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靜泊：美國是如何系統性歧視亞洲人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華靜泊】

在過去的2020年，除了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美國的“黑命貴”運動也引起不少人的關注。不過鮮有人注意到的是，在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與往年相比有了爆發式的增長。

美國加州大學剛剛發佈調查報告指出，2020年美國主要城市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在前幾個月，就接連發生了亞裔在美國街頭莫名被推倒甚至是慘遭殺害的事件。知名亞裔明星吳彥祖和金大賢也在媒體上表示要懸賞犯罪者，希望當地警方不要漠視針對亞裔的犯罪。

91歲的亞裔老人被人從背後推倒 視頻截圖

從表面上看，新冠疫情開始後，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不斷抹黑，甚至將矛頭直接轉向身在美國的亞裔羣體，是導致亞裔頻頻受到欺凌的直接原因。但事實上，與長期未得到解決的“非裔平權”問題一樣，美國針對亞裔的系統性歧視，已經存在上百年。1999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Claire Jean Kim就曾提出，美國白人社會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並非是單純扁平和連續性的，而是相對立體的交叉形態。

簡單來説，就是以白人為主導的美國社會，並不是習慣性的或者文化性的歧視亞裔，而是有策略、有組織的針對亞裔，刻意的壓制亞裔社會地位。

既然對亞裔的系統性歧視是交叉形態的，那就至少有兩種針對亞裔的主要策略。第一，“相對褒獎”，意為給予亞裔的文化和羣體比非裔更多的褒獎，確保白人羣體能對這兩個主要的少數族裔的絕對控制，最終目的其實是針對相對“不聽話”的非裔。

第二，“公民排斥”，意為刻意的無限放大白人和亞裔的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從而將亞裔排除在“政治”和“公民”這兩個重要權利以外，也就是使亞裔認為自己永遠是“異鄉人”，而非美國人。

在建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一直是白人與黑人奴隸構成的兩極社會，二者間有着不可逾越的鴻溝。直到19世紀中後期，亞裔，主要是中國勞工來到美國，打破了美國社會原有的“平衡”。

雖然亞裔與非裔有着截然不同的膚色，似乎與白人還更接近一些，但由於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的渲染，中國在白人心裏一直是腐朽和落後的代名詞。當時很多人類學家都認為：從人種上來看，歐洲人（白人）最優、其次是亞洲人和印第安人（北美土著），墊底的是非洲人。但在實際中，白人統治階層則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將亞裔往非裔一邊推，避免其接近權力中心。

“苦力”和“奴隸”

為了更好地“定義”從亞洲來的勞工，北美白人發明了“coolie”一詞，字面翻譯成中文就是“苦力”，然而在當時的北美，苦力並不僅僅只從事體力勞動的人，而是特指從東方來的勞工，並且暗含着“無自主意識”和“無腦”的貶低意味。這麼做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將亞裔“苦力”與非裔“奴隸”歸為同一族羣，以此強調這些人並非自由職業者，而是白人的從屬者。

事實上，當年從中國前往北美“淘金”的大量勞工，雖然不少是上當受騙來到陌生的大洋彼岸，但總體來説仍是自由的選擇，因為清朝末年的中國南方，飽受自然災害和戰亂的侵擾，遠赴海外也是一種謀生手段。

除了惡意“貼標籤”以外，通過輿論和宣傳手段抹黑亞裔也是慣用的手段。為了防止亞裔的到來會威脅奴隸制，白人羣體除了將亞裔貼上懶惰、不誠實、不負責任等標籤，甚至在報紙和卡通動畫中刻意“黑化”亞裔。這裏的“黑化”就是字面意思：把亞裔的膚色塗黑。在娛樂性的表演節目中，被黑化的亞裔和非裔也常常“聯袂出演”。

不過很快白人就發現，把亞裔與非裔混為一談，並藉此維護白人統治地位，是行不通的。1897年，時任美國駐日本大使在一場關於中國移民問題的聽證會上表示：“華人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上，相較於非裔都具有更大的優越性。我們（白人）很容易教育黑人，並改造他們，但對於華人不行，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十分鮮明的文明形態。”討論哪個人種優越，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問題，但這裏引起白人思考的是亞裔，特別是處於儒家圈的中國、日本和韓國，雖然國力羸弱，但自身已經形成了十分完整的意識形態。就像上文説的，華工遠赴重洋，大多數並不是被抓了賣到北美，而是自我選擇的結果。

亞裔算不算“白人“？

由於在南北戰爭中黑人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白人對待非裔的壓迫有一定放鬆，亞裔“苦力”也就自然而然的替代了非裔勞動力。在南北戰爭之後的“重建”（1865-1877）過程中，白人逐漸發現了亞裔十分聰明且勤奮。當時有種植園主説：“如果給他五百萬中國勞工，他就能生產出足以供應全世界的棉花”。與非裔對政治和經濟上的渴望不同，當時的亞裔勞工任勞任怨的形象更受白人資本家的歡迎。

為了藉助亞裔苦力的形象重新壓制已經有些政治地位的非裔，亞裔被打造成了“不適合成為公民的異鄉人”，只適合打工。白人也在不斷給非裔警告：“要麼餓死要麼做黑奴”、“不涉政治的異鄉苦力，才是非裔和亞裔該有的地位”。

雖然對亞裔的壓迫始終存在，但亞裔也一直沒有放棄對“平權”的追求。不過早期亞裔對“平權”的理解，現在看起來是有些滑稽的，不少華人的答案是希望向白人統治者證明自己並非“黑人”，在只有黑白兩極化的美國，不是“黑人”，那麼就是白人，因此亞裔也是白人。很明顯，白人統治者並不吃這一套，在他們眼裏，除了歐洲裔白人，其餘統統都是“下等人”。

1878年，在一起關於亞裔“平權”的訴訟中，加州法院裁定一名華人是“蒙古人種”（歐洲學者將亞裔歸為蒙古人種），而不是高加索人種（也就是白人），理由是“看上去和白人不一樣”。隨後，美國最高法院又在一起訴訟中，將一名日裔裁定為“黃種人”而非白人。1923年，加州法院再次審理一起關於“白人”定義的案件，當事人是在人類學上已經被劃分為高加索人的印度教徒，但該印度教徒即便有着更“白皙”的面孔，仍被判定為“非白人”。這就意味着，美國當時的社會和司法機構，有時遵循“慣例”，有時違背“科學”，總之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將除歐洲裔白人以外的人羣排除在社會核心以外。

“模範少數族裔”

二戰以後的幾十年裏，少數族裔在美國的平權運動迎來了一場又一場的高潮，這其中大多數是關於非裔的平權運動。對非裔的歧視逐漸變得更加隱晦，而不像南北戰爭前那樣赤裸裸。無論非裔如何“折騰“，白人對自己的統治地位始終沒有放鬆。既然不能像以前那樣將非裔當做奴隸對待，那就再次利用處於黑白中間位置的亞裔來向非裔施壓，將矛盾從黑白之間轉移到少數族裔裏。

這裏就引出了非常有名，一直沿用至今的“模範少數族裔”概念。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很多少數族裔民權運動分子才意識到，爭取應有政治權力固然是必要的，但在一些現實問題上，如教育、就業、營商甚至是勞動合同方面，更需要得到平等待遇和保護。

確實，二戰以後的美國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整個社會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再像南北戰爭前後那樣資源短缺導致壓榨與被壓榨的關係。不過在一些少數族裔意識終於到這些問題的時候，亞裔早已經在這些相對現實的方面展開了行動。

很多人都知道，曾經擔任中國駐華大使的美國華裔政客駱家輝，就是在他祖父的雜貨鋪里長大，之後考入耶魯大學，一路走到美國政府的高層。不少美國亞裔政客，所走的路都與駱家輝相似，大都出身貧寒。大多亞裔雖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成功，但早已經擺脱了“苦力”的地位，在美國的各行各業都有亞裔的身影。在非裔意識到這些現實問題的重要性後，才發現亞裔早已“捷足先登”。

美國政府雖然不斷給非裔提升社會和政治地位，但最基本的生存資源仍得不到保證。同時，以白人為主導的媒體、政客和學者，不斷的向非裔傳遞一個信號：“沒有政治訴求的亞洲人都能過得這麼好，為什麼你們不能？”這很顯然是在將社會矛盾轉嫁到無辜的亞裔頭上。

1966年，紐約時代週刊雜誌就曾刊登文章《成功的故事，以日裔美國人為榜樣》。這篇文章大肆讚揚了日裔羣體的“德川”精神，也就是勤奮、節儉和對成功的渴望。這已經毫無疑問是在對不斷搞“運動”的非裔旁敲側擊。此外，這篇文章還在不斷暗示日裔美國人的“日本人”屬性，強調他們遵循的是日本人的價值觀，並非美國價值觀的一部分。

在這之後，又有一篇題為《一個少數族羣的成功故事》的文章讚揚了華裔美國人的價值觀。這篇文章高度讚揚了華裔對教育的重視、對家庭的忠誠、遵守紀律、自給自足、尊重權威、道德高尚等等。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再次暗示華裔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向成功，而不是像“某些少數族裔”一樣等着政府援助。

這種通過表揚亞裔來給非裔做“暗示”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層出不窮，甚至還有一篇文章題為《成功的故事：比白人更白》，誇讚了日裔在美國的成功是依靠“傳統的”日式價值觀。作者還鼓勵所有的日裔美國人，想要成功，就應該去找回自己祖先留下的“優良品德”，成為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而不是成為美國人。

與此同時，白人統治者，甚至是一些成功的非裔，將非裔定義為“下層階級”，並強調“黑人文化病”是美國非裔失敗的關鍵。“下層階級”看似是一個無關種族的詞彙，然而這個詞在當時美國的意義，就和“猶太貧民窟”一樣，從誕生起就是針對特定種族的。因此“下層階級”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非裔的代名詞。

無論是“模範種族”還是“下層階級”，其實都是白人統治階級在刻意迴避已經高度制度化的白人統治現狀。同時也在不斷“暗示”非裔：追求政治權力是沒有意義的，你們不成功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瘋狂的誇大亞裔的勤勞，又不斷誇大非裔的貧窮，實際上是在逃避以白人為主導的社會，對弱勢羣體應盡的責任。

白人和精英非裔們也絲毫不避諱這樣操縱輿論的手段，保守派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就曾寫道：“對政治權力抱有極大希望的少數族裔，其實是在給經濟發展拖後腿。”

“沒有政治訴求、不能成為公民的苦力們”才是白人統治者們所歡迎的。

1992年，洛杉磯暴亂，韓裔聯手反擊，有了“屋頂上的韓國人”稱號。

糟糕的是，在宣傳上對亞裔和非裔如此鮮明的對照，無疑會導致這兩個少數族羣的水火不容。1992年，洛杉磯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暴動，起因大致是有前科的非裔男子羅德尼在拒捕時被四個警察毆打成重傷。整個事件被附近居民用攝像機拍了下來，很快傳遍了全美。之後發生的事和去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幾乎就是一模一樣，不再贅述。

不過這和亞裔有什麼關係呢？在羅德尼事件剛開始的時候，碰巧有一名非裔女孩在一家韓國超市盜竊並將韓裔老闆娘打到在地，韓裔老闆娘隨後掏出手槍擊斃了非裔女孩。在庭審中，法官判處了韓國老闆娘500美元罰款和400小時的社區服務，這引發了非裔的大幅不滿。

隨着羅德尼事件的不斷髮酵，被“優待”的韓裔自然就成了暴動者的重點攻擊對象。無數的抗議者湧向韓國社區，想要在亞裔的商店裏“零元購物”。

這起事件的最高潮部分是韓裔們並沒有束手就擒，而是拿起武器站上屋頂反擊任何試圖侵擾同胞的人。由於當時不少移居美國的韓裔都曾在韓國服兵役，因此組織性和戰鬥素養極高，成功的在一片混亂的洛杉磯保護了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屋頂上的韓國人”稱號也因此誕生。

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三十多年過去了，美國非裔受執法者欺凌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亞裔和非裔的矛盾也沒有緩和。在去年的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國的亞裔再次自發拿起了武器，希望在一場又一場的暴亂中保護自己。

白人統治階級對待亞裔的“雙線”策略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雖然現在已經見不到當年那種鋪天蓋地對亞裔的“讚揚”，但這種“瘋狂暗示”的操作方式依然沒有變。眾所周知，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也是太平洋戰爭和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但為了維護日本人或日裔的形象，多少年來美國統治者們一直對日本拒絕懺悔的行為避而不談。同時也對日本國內瘋狂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極右翼勢力視而不見，轉而不斷宣傳已經有些畸形的“謙卑”和“敬業”等所謂“日本精神”。

危機沒有發生時，亞裔始終是個“好孩子”，一旦發生國家危機或種族危機，亞裔又成了替罪羊，這説到底就是系統性的將亞裔作為白人統治階級的擋箭牌。

中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等等亞洲國家，在最近幾十年裏國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受制於“同盟”的約束，只有中國才能從白人的壓制中站起來。

如果考慮地緣政治、軍事力量和國家競爭等因素背後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就是本文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在白人眼裏，這個世界只有白人和其他人。白人統治者們或表揚亞裔、或貶低非裔，但其目的終歸是維護白人絕對的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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