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西方輿論的反華論調，本質上是換了包裝的“黃禍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此時此刻，在21世紀第一個辛丑年的開始，中國與美國在阿拉斯加開始了一場高層戰略對話。

一開場，美方國務卿布林肯便在媒體鏡頭前發表了一番充滿陳詞濫調的狠話，氣勢洶洶地指責中國在“香港、新疆和台灣”的“動作”，“威脅了維持全球穩定的現有國際秩序”。作為回應，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明確表示，“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並不承認美國的價值就是國際價值，不承認美國説的就是國際輿論，不承認少數國家制定的規則就是國際規則。”同時，回應中還清楚表明，美國這種在國內國際公共媒體上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無端指責，塑造中國威脅論的行徑，本質上是“向世界轉嫁矛盾、轉移視線”，以掩蓋自身社會矛盾，以及歷任美國政府用對外戰爭脅迫國際社會、維護自身霸權的事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上回擊美方發言 截圖來自視頻

就在中美高層對話的同時，美國國會針對亞特蘭大槍殺亞裔的惡性種族主義仇恨事件舉行了聽證會。會上，得州共和黨議員奇浦·羅伊（Chip Roy）則照舊試圖販賣中國威脅論，繼續拋出一系列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增強軍力擾亂太平洋”“掩蓋病毒真相”等“罪行”，為自己的種族主義反華論調，披上一層維護美國全球利益、保護全球秩序的幌子。

我們也能在歐美媒體精英，甚至是不少亞裔媒體精英的言論中找到幾乎同樣的論調。3月16日，曾供職於英國《衞報》、美國《華盛頓郵報》、《政客》、《外交政策》等重要媒體的美籍華裔記者梅麗莎·陳（Melissa Chan, 中文名陳嘉韻）便在推特上表示，不忘告誡大家，要譴責種族主義，是更要防止中國藉機進行“政治宣傳”。

可見，這種“反共不反華”“反中國不反中國人”的話術幾乎就在重複被某邪教組織唱爛了的“愛國不愛黨”論調，試圖用冷戰式的意識形態二元對立，掩蓋一個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核心。將醜陋的白人至上主義，以及對白人至上主義的病態追隨，包裹在“反共”與“追求民主自由”的舊旗幟之下。

當地時間3月19日上午，拜登搭乘“空軍一號”前往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出席當地亞裔社區活動。不過，他在登機時出現意外，大約3秒鐘時間內多次跌倒。

實際上，在過去五年裏，英美輿論場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黃禍論”。它幾乎完全重複了19世紀末的黃禍論，一方面塑造中國非人性的殘暴形象，另一方面將中國描述為西方“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前者主要通過所謂的新疆“人權”問題展開，後者則圍繞台灣、南海、香港、新冠疫情以及信息科技等方面做文章。本質上，這種新“黃禍論”無論在媒體操作手段、政治目的還是話語形式等方面，都同過去一個多世紀反覆出現的黃禍論並無兩樣。

這種由媒體與政客共同推動的“黃禍論”，在英美社會內部形成了強大的反華情緒。這種種族主義情緒導了中國人以及中國海外企業有可能遭受巨大的人身與財產傷害，也令在英美國家生活的亞裔人羣飽受其害。同時，在“中國威脅論”這個意識形態幌子下，“黃禍論”幾乎成為今天英美世界的一種被容許的種族主義。

在反共意識形態與中國威脅論包裹下的“黃禍論”種族主義在英美社會的蔓延，恰恰凸顯出今天英美政治與社會內部的巨大矛盾和空虛。不斷製造出的各種議題，是當今議會民主制度體制下，各種政治力量屢屢用來謀取部門政治資源的重要手段。它與歐美國內政治與經濟利益集團密切聯繫，在大眾媒體上製造緊張氣氛，目的是希望通過塑造共同的敵人，以轉移社會民眾注意力、緩解社會矛盾壓力。正如沃爾特·李普曼在1922年《公共輿論》一書中説的那樣，“出現了一個爭端，政治就會引人注目。”

應該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公共輿論是一個多部門組成的複雜體系，其本質上是一種精心偽裝的宣傳運動；其手段，主要來自公關、廣告行業經驗；其理論基礎，源自20世紀初的泰勒主義與控制論思想。這種理念相信，傳播、信息、意識，是可控的，每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對特定事務與觀點的認識，都可以被機械地製造。

“黃禍論”是歐美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對信息武器化應用的歷史，其世界觀基礎是二元論。在其媒體話語中，表現為這樣的心裏暗示：真相的對面永遠是謊言，真相代表着道德，而相應地謊言代表虛偽。與這種二元道德觀相配合的是二元世界秩序觀。在二元論基礎上，一整套的世界觀得以確立。在這裏，自由對抗壓迫；謊言是壓迫者的語言，擁抱真實的人則是自由的。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為二：西方對抗東方，民主對抗專制，善對抗惡。

這種二元論的心理預設在受眾心中有效地築起了一道防禦牆，主動過濾來自“壓迫者”的“謊言”，尋求來自“自由”的“真相”。加上英語、英語媒體、英語學術機構在全球的文化霸權，以及谷歌、臉書、推特、Youtube等網絡平台的壟斷，受眾、特別是來自歐美世界的受眾，很容易被包裹在“信息繭房”中；來自中國的聲音也很難正面打破這種由意識形態、信息技術手段創造出的“迴音室”。

近幾年國外社交平台上，反華輿論的迅速增長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公開反華宣傳的政策密切相關；甚至在英語學術性刊物上，都開始出現更多對中國極不友好的態度。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斯金納，曾將中美關係視為“文明衝突”的言論震驚輿論。截圖來自視頻

具體來説，歐美世界在公共媒體上的“反華”聲音可以做以下的兩種細分。首先，如果遵循一般意義上西方對政治左右翼別的分野，我們可以發現，來自右翼的聲音，樂於採用智庫報告、自媒體、社交媒體短評意見，以及陰謀論等形式進行自我包裝；主要圍繞反共與中國威脅論等冷戰意識形態濃厚的陳詞濫調展開。當然，還有部分右翼媒體在“言論自由”的幌子下，赤裸裸地在主流媒體上散播種族主義論調。除此之外，包括大量來自台獨、疆獨、港獨、邪教及新近披露的諸多受印度資助的“智庫”等發佈的中文反華“黑宣傳”信息，也積極採用種族主義與意識形態二元論的態度。

另一方面，一些在西方語境下，屬於自由主義左翼，甚至包括諸如《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等西方左翼社會主義傳統下的知識分子刊物，傾向於在人道、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社會治安、民族關係、環境問題以及對第三世界關係層面進行指責。將中國的發展模式説成是“國家資本主義”，將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互助往來，描述為“新殖民主義”與“中國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在指責中國“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問題上，這類所謂的西方左翼知識力量與右翼種族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媒體所推銷的“中國威脅論”站到了統一戰線上。並且，在對待政府角色，政府與社會、市場三者關係問題上，更與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論調形成共謀。一定程度上，這一現象也重複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黃禍論”、20世紀60年代對中國“冒險主義”破壞“和平”的攻擊。

實際上，對非“西方”國家崛起的恐慌，對喪失自身霸權地位的緊張，始終佔據着西方中心主義世界秩序觀的核心地位。不斷尋找“他者”，製造“敵人”也恰是這種霸權秩序擴張的內在邏輯之一，同時還發揮着穩定內部矛盾衝突的調節作用。隨着19世紀貿易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全面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以歐美、尤其是英語國家為中心的文化霸權也迅速出現。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全球格局發生了重要轉變。一方面，英帝國全球秩序內部，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南非，都出現了所謂建設“白人的國家”的浪潮。這種浪潮一方面是向宗主國英國本土要求更高的自治權利，另一方面則向內希望徹底排擠有色人種，將有色人種鎖定在社會底層，以此維護白人的優越地位。這種建設“白人的國家”的輿論，由壟斷資產階級上層拋出，並迅速在白人工人與農民中得到巨大支持，一時間成為這些白人定居殖民地緩解社會階級矛盾的重要手段。

再者，作為英國前殖民地的美國，通過美西戰爭開始越過太平洋，進行全球霸權擴張。同時，日本在《馬關條約》佔領台灣之後也試圖複製歐美霸權的帝國主義政策，開始在亞洲地區開展殖民擴張。隨着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更在種族主義話語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自身塑造為“黃種人”命定領袖的形象，將自身的帝國主義霸權擴張包裝為“黃種人對抗白種人殖民”的“正義”行動。

德國畫家赫曼·克納科弗斯於1895年創作的版畫，“歐洲各民族，保衞你們的信仰和家園”，被稱為“黃禍圖”。

而正在這一新舊霸權忙於帝國主義纏鬥的同時，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今天，在帝國主義者及其擁躉的筆下，這場運動被徹底打上了愚昧落後的標籤。然而，恰是這場運動，讓西方霸權主義者意識到中國普通勞動人民不願屈膝為奴的堅定心態；也正是在這個基本背景下，“黃禍論”在西方開始流行。

“黃禍論”（die Gelbe Gefahr）一詞最早於1898年出現在德國。1900年，隨着義和團運動的爆發，主要在西方英語世界的公共媒體上迅速傳播開來。在這一話語中，“黃種人”隨着政治語境的變化，所指向的可以是中國人，也可以日本人等；其最核心的情緒是一種對“亞洲人入侵西方”的深刻恐慌。刺激“黃禍論”在西方流傳的幾個重要事件，除了日本崛起、義和團運動之外，令歐美白人社會普通民眾產生最直觀感觸的事件還應當是當時迅速增多的中國勞工。

隨着英美及其他歐洲列強19世紀中期廢除奴隸制後，原有的定居與經濟殖民地開始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些來自中國的未被徹底殖民的勞工，迅速成為替代奴隸的勞動力來源，用契約的形式捆綁，從事最低級的苦工。他們除了前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外，還運送到海峽殖民地、秘魯、古巴、法屬大溪地、英屬斐濟、瑙魯、西薩摩亞羣島、德屬與英屬新幾內亞、英屬南非、法屬塞內加爾、法屬尼留汪、剛果“自由”邦、莫桑比克、德屬東非殖民地等各經濟殖民地。可以説，在奴隸制被迫終結後，剝削來自半殖民地中國的勞工，成為供養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全球霸權網絡、支持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壟斷資本主義的金融機器將華工運送到亞非拉各個角落的同時，壟斷資本主義的信息機器則在白人定居殖民地與本土進行反華宣傳。用種族主義來掩蓋壟斷帝國主義經濟發展對亞非拉世界、本土白人工人的剝削。將工人與社會中下層面對的巨大經濟收入鴻溝、失業壓力轉移為針對黃種人的種族仇恨。其重要手段，就是通過大眾媒體，塑造華人的刻板形象，將“華人”描述為落後、陰險、墮落、野蠻的他者，將“中國”包裝為狡詐、愚昧、但卻極具威脅的敵人。

華人勞工被運往礦區途中的老照片 截圖來自央視視頻

華工居住的宿舍 截圖來自央視視頻

能夠證明這一“黃禍論”運作機制及其恐怖影響的一個重要案例，是1904-1910年間的南非華工事件。布爾戰爭後，英國在南非特蘭斯瓦爾、羅德等地區的殖民地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維持當地經濟命脈的礦業便開始從亞洲引入苦力勞工。此舉在討論之初便遭到了南非當地白人（布爾人）和英國勞工移民的強烈反對。他們擔心，引入華人後，會出現類似美國與澳大利亞等地出現的問題，即華工在合同結束之後，滯留當地，從事零售、洗衣、餐飲等服務行業，對當地白人的就業產生威脅。如何將華人鎖定在“非技術勞工”的經濟身份上，確保華人與當地社羣的絕對隔離，成為了當時輸入華工討論的重點。南非礦業的礦主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立法，保證輸入勞工在合同期間不可離開駐地，且合同結束之後立刻被遣返回國。此提議也得到了英國本土保守黨政府的支持。

為了緩解來自本土白人的不滿，南非礦業含混地表示將會輸入亞洲勞工，並重點考慮輸入印度苦力。但是，討論中發現，由於印度屬於英帝國的一部分，因此在法律上很難要求印度勞工在完成合同後立刻被遣返回國；一番權衡之後，既能適應南非天氣，又勤勞肯幹的中國勞工成為最佳選擇。自1904年第一批華工抵達南非德班港開始，圍繞華工問題的媒體公關爭鬥，就成為南非乃至英國本土各派政治勢力鬥爭的核心事件。

從1904年輸入華工至1906年英國本土大選，英語媒體上的反華仇華論調便不絕於耳。幾乎每週都能在報紙上看到，“中國人從勞工營中逃跑、殺死南非當地白人農民、傷害白人女性與小孩的故事。這種傳播“中國人威脅”的報道伴隨着路透社的全球電訊網絡，被髮往世界各地。南非、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媒體上，幾乎充斥着對此類“新聞”一字不差地重複報道。這類事件雖多為捏造，但也不妨礙報道這類事件的媒體塑造自身“揭露真相”的形象。

在中國威脅論的渲染下，針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暴力被很快合理化。這類暴行被視為“文明世界”對“邪惡的野蠻人”的一種懲治教化行為，是一種維護並散播“文明世界”的至善舉動。這類論調，不但被用來為各個白人定居殖民地的排華法案做辯護，也被用來美化列強在中國的軍事行動。甚至，當面對名義上非法的針對華人的私行殘殺案件時，“黃禍論”也會被搬出來，用污名化華人的方式，為罪犯開脱。這一點，在今天亞特蘭大警察局發言人為槍擊案罪犯開脱種族仇恨罪行的表態中也能看到痕跡。

在文明教化使命的話術下面，埋藏的是種族主義與壟斷剝削的根基。1906年，南非的《王子報》（The Prince），刊登了一張連着頭皮的中國男性發辮的照片。照片説明稱，這是一個在南非犯罪的中國犯人，在被處決前“自願”被割下的。報紙還表示，這類連着頭皮的髮辮由“監獄犯人和工作人員”，在犯人死後割下，並“賣給殖民官員”作為“紀念品”。

在“黃禍論”的輿論下，這跟連着頭皮的辮子被淡化為“辮子”，並被賦予“守舊、迂腐、女性化”的意味。而割頭皮這一殘酷行徑，則被扭曲為一種白人男性氣概的表達。漸漸地，這個白人殖民地媒體中的“頭髮故事”便成為了對具有符號意義的“剪辮子”行為的討論，這張照片背後的暴力也被大眾媒體討論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白人幫助黃種人剪除落後的辮子、引領黃種人進入文明的意識形態狂熱。

實際上，今天我們在讀這些血淋淋的事件時，不應當感到陌生。我們幾乎每天都能在英語媒體上看到類似話術。新冠疫情爆發後，英美國家中針對亞裔羣體的暴力案件不斷髮生，然而在媒體報道中，這些時間總是被當做孤立事件一筆帶過，甚至總會有意無意地強調，犯罪者都是社會底層，或是少數族裔街頭混混。

美國亞特蘭大市發生連環槍擊案，8人遇害，其中6人為亞裔。圖自法新社

在此次亞特蘭大槍擊案之後，被西方媒體塑造為西方民主救星的拜登和哈里斯，輕描淡寫地表達了“同情”，並將這種暴力描述為“過去幾個月”剛剛出現的情形。言下之意，這是特朗普政府的責任；而承載了“文明使命”的拜登政府則永遠和亞裔“站在一起”，彷彿暴力永遠是他者的惡，而文明則是社會精英的專享。

今天，無論是特朗普、蓬佩奧們，還是拜登、哈里斯、布林肯們，這些高高在上的霸權者們，在他們的信息壟斷平台上，向世界販賣中國威脅論、販賣對香港、台灣“自由”的關切、販賣對新疆“人權”狀況的擔憂，説到底還是在重複20世紀頭一個辛丑年的老套的“黃禍論”。霸權者們幻想的是一箇舊世界的延續，但時隔百年、兩個甲子，今天的中國人和全世界被霸權者壓迫的人們，視野永遠注視着一個新世界的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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