略形態推出。日本的國家戰略一經提出，通常具有長時間的延續性，在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與中國對抗應該會成為日本外交主線，今後一段時期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只強調對決的日美“2＋2”

美日澳印四國首腦會談機制規定的與中國對立的具體內容，需要通過日美外長加防長的“2＋2”會談的方式具體落實。

3月16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防務大臣（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舉行了“2＋2”會談。

3月16日，在日本東京，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右二）和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左一）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左二）和防衞大臣岸信夫在會晤後的聯合記者會後碰肘致意。（圖/新華網）

從日本媒體歸納的“2＋2”會談內容看，主要有以下幾點：

美國強調將通過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各種能力來支持日本的防衞；

遵循《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對包括“尖閣諸島”（中國的釣魚島羣島）在內的日本防衞有着不可動搖的約定；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等動向表示深刻的擔心；

強調台灣海峽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

對香港及新疆的人權狀況表示深刻的擔心；

再度確認對朝鮮非核化的約定，日美韓合作在地區安全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討論了日美同盟的作用、任務及能力，深化防衞合作，強化太空、網絡及信息安全；

美國國防部將重新審視世界戰力態勢，對此兩國緊密合作，再度確認美軍普天間機場轉移到邊野古基地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年內再度召開日美“2＋2”會談。

日本媒體反覆強調中國才是唯一的關注點，是日美共同對立的國家；談中國，不僅談軍事對立，還談及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中國內政。

筆者認為，美軍在保衞日本時準備使用核武器的説法非常罕見。不知是外國軍隊攻擊日本領土時，美軍在日本領土上再度使用核武器，還是對攻擊日本的國家從日本領土上使用核武器？如果對方國家反擊來自日本領土上的核武器攻擊，日本該如何處理相關戰爭問題？這些方面，讓人不敢細想。

在美國國防部對世界戰力的重新審視、日本與之合作方面，安倍晉三任首相期間，已經通過相關法律，讓日本有了外出參加戰爭、發動對外戰爭的權力。“世界戰力態勢”概念不清，是不是包括歐洲、中東在內？日本是否派軍參加美國主導的所有戰爭？這些問題，也不敢一個個問下去。

日美軍事合作已經擴展到了宇宙空間、網絡空間及信息安全等各方面。今後將以何種方式不斷加深相關聯繫？日本軍人是不是可以像玩遊戲一樣，在日本軍營中按一下按鈕，就將遠在太空的他國衞星打掉，或侵入他國互聯網，從事相關破壞活動？

反覆召開“2＋2”會談，日美軍事方面的合作今後會更加緊密，而合作將推進到何種地步？

和做人一樣，把鄰居、附近的人視為敵人，這樣的敵人隨時可以製造出來；把鄰國當成敵國，敵國也能不久就產生。不論對象國是否願意成為敵國，敵國關係是很容易製造的。日美似乎是將中國推到對抗的一面，最終想達到的目的在哪裏？這一國際變化值得進一步探討。

中國還能和日本談共存嗎？

儘管日本媒體在大部分時候只報中國負面新聞，對正面內容也進行負面評價，但《朝日新聞》仍能斗膽談論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共存”。

美國與中國不可能完全脱離關係。在高科技，比如5G、半導體零部件等領域，美國推行與中國脱鈎的政策，但即便是特朗普時代也在施壓中國多買美國的大豆、玉米、石油等等。拜登時代，中美在經濟上可能有更多合作。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進出口國家，沒有了和中國的經濟交往，幾乎無法想象日本經濟會發生何種變化。

1972年中日建交後，筆者腦海中留下的與日本交往的最深印象是“不戰”“不再戰”。這類提法最近已經説得很少了，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兩國經濟交往發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可能因為某個小島而爆發一場兩國的全面戰爭。在這樣的緊密交往中，特意提核武器的使用、準備戰爭，用意何在？

“四邊機制”表面上沒有指名道姓，日美“2＋2”公開將矛頭對準中國，尤其日本跳得很高。中美在3月18-19日有外交高層會談，中日之間並沒有相關溝通計劃，日本向中國高高舉起的拳頭，舉到何時放下、怎麼放下？難道不尷尬嗎？

除了日美與中國的關係，還想談談更大範圍內的國際關係。

疫情當前，日本想通過推行“疫苗外交”強化日本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但首先需要日本開發疫苗。日本是東亞國家中新冠患者最多的國家，然而日本沒有開發疫苗，想通過進口歐美疫苗應付新冠危機——這一設想很不靠譜，日本政府對此比誰都清楚。

美國國力的下滑，讓其駐外軍隊需要駐在國提供軍費，甚至希望通過駐軍掙些外快。日本與美軍之間需要談判的地方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不少。日本這十年來國力也在衰退，至少從GDP來看，2011年還有6.15萬億美元，到2020年只剩下4.91萬億美元，日本能負擔的軍費應該是比十年前少了，但實際支出要多得多。軍費多了，民生部門的財政支出自然要減，國民的反應也不會好到哪裏去。

美國國力的下滑，讓美軍不得不從一些國家撤出，特別是2021年5月1日，美軍需要從阿富汗完全撤退。撤退並不意味着不再涉及那些區域，而是更加需要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合作。在日美“2＋2”上將中國視為對立的國家，難道美國在其他國際問題上，真的不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了嗎？

本來在新冠疫苗、產業鏈、數字經濟、碳中和等各個方面，日本和中國可以合作的領域很多，合作有利於日本，但偏偏要緊跟美國，與中國對立。共存的概念消失後，日本最後能得到什麼？

儘管“四邊機制”、日美“2＋2”的焦點放在“對立”上，但《朝日新聞》中那個不明不白的“共存”概念，仍然該是中日關係不可或缺的要素，需要我們儘可能去放大，去保障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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