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誰在主導世界的真實與話語？
【文/邊芹】
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的實質又是什麼呢？是温柔的獨裁。不深解這一點，對心儀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見櫥窗裏的幌子，不知車間裏的技藝，愛什麼卻盡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這個話題在我以往的一系列文章裏都有表述，可以説是我文思的主線，也是我真正翻越西方統治集團構築的圍牆，看到真實世界的開始。然而看着自己國家下墜的方向，愈加感到她是此一虛構話語體系的受害者，且至今絕大多數人執迷不悟。因此極有必要專題做一篇文章。
就在這兩天，我與一相識聊天，他未聽我勸花錢把小孩送出去了。呆了幾年畢業找工作才發現“天堂”一樣也要有“關係”（後門）辦事才順當。更不要説白種人之間有從不言説的默契，不到真缺人手一般不會放進異族，遑論中國人。
這種事我也早提醒過他，然而他的腦袋似早已開疆拓土，劃分了邊界，我的那些提醒面對“邊界領土”一點挪移的力量都沒有。我為避免他下一步更失望再次給他打預防針，告訴他以我多年經驗，西人對中國人普遍具有防範意識，時間長了更能體會。他那被慣性思維分裂的頭腦第一反應還是誰叫中國人自己不爭氣。
聽了這話估計大多數中國人不但不反感還會認同，因為他們早已被設定在那條精神軌道上，以看起來自我批評的慷慨接受了極不公正的苛刻對待。他們就像那些戰敗的民族，為作了主子的人起動了逆向思維，以便心理遁逃，事先就讓不正常的自動變成正常。
這讓我苦思冥想，説實話，這國這民實在不必如此卑賤，國未落到需要如此卑賤才能承受的程度，民也無須如此卑賤才能忍耐現實，除卻富貴與貧賤、先進與落後這些看得見的思維導向，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世人頭腦裏早早地開疆拓土、劃定邊界，讓理智、真實再也不起作用，讓那些看去既聰明又狡猾的人九牛駟馬拽不回地向錯誤的方向思考、事前就做出失算的決定？是什麼能悄悄左右一國上層建築的思維方向、讓那些掌控關鍵閘門的人在潛意識裏被巧然誘導朝着有損自己的方向做着看起來有利自己的選擇？
如果説我的半生也是在思維模仿的定向軌道上滑過的，且滑得慷慨激昂、自以為得意，那麼致使後半生脱軌的致命衝撞力就來自我發現了左右世人眼光的力量——話語，很多情況下虛構話語足以改變歷史的方向。而如今幾乎整個世界都在西方虛構話語魔鬼般的控制之下。真實面對話語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人對世界的感知也並非如人想象得那麼需要真實。話語在這裏並不單單由詞語構架，在當代社會，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畫面構成。
很多人羨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種文化是怎麼統治的，因為若沒有長久統治的本事，也就不成其“文化”了。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話語統治”，而“話語統治”的實質又是什麼呢？是温柔的獨裁。不深解這一點，對心儀的“精英文化”形同只見櫥窗裏的幌子，不知車間裏的技藝，愛什麼卻盡做得不到它的反事。
具體舉個例子吧。暑期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連續報道了北京兒童醫院看病難的問題，接着其他一些電視台也跟着做了報道，用的畫面多是央視報道中最不堪入目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過多人湧進一家專科醫院，醫療體系再發達的國家都承受不住），媒體關注也是好事，映顯了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感。我在此不就事論事，只談話語的構建。
做這個報道的人——前去調查、拍攝、在編輯部撰稿、剪輯——似乎沒人想到如此選擇的畫面，再經各家媒體的放大，已經構成一種超出負面事實的負面話語，這種話語的作用會大大溢出報道者的本意。下面我們來分析。
就如我們上面所説，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大部分來自話語而非事實，即刻的真實是無足輕重的，其後的話語才是主人。
在當今影像無處不在的時代，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詞語的畫面佔據。這意味着畫面作為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已遠遠超過詞語，其作用和造成的後果也已超出一篇社論，甚至政府政令。如此看來，話語的有效和即時性時常超過國家司法和行政權，主導一個社會。
作了主人，你就要負責任。如此巨大的權力怎麼用，製作和投放的人應具有怎樣的自我意識，就事關重大。“話語統治”需要掌握這個權力的人有強烈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在此分兩個部分：首先你要意識到手中這個權力的作用和後果；其次你要知道權力意味着的義務和責任。
我們就來看看“看病難”這個問題的事實與話語。
先看事實，然後再看有權力意識（統治者自我意識）的人和沒有權力意識的人在製作和傳播話語上究竟有哪些不同、為什麼不同。
如上所言，我不質疑事實。以我東來西去的經歷，我甚至以為“看病難”是個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富裕發達國家也未能倖免。因為百姓看病在全世界都屬於公益事業，這裏指的是百姓看病，不是指富人看病。在私人資本為老大的當今社會，公益事業無一不是捉襟見肘的半棄兒。
以法國為例，看病難嗎？難！法國還是號稱公共醫療體系很發達的國家，並且在已有大量私人診所（一般由在公共醫院幹出名氣的專科醫生開設，主要是為有錢人服務）、私人家庭醫生分流的情況下。看病難主要表現在看專科和急診難。
法國也有看病難的問題（資料圖/法媒）
法國私人家庭醫生為普科醫生，也就是看看一般的頭疼腦熱，普科醫生是醫學文憑最低的醫生，人數多，實際的角色與我們過去城裏的門診所醫生、鄉下的赤腳醫生是同樣的。他們的門診收費標準按國家規定與公共醫院一樣，25歐元門診費。你要收高，一般客人就不來了，因為國家只報銷規定的數額。
為了避免類似北京兒童專科醫院人滿為患的情形出現，國家規定所有人在看專科之前，必須先看普科醫生，由普科醫生開證明，你才能去看專科醫生。你如不按此規定做，一你掛不上號，二看專科的費用不予報銷。但即便這樣，你要掛一個專科醫生的號，也是少則一兩個月，多則半年。
由於在公共醫院門診費不分專家與否，價錢是國家統一規定的，想看有點名聲的專科醫生，你就耐心等吧。“自由”社會就是怨天尤人沒用，你的命運是好是壞怨不得別人，更沒有國家好怪，國家只能保障一些基本權益。
我有個法國朋友半年前到中國旅遊，眼睛出了毛病，在北京看了，回來向我大讚在京問診經歷。相比在法國看眼科要排隊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以上，他在京不但馬上看了專科醫生，費用也不高（當然他多少佔了點匯率和工資水平的便宜），而且看得相當滿意。
當然在法你到專科名醫的私人診所花十倍於公費的錢，一切也可解決。但高盧民族與中國人在花錢上大不同，他們一般即便掏得出錢，也願意在公共醫院求個平等收費，寧肯等着。
這源於他們收入雖比中國人高，但税收也高得多，一個人支付了生活必需，手頭閒錢不多；此外也普遍吝嗇，能少付錢絕不多付，怎麼要面子都延伸不到這塊；再就是有較強的自我意識，我們以前説過自我意識緣自屬性意識，他們會本能地意識到，公共醫院的平等收費是病人手中的權利，如果為自己便利便參與“破壞”統一收費，去助長高收費，那麼這個權利有一天就會失手。
前一段法國專科醫生上街遊行，要求國家放寬在公共醫院的收費標準（一律25歐元門診費），允許不同的門診收費（類似我國動輒上百的專家號）。實際上要的就是在公共醫院也按私營方式，讓醫生可以自行定價，同時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少排隊。專科醫生的藉口是急需的人可以早看上，可老百姓認為他們是想多收費。
有人可能會問，看專科要等這麼長時間，病耽誤了怎麼辦？有急診啊。公共醫院急診室是法國人唯一可以不預約自行跑去看病的地方，也是唯一如有必要不必等兩個月可以看到專科醫生的地方。
給病人太多自主權的地方自然也就離“地獄”不太遠，這種地方人們在中國醫院裏能碰到的所有問題都有，有時更糟。你在中國醫院有多少次遇到感冒發高燒，上午十點跑去看急診，直到晚上十點悻悻而歸，而且還沒看成？然而為何法國人並沒有怨聲載道？法國公共醫療在外的形象還相當好？
這就進入了本文的主題：事實與話語。事實是一回事，話語是另一回事，事實不能用來統治，話語卻是統治的重要工具。人對世事的感知來自話語，而非來自事實。
法國媒體報不報看病難的問題？報，但不會像中國電視台這樣報。事實不可迴避，但話語卻不必跪在事實面前，它有的是技巧和手腕讓自己作主子。如果掌握話語的人有主人意識，他就會意識到在暴露問題的同時，應避免讓畫面（與國家、與城市、與醫院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不堪入目，暴露問題與獻醜之間只隔着掌握話語的人的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可以阻止掌握話語權的人只把自己當成看客，因為做看客是人的天性，看客與窺癖者之間只有微妙的一線之隔，這細若遊絲的界限，小小的本能可一越而過。沒有自我意識的話語，統治就是虛話，掌控者連自己的角色都難以把握。
區分事實與話語並不是撒謊騙人、逃避現實，而是看事實以什麼視角及如何詮釋事實的問題。説白了，就是事實與話語誰主誰僕。
比如，法國電視台絕不會被允許進入醫院像中國電視台那樣幾乎無限制地拍攝，如果是一家法國專科醫院，首先它根本不會讓病人像進百貨店似地大量無序地湧入，更不會允許他們睡在醫院地上！不管以什麼理由。尊嚴首先來自一個人的恥辱感，其次才是客觀環境和條件。你如果只有自利自便的本能，什麼樣的環境和條件足以讓你擁有尊嚴呢？其次即便記者搶拍或偷拍到了，電視台剪輯也不會讓類似中國電視台拍到的那些畫面放出來，因為暴露問題不等於曬家醜，這涉及到醫院的形象，甚至城市和國家的形象。
畫面是非常具有殺傷力的，它甚至能遠遠超出製作者的意志，進行另類敍述，不慎用，它傳遞的東西非製作者能左右。
如果法國電視記者也像中國記者那樣，把鏡頭架在急診室的等候大廳甚至走廊裏，毫無恥辱感（自己沒有也不考慮被拍的人）地拍下因長久等待、因擁護、因病痛、因失望而暴露無遺的不雅表情和失態舉止（想想那些躺在急診室走廊的擔架上數小時沒人理的老人們），那麼法國公共醫療存在的問題從整體來説就不是被暴露而是事實上被誇大和被醜化了。因為透過這樣的畫面，人們感知的已經不是事實本身，而是負面話語，如此話語在沒有自我意識的人手裏就像脱繮的馬，一路踐踏。
由此看來，中國人被深深鎖定的那條精神軌道，是由話語經營的，這裏面又分兩部分：西人和他們在中國挑中的卒子有意經營的部分和中國大多數媒體無意識地推波助瀾的部分。
上面這個例子就屬於無意識地推波助瀾，我們看到，事實是一回事，如何經營話語是另一回事，而話語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事實本身。在當今世界，新聞話語早已超出“記錄發生了什麼”這一功能，而是文明戰場的武器——你意識得到，它就為你服務；意識不到，它就成為打擊你的利器。
不要因我這些話就直線理解成我反對記者揭發社會問題，我一點都不反對，而且讚賞發現問題並以曝光問題為己任的人。我要説的是怎樣既暴露問題又避免讓百姓走上自賤的精神軌道，這就需要製作話語的人有話語主人的意識，那樣他們就能體會自己手上的驚人權力。
同樣報道看病難問題，如果去兒童醫院報道的是法國電視記者，他對如何報道就會有兩種選擇：
若他報道的是中國兒童醫院，那他的報道方式會與中國電視台類同，會拍攝同樣的畫面、播放同樣的畫面，然後解説詞會百分百鎖定為體制問題（不這麼解釋是通不過意識形態審查的）；
若報道的是自己國家的兒童醫院，他就會在同樣曝光問題的情況下對報道細節做很大改動，如很多直接畫面（為連夜排隊掛號睡在醫院地上，像動物一樣被大聲吆喝着遵守秩序，因沮喪、失望、疲勞而醜陋的人臉特寫，等等）不會拍攝或拍了也不會播出，至多隻會將現象用詞語帶過。
用一句話“有人不得不睡在掛號廳的地上”和直接用畫面表現，雖針對的是同一事實，從話語的角度作用卻相去甚遠，一個在陳述事實的範疇，一個卻不以報道者意志為轉移地衝出這個範疇，執行起負面話語的任務。
西方記者深知話語（此處以畫面作為表現形式）運用不當很容易便讓揭示問題滑向獻醜，這就成了一個自己有沒有恥辱感及被拍攝者有無恥辱感的問題，也就是説話語實際已使原來的問題換了一個性質，收看到這些畫面的人留在潛意識裏的已不是看兒童專科醫生難這個具體問題，而是這國這民從根本上有問題。
這就是話語的力量，它對潛意識的移變，悄無聲息，卻難以逆轉。
另外報道這樣一個社會問題，最後把意見的終點推向哪個方向（其實就是解釋權這個根本權力怎麼用的問題），法國記者在涉及自己國家時也會與中國記者不同。
中國記者在報道兒童醫院看病難時最終把意見的方向推到國家頭上（儘管也點到分流不夠），因為他總結問題時得出成因是醫院規模不夠大、醫生不夠多、設備不夠好，歸根到底是國家不發達、政府重視和投入不夠（以我對所述問題的觀察，再建兩棟樓、添一百個醫生，也只能緩解，因為問題的根不在此），並暗示西方國家看病要方便得多（不知是具體去調查了還是想當然）。
而法國記者最終的思維導向一般不會這樣，他會認為問題的關鍵是管理分流不夠，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讓全市及整個京郊甚至全國（現在人有錢又寶貝孩子）有病孩的人這麼隨己所願擠進一家專科醫院，那樣多大的醫院、多少醫生都是不夠的。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兒，我從前帶孩子去看過病，那時北京兒童醫院的條件還遠不如現在，但卻未見如今這番亂象，且小孩住在北京也就去過不得已的一次。所以話語不僅僅是呈現真實，它更重要的是輿論導向，它如何解釋一件事，比事件本身還重要。
法國記者最後在尋找責任時，往往會與中國記者正相反，或至少是將責任對半分，他可能也會呼籲政府做更多投入，但他會將主要責任落在隨意且大量湧來、不遵守秩序且缺乏恥辱感的看病人身上。因為“自由”社會的“合同”就是每個人首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並承擔其後果，尊嚴不是他人給予，而是自己把控。
我們看到，話語的主人在此呈現的還是自我意識強弱的問題，強的人懂到話語的邊界在哪裏，不光恥辱感強避免獻醜，而且並不只扮演“綠林好漢”一種角色；弱的人則獻不獻醜本身都無意識，且只會扮“綠林好漢”。
“話語統治”説白了，首先是握有此權力的人有沒有自我意識，如果自我意識薄弱甚至沒有，則這個統治權放到你手裏，你也抓不住。所以權力大小與人稱職與否是成正比的，世上不存在沒有邊界的權力，只存在不勝任的人。
我再舉法國電視台今年八月中旬對全法八百多公里大堵車的報道，以供比較。發生這麼大件事，尤其是暑期人人關注的問題，電視台不會迴避肯定要報，但仔細看，對內對外、對外時對敵對國還是盟國，報道技巧是非常講究的，對話語的權力（如何攻擊別國保護自家）有充分認識，並且自己頗有主人意識。
大夏天的，堵了這麼長（有史以來最長），八百多公里等於從北到南橫貫法國，成千上萬被阻在長途路上回不了家或抵達不了度假地的大人小孩，要拍醜陋畫面以證明問題嚴重恐怕俯拾皆是，人性在匱乏感面前到哪裏都難有奇蹟。
但人家是怎麼報道的呢？在不迴避負面信息的同時，整個報道你看不見一個有礙觀瞻的畫面，大堵車的畫面是個遠景，既不用中景，更不用特寫，為什麼？這時用遠景既客觀，又避開了所有不雅觀的景象。
資料圖：法媒
堵車集中點在南部七號高速公路，這裏氣候炎熱，公路太陽下被阻數小時甚至一天，對普遍沒有空調的法國駕車人是很難熬的，若用近景尤其特寫，你就會看到赤膊的車內人（熱得不耐）、大呼小叫的家長孩子、油污汗漬的臉、沮喪憤怒的表情甚至爭吵罵架；如果鏡頭再轉到加油站、公路休息處和廁所，原本相對整潔的地方，這時肯定一片狼籍（用得人太多了）。
但所有這些不可避免的境況，電視畫面均未表現，而是在長鏡頭之後，採訪了三個好脾氣、性格樂觀的駕車人，他們中沒有一位因被堵在路上而氣急敗壞、怨天尤人，而是個個認命，認為這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接受了好的，壞的也要接受。整個報道最後的輿論導向是：大堵車給度假者帶來很多不便，但這是個偶然事件。偶然的即意味着沒什麼好怨的，因為生活中不可避免。
試想想若是中國記者報如此規模的大堵車會怎麼報？他們多半會用一大堆近景和特寫，反映受堵之人的困苦（因自己恥辱感不強會專挑最難堪的畫面以顯示自己作為問題揭示者的重要性）；然後蒐集一大堆怨言，窺癖本能盤據於人的潛意識，暗暗支配着尋找畫面的眼睛；最後就會把問題引到國家不好（公路不發達）、政府無能（管理不善）這條慣常的思維軌道上，沒有人會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慣常的完美永遠落後於偶然的災變。
温州動車事故後，全國的媒體互相仿效用大特寫的方式放大每個遇害者的命運，估計他們是模仿西媒對紐約9·11襲擊和倫敦地鐵爆炸的報道方式，卻不懂西媒如此垂注受害者個人命運，是由於死者是外敵攻擊的犧牲者。
而自己國家偶然的交通事故他們就不會這麼報了，因為對死者命運的如此特寫，看起來是人道關注，實則是妖魔化對立面——出事的火車、火車所在鐵路部門、火車工作人員、製造火車的人及他們的技術，等等。而妖魔化與正當尋找責任有着本質差別，所以在西方，一次偶然事故的受害者，一般都無名、無姓、無畫面（個體特寫是沒有的），總之無個人命運，他們只在一個數字中具有意義，這個數字的大小意味事故嚴重與否。
配上那麼多不堪入目的畫面，再時常拉來西方國家作對襯（那邊如何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即便並沒説這國這民如何不堪，如此導向的話語也已事實上建構起來。加上西方記者報道中國時便一改他們對自己人的慣常作風，鏡頭總是對準最醜陋的人和事，不管出了什麼事，沒什麼是偶然的，輿論導向永遠是體制的、整體的、一貫的錯。如此外攻內陷，中國在世界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能不一敗塗地嗎？
只有無目的的事件，沒有無目的的新聞。在細節的操作上，話語其實具有無限大的權力，掌握者真乃無冕之王，可惜沒有自我意識或自我意識薄弱的人體會不到這個權力，也不擅用這個權力，而只看得見他手中沒有的權力。
這事關怎麼製造正面和負面話語，與揭露問題本身無關。如果有人據此便以為我不站在揭露問題的記者一邊，那是沒有讀懂此文，更不解我這番苦心。
我們上面説過，話語與事實並無必然聯繫，事實你要尊重，但話語卻是權力，怎麼用、後果如何，掌控的人須有充分的自我意識。如上所舉，暴露問題不一定就是製造負面話語，話語本身有自己的邏輯和技巧，其掙脱事實的本領大大超出製作者的想象。
負面的事實可通過操作技巧避免成為負面話語，因為負面話語的影響遠遠超過負面事實，即刻的真實無足輕重，是話語的接力賦予其真正的擊打力，而且負面話語的擊打範圍就不再是出問題的那一塊，而是涵蓋廣大，話語操縱者若會利用的話，往往變外傷為內傷。
同理，一個看似沒有傾向的信息，通過操作技巧，可以變成無須歌功頌德而行讚美之實的正面話語。
比如英王室威廉王子就新生兒的那幾句“普通爸爸”的話；再比如美總統奧巴馬家又養了一條狗，只需小狗的一個特寫，正面話語的接力就完成了。而中國媒體跟着傳遞，不知明白不明白為什麼英王室和美白宮隔三岔五總有這類花邊新聞在“世界”傳媒的迴音壁上傳遞、連節奏都是不變的？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西班牙王室無此榮幸（這裏面深藏着歐洲歷史看不見的部分）？
這兩家是“集團”打造的最直系對外招牌，是“世界上層社會”一個世襲、一個民選的權貴標本，是“帝國”為全世界樹立的榜樣，將之以尊貴或可愛形象維持於“世界話語迴音壁”屬於西媒“軍團”職責內的“必傳遞信息”，你跟着傳話看熱鬧，究竟是領了“軍團”的委任狀還是糊里糊塗地湊趣追風？
你以為接力幾個英王子做“普通爸爸”的畫面沒什麼，世界早已是“同一個世界”。那我來告訴你“同一個世界”的現實：首先人家那邊絕對沒有對等的畫面賜予你的國家，人家深知傳遞這些花邊新聞的真正目的，怎麼會為你所用？非但沒有對等，還反向行事，竭力在“世界話語迴音壁”維持你的道德和形象卑賤。
因為中國作為一個能幹和強大的國家本身，就是“罪過”，拳頭不端到桌面上，也一定揣在桌下；其次這個可愛“普通爸爸”的畫面不是在傳播某個事實（就在於它的有選擇性和接力），而是人為製造的話語，它的傳播也就超出“王子為人父”這一時事，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和後果。
它的直接後果極有可能是：又會有不知多少中國善男信女提升他們對西方的嚮往和崇尚（有錢的人投奔，沒錢的人默唸）；又會助長香港人莫名其由的優越感；中國歷史書上講述的傷痛在“普通爸爸”靦腆的微笑中煙飛灰滅（這怎麼可能是一百多年前還用槍炮向我們販毒的人的後代？）如果後代們金盆洗手倒也罷了，問題是一旦我們無還手之力，軍艦照樣會開過來。
還有那些短時看不見的、更深遠的後果，比如你不知不覺地配合操縱者完成了他們意圖中的話語的流向，並幫着堆建了看去與道德無關但實則的道德制高點。
而這一切都是在平民潛意識裏完成的，正是這些看去無關痛癢的細節，經幾十年的浸透，讓這國這民變得這般無頭無腦。
如果我們的媒體是自己採編新聞（“國際新聞”的採編絕大多數是轉述西媒製作好的新聞，甚至照搬其解釋），信息的源頭由自己掌握，並非不能報報歐洲王室的佚聞，但要知道報道一則新聞背後的目的。
只有無目的的事件，沒有無目的的新聞，即便天災人禍這類突發事件，放不放到或以什麼形式放到話語迴音壁上也是有目的的，你跟着接力首先要看清製作新聞的人之目的，然後才知自己傳遞的後果。以為話語面對事實是被動的，以為“國際新聞”只是一個被動傳輸帶的產物，非但是不解西媒的真實面目，更不知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世界。握有如此大權力至少應知自己在幹什麼。
在細節的操作上，話語其實具有無限大的權力，掌握者真乃無冕之王，可惜沒有自我意識或自我意識薄弱的人體會不到這個權力，也不擅用這個權力，而只看得見他手中沒有的權力。
西方統治集團早已嫺熟話語製作技巧，這是他們征服世界、顛覆敵對國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顛覆活動都是傳媒“軍團”打前站的，遙遙領先於軍事打擊、經濟滲透。他們在這個領域蒐羅了最頂尖的人才，研究“話語統治”的“高科技”，而我國卻至今未意識到這個領域一樣需要“錢學森”！以如今畫面在話語中所佔位置，電視台的剪輯絕非技術活，而是藝術活！在西方，這些直接關係統治集團生死的活，都是由具天賦的極少數人壟斷、專權，實行看不見的獨裁統治。
遍觀西方各國，除了一些邊緣話語，主流話語無一是真正獨立於統治集團的（不要被獨立於某屆民選政府迷惑）。而我們卻被有意誤導着相信知識分子的職責是與國家作對，而非西人用於自己的職責：引導民眾！
與“自由”一樣，“獨立”的第一道門檻是自我意識，沒有這道檻則所謂“獨立”與小孩被不懷好意的人挑唆着調皮搗蛋有什麼差別？由之西方媒體看起來也是成天暴露問題，但其百姓從不對自己的國家民族產生整體負面印象，因為他們看到負面事實，卻並未被負面話語浸染。
我不久前去國內某醫院看望一友，正巧他同病房是移民加拿大的同胞，回國作手術。我問加國公共醫療不是人人讚不絕口嗎，為什麼回國作手術？答排隊等太久。
我當然不會就這一個例子便斷言哪邊好哪邊不好，但這兩邊的醫療在話語層面被貶和被讚的落差，與眼前事實相去多遠（不好的醫療正在解決好醫療解決不了的問題），證明了被話語事先左右大腦，對事實的判斷往往南轅北轍。而大多數人是受話語支配的，且並不知道是話語代替自己的眼腦在詮釋事實，而非事實本身。
下面這個例子非常典型地印證了這一點，這個例子將佔去本文不少篇幅，但我以為有必要細拆開來，讓國人看看有不少人被前設話語支配得已是榮辱不覺。
某作家在法國乘旅遊車時連受二辱——先被司機因上錯一扇門不客氣對待，後被法方陪同（從法外交部派人看是相當正式的接待）看似解圍實為再行一辱（為讓司機和氣待客，該陪同謊騙司機被無理對待的作家乃日本人，並不怕傷人尊嚴實告作家解圍方法），不但不對罔顧起碼禮數且滿腹偏見的洋人有一絲指責，反而把受辱責任反堆到自己人頭上：作家認為自己所遇非關洋人無禮而皆因中國人素質太差，否則怎麼自己一旦“變身”日本人，待遇即刻改觀。
不知當時車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作家不懂外文，我只能根據其自述分析。
這樁旅遊車上發生的“小事”其實一點不小，也絕對不像作者後來得出的結論那麼簡單片面，要剖解清楚，必須區分慣常情況和中國人的特殊情況。先説慣常情況下這件事應該怎樣，再看何處不正常。
西歐這幾國（尤以法英為甚）之所以吸引各國富胄名流，不僅僅是老牌工業國家，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在平等的細節下尊卑分明；二，有馴化標準僕人的傳統。加上土著高盧人天性趨炎附勢，尤欺軟怕硬，更強化了以上兩點。所以一般對尊貴之客（有錢有勢的人）是一點不敢怠慢的，絕對收掩自家脾性。
法國政客卡恩在紐約旅館強姦女傭事件曝光後，法國這頭有長舌的才敢説出這種事在法國高級旅館裏屢見不鮮，闊佬尤其是王子們在酒店調戲女僕甚至強迫性行為是業內眾所周知的事，事發後酒店會阻止女傭報案，不願為僕人得罪大主僱，所以從來不了了之，最好結局就是闊佬賞一筆錢用以補償和封嘴。卡恩在紐約如此大膽，恐怕就是習慣使然，如果他大方一點事後給錢，後面的事極有可能不會發生。
卡恩（資料圖/中新網）
被僱司機屬僕伇職業，尤其僱來接待這個檔次的客人（作家是法國官方邀請的客人），一般必畢恭畢敬、車前馬後，非極其例外（湊巧司機脾氣很壞或與僱主積怨已深或對客人極端蔑視），作家不應只因公共行為不規範便遭如此對待。
由此可見作家遭遇的事屬於特例。從司機得知客人為日本人態度遂轉為和藹看（同為不懂公共行為規範，日本人就屬可諒解範疇），脾氣特壞或與僱主積怨的前提均不存在，那麼就是例外中的第三條：對客人極端蔑視，我們的大作家正是從這一點得出了結論：錯不在如此對待他的洋人而在中國人自己。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中國人作為羣體在這件事中究竟應負多大責任，以及這種蔑視究竟是民間自發的還是上層話語主導的。
中國人作為羣體（社團）居法的歷史很短，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只有零星散户，極少下層移民。七十年代末從東南亞移居了一批越、柬華人（逃避越共和紅色高棉），八十年代以後從大陸又陸續移居一批人，加上留學不歸的，總共幾十萬人。除極少數靠才學（研究所、學校、跨國公司等）或婚嫁進入主流社會，東南亞和大陸華人社團基本處於主流社會的邊緣，靠開餐館、雜貨店或從事進出口貿易維生，自成一體。
因從不鬧事，失業和犯罪率極低（低於主流白人社會，更遠遠低於其他移民社團），儘管九十年代後期來自東北、河南等北方地區的移民開始了賣淫和撿垃圾的營生，你若避開媒體（媒體因反華對本地的中國人也無善意，東南亞華僑因此在人前都自稱越、柬人）到法國民間探訪，很少人對華裔有實際不滿。
偏見都是話語事先主導的，不少白人願意住進華人區（不與其他移民混雜的華人區治安好），也願小孩與華裔學生為伍（華裔小孩普遍不尚武），同時卻儘量避開非洲裔和阿拉伯裔居住區。
由此推斷這個羣體應該不是“罪魁禍首”。
那麼中國遊客呢？遊客大批次來法不過近幾年的事，他們真的因為公共行為超出一般的差而讓法國人普遍生厭嗎？
就在不久前我還做了一次長達七天的盧浮宮博物館考察，每個館每個展室都轉到了，從走馬觀花看博物館的大眾遊客（隨團、低費用、短時多遊）逐個層次觀察，各國、從白到黑的旅遊者“素質”半斤八兩，普遍低，他們“合夥”把博物館的某些區域變成了比百貨店還嘈雜的地方。
在盧浮宮這種原本也只有法國文化人才光顧的場所，更顯出這種“普遍差”，因為此等遊客在其本國並不是經常轉博物館的人，他們極可能連免費的本國博物館（我轉過國內幾個省會級免費博物館，幾近無人，而其實可看的很多）都沒去過，卻花大筆錢飛越萬水千山到蒙娜麗莎畫前照張相。
《蒙娜麗莎》前的遊客們（資料圖/紐約時報）
而目前全世界的景點多被這類遊客充斥，他們是廣告和媒體的最大精神控制羣，是“明信片風光”和奢侈品標識產品的主要消費者。他們的弱點大同小異，如把旅遊當成一種身份財力的顯示、在公共場合都有喧鬧的毛病、屬於消費旅遊人羣（在購物上不吝嗇，在旅費上卻斤斤計較）、到文化景點留影的目的大過對異文化的興趣等，在某種程度上不管什麼國籍的都是景點的災害。
但各國現在都想賺這些人的錢（人數龐大），有些國家更是直接靠旅遊業維持經濟，連老牌工業國家（如法國）骨子裏討厭這些人，但也離不開他們的腰包（十多年來唯一增長的少數幾個行業之一）。
這種矛盾心理在法國奢侈品店的白種侍者身上最能透視，他們普遍看不起這類買客，因為他們被馴化出來的那套侍候上等客人的禮數，在這些中產階級暴發户身上完全用不上，如果買客再是有色人種，並且丁點不識那些有意設置的門檻（中國遊客為典型代表，全世界沒有一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底層提供的暴發機會或空子能超過中國），他們從小到大沉澱在內心的蔑視（被人為馴化的兩百年俯視世界的優越感）會加倍上升，有時連他們擅長的掩飾都遮不住。
如果説中國遊客有什麼特殊之外，那便是這類大眾遊者數目比別國多（暴富、崇洋及國家不控制不引導），人多必雜必亂。所以上層建築自我意識強的國家（比如法國）都暗中阻止（靠輿論引導）本國大眾遊客撒向國外，一來肥水不外流，二來“大軍團”往外走難免良莠不齊，絕對不會像中國的上層建築傻乎乎地讓境外遊在民間變成一種時髦。
至於中國遊客在法為什麼被搶、被惡待最多，我以為是傳媒負面話語長年主導的結果。即便是報道中國遊客成為法國小偷主打目標這類看去幫中國人的新聞，在話語的製造上也是下暗手的。
比如分析原因從不説自己治安太差，而是暗示中國人咎由自取——身上有現金。就算這是原由之一，能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嗎？這不是為罪犯和無所作為的警方辯護嗎？帶不帶現金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在自己國家也帶現金，並沒有一出門即被搶，難道一個人身上有錢就應該被打劫嗎？但每一次報完事實，都要將話語變成對中國人的負面話語，簡直不是同情受害者，而是再鼓動人去搶。弄到後來連本地華人也在如此話語導向下成為劫匪的最大受害者。
法國巴黎，一女子游説遊客簽名，同伴乘機偷錢包（資料圖/法媒）
再來看對中日兩國人的區別對待真的是“素質”決定的嗎？
事實上早在中國遊客到來前，這種區別對待便已根深蒂固。絕大多數法國人都沒有與中國人、日本人直接接觸的經歷，但他們的腦袋早已被鎖定了邊界，這條界從十九世紀中國被打翻在地、日本擠進列強陣營便牢牢地劃定了，絕不是剛來幾年的中國遊客“壞了名聲”的結果！
對中日兩國，話語的區別對待讓人觸目驚心，以申辦奧運為例，對中國是圍追堵截，正面的不報，負面的大炒，且蓄意製造，最終釀成巴黎火炬事件；對日本申奧成功卻不但正面傳播還隆重慶祝，在奧委會宣佈東京為主辦城市的當天，法國主要電視台將此新聞放在中午與晚間新聞的頭條！自己獲選也不過如此待遇了。足見“集團”挺日抑中（為的是讓日本再度充當打手）的大政方針已落實到“核心國”一個看似公共電視台的編輯部。
中國人一日未看懂這種聯手與串通，一日不知自己處在一個怎樣的世界。
由於長年在新聞、電影、小説裏有關中國人的形象都是非窮即醜，而有關日本人的形象卻是非富即美，比如他們莫名其妙認定中國人膚深日本人膚淺（估計根源是傳媒挑選的畫面和中國電影老給他們看曬得烏黑的窮人而日本電影多呈現塗脂抹粉的中上層社會），法國普通人的腦袋事先被鎖定了一條邊界，看到穿戴及形象好的人，習慣性地必認作日本人，沒有一絲疑義。
有一同胞因長着典型中國北方人的大寬臉且膚色較深，告訴我他不願乘公交，因承接的好眼色不多，還時而被罵“中國佬”，甚至遭過推搡。
我在一家左岸小資聚集的藝術影院觀影多年，與一檢票法國人時常照面，他一直對我恭恭敬敬。我作夢都沒想到在他的頭腦裏我是誰早有定數。直到某天，我看完電影正準備離開，他忽然叫住我（破天荒第一次，西式禮儀就是禮數到位，但絕不越界），讓我幫忙翻一句日文。
在他的腦子裏我是日本人天經地義，連問都沒問我是不是懂日文。當我告訴他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估計積攢了十多年的篤定被我一句話推翻，他的表情非常怪異。
我後來尋思，他為什麼這麼篤定？就因為我出入的地方。在他心目中，這個巴黎小資出沒的影院，“世界下層社會”的人是不會來的，而中國人在他們眼裏從來沒走出“世界下層社會”（窮富並非唯一標準）。所以如果有一個亞裔電影批評出入，百分之百必定是日本人，他心裏連半點疑問都沒有。
我在另一家影城遭遇類同，有一售票的對我也一直特別客氣，每回碰上都會問我對一週新片的看法。我處之若素，從未去想所為何來。
直到數年後，某次影院放章子怡主演的那部日本藝妓的電影，他又問我怎麼看。作為影迷他知道章為中國人，便對我表露（一絲蔑視早早地掛在臉上）對中國女人演日本女人的不屑。
我突然之間處在極其尷尬的境地，順着他説或沉默便等於出賣自己，當場告訴他我為中國人簡直就是給他一記耳光，關鍵是我怎麼也沒想到他會毫無疑義地認定我是日本人，以致出言如此不當。
我愣了片刻，告訴他我是中國人，不知演日本女人需要什麼特別的東西。你可以想像幾年來凝固在他臉上、我以為是給我的、而實際上是投遞給一個日本女人的温良表情，在一瞬間被我的回答擊碎的情景。自那以後，他對我再也沒有一句多餘的話。
不少中國人會欣然接受這種區別對待，只需反身罵罵自己人是如何不爭氣，就能把自己剝離，接受起來並不難，讀到這裏細心的讀者應已能體味我説過的“不出賣自己”並非易事，道德卑賤的網會嚇跑一大堆怯懦者。
中國人思想歷來活泛，且上層建築也不擅精神控制，因而很難想象精神世界被整齊切割過的西人思維和行事的“箱格化”，那一個個預設的思維閘門，嵌入之深，早早地引流了百姓的愛與憎，豈是幾個中國遊客守不守規矩便能挪移的？
在如今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話語戰爭激戰正酣，且已沒有城牆和邊界，話語作為現代國家的生存重器，考驗一國上層建築的自我意識和思想智慧，是一個文明將成為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試金石。
預設思想閘門，乃“話語統治”的技巧之一。若不擅用也不懂得防範，覬覦者就深入你的腹地，“格式化”你的民眾的頭腦。民眾思想被外部勢力和內部幫手暗中“格式化”在香港和台灣已到無可救藥的程度，這個外輸內導的“格式化”進程在中國大陸也已達難以逆轉的關頭。
以我對中國網上一些主題吧的觀察，哪怕是完全不涉時政、只是些日常話題的聊天吧，部分聊天者的潛意識也已在很大程度被這幾十年事先植入頭腦的話語控制。是不是有股暗勢力以普通網友、吧友的身份在暗中執行話語導向和接力的“任務”？不得而知。
但有些網店老闆的寫作大大超出小販推銷商品的內容和水平。某次在一個談論玉石的聊天吧，有人曬自己在伊朗購得的綠松石，並出示伊朗的寶石簽定證書。馬上有人上來説，伊朗這種國家跟中國一樣，都是不可信國家。
看得出此人對伊朗一無所知，沒有一天的閲歷，為什麼否定起這個國家卻如此慣性和篤定？還有他對自己國家的習慣性蔑視，真的是他遊遍世界對照下來的？他的那句“不可信國家”是有明顯對襯物的，既然世上有“不可信國家”，一定還有“可信國家”，而且一般肯定是由“可信國家”為“不可信國家”定義。他根據誰的定義劃分“可信”與“不可信”？是什麼在他看世界之前就顛倒了他的認知軌道？
這些疑問從西方這頭看，線路清晰，這就是一個話語體系事先設定的精神軌道，針對“集團”視為征服障礙的國家長期經營，由西媒和從學術到藝術的各路人馬外攻，再由被攻國的文人藝客和傳媒內應，裏應外合，共同搭建那條由外部事先設定的精神軌道。這種配合多數情況下並不是接受指令的合作，而是爭先恐後地匯入早已被暗中引航的話語的流向。
那些得“獎”作家和導演領的是參與搭建軌道的賞錢，你再讓這些“寵兒”在主流媒體上炫耀他們得到的“賞賜”，甚至讓這些被挑中的卒子（以受邀訪問、作品入選或被引薦、獲“國際”獎等形式顯露，沒有免費的禮物！）在國家關鍵部門掌權（從政協委員到傳媒、作協、影協掌門人），不是幫着看不見的手給自己國家下刀子嗎？
再民主自由之邦也未見如此是非不分、良莠不辨，長他人威風滅自家志氣。在法國，任何由外部敵對勢力（還不是真被人敵視，而是自己視人為敵，所以不防範的只有西方盟國）捧角的文人藝客兼被邊緣化，由業內和傳媒聯手狙擊。
仔細看看2013年在戛納得獎的中國電影，便知作者已在多大程度上投身這個話語體系，幾乎就是在按主顧要求的“菜譜”做“菜”。請分辨表現陰暗面與按“菜譜”做“菜”，只有知道這個話語體系的經營方略，才能看清一個藝人是在揭露問題還是已作“體系”的領薪（“國際”獎與榮譽）僱員。
就作品本身看，非常微妙，時常只繫於一些細節，但挑的人看中的就是這些細節，恐怕做的人做得這麼精打細算這麼有意為之也已非無意撞上。正是這般“微妙”讓換一個時代可被直呼為“內奸”的人成了一個精心設計的話語體系的“藝術大師”（才華因西方捧而被嚴重誇大）！
我對“集團”氅下“文藝國際”那幫策劃人真是佩服到家了，“體系”的搭建和矇騙技巧，需要怎樣的征服欲和使命感、怎樣的自我意識和組織紀律才能辦到啊！我在以往的文章裏一直未視該片作者為正式“僱員”，現在開始懷疑自己的寬厚。
作“僱員”有兩類，一類是直接僱了幹髒活的，一類是歪打正着幹臨時工的。中國的文人藝客幹臨時工佔多數（不解世界且追風逐流），如果不是隻有雕蟲小技的井底之蛙，且有點品性，幹幾次賺到名利也就脱鈎了。但能在“文藝國際”領到長期飯票（作品長年入選、得獎或一次性領到鉅額獎金）的人，一般最後與“僱主”已是心照不宣。
深解這條預設精神軌道之線路的人看到這種“菜譜作品”，不禁驚歎作者揣摩“菜譜”之準確，是作者領會到家還是“僱主”面授機宜？在這個話語體系長年累月、潛移默化的經營下，被攻國從信譽危機到道德卑賤，被看不見的手列入了黑名單。你跟着為那個表面的“藝術獎”實際的“工錢”敲鑼打鼓，讓忠國者情可以堪？
話語的事先植入大大左右了人對世事的感知，甚至可以阻斷人對世事的正常感知。
所以才會不光西方百姓認為印度好於中國（完全被顛倒黑白的輿論矇騙），連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中國人也被這一話語綁架；所以一百五十年都沒忘本的香港人才會在短短三十年間便恥於做中國人；所以台灣人（祖先都是中原人）才欣然接受去中國化；所以中國人才如此輕鬆地扔掉自己的文明而棄土離邦的人才受到人上人對待（有歸國華人或在外也始終未換籍的中國人告訴我，在國內辦事有外籍和沒外籍待遇迴異，前者一路綠燈，後者處處有絆）；所以日本人才不屑向中國人認罪，他們怎麼會向道德自賤的人低頭呢；所以上面那位對世事一竅不通的“世界通”做了這條精神軌道的思想奴隸還自鳴得意；所以那位作家才不見自己受辱反助侮辱者一臂之力用自己的筆和影響力為那條精神軌道接力。
話語這把利劍並不靠事實作臂，話語的導向可以讓人看不見事實。就在今年8月29日法媒又曝出食品醜聞，這是續幾個月前馬肉充牛肉案後的又一起食用肉詐騙案，這一次還是馬肉。法國規定馬術比賽的馬是不能食用的，因為這種馬為了體育比賽都注射和服用各種對人體有害的藥物。但人們新近發現，這類馬在不能比賽後，被悄悄地偽造了身份，屠宰後當可食用肉銷售。
我們就來看看法國公共電視二台（最大的國家電視台）怎麼報這樁醜聞。
首先觀眾在電視報道中看不到這條詐騙鏈的具體操作地點和操作人的畫面，其次也看不到有關這起食品詐騙案的規模和持續時間以及危害範圍的信息。為什麼？
食品安全的負面信息非比其他，直接受害者不管有多少，想象中的受害者都可能無以計數，很難不滑向負面話語，且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光涉及一國對內對外的信譽，也事關本國食品工業的巨大利益，一旦變成處於主導地位的負面話語，對國家整體形象、利益損害甚大，且貽害無窮。所以上面的報道方式是在不隱瞞事實的前提下，在話語上儘量挽救。
話語挽救有各種技巧 ，比如法媒在這個報道中儘可能避開作案現場的畫面，諸如屠宰這些馬和屠後的加工畫面（與中國媒體在報道奶粉醜聞時對作案細節的描述、拍攝和重複形成反向對照）；同時忌炒作案規模，那樣負面信息就被插上了翅膀，會起到以點擊面、變外傷為內傷的作用；更不能特寫個體受害者，我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寫過，放大每個受害者的命運，是妖魔化對立面（此處是法國肉食品及食品工業）的最有效手法。
讀到這裏你應已明白這三十年對前三十年受害規模的炒作及受害者個體命運的逐一放大，實際上已在精神上徹底掀翻了統治階層（頭已被擰掉），包括作為這個階層一員的控訴者自己。
我們看到針對不同事件的話語把控非常細緻，藥品安全可以特寫個體命運（也不能擴大化），尤其針對國外製藥公司的產品，食品安全則忌諱，因為生病服藥不比人人要吃飯，前者可控制在“點”內，後者很難不及“面”。
所以這個報道用什麼畫面來配合對事實的陳述呢？用的是馬術比賽、馬場育馬及肉食品加工廠的正常畫面，受眾只能通過自己的想象追蹤。而事實上事件既已曝光，警方肯定已掌握了證據甚至抓了作案人，電視台找一些吸人眼球的畫面還不容易嗎？
把那些英姿颯爽的賽馬放進菜盤的過程會有很多不堪入目的畫面可用來煽情、用來提升報道者的權力慾以及受眾的被支配程度。問題是恰恰要避開這樣的畫面，尤其這一次，因為馬是法國馬術場的馬，屠宰也在法國屠宰場，只有主謀是比利時人（這一點被強調）。這個報道潛藏的輿論導向是：法國人在這起食品醜聞中是無辜的。
為證實這一點，在前述“正常畫面”之後，記者採訪了為作弊馬肉提供貨源的法國馬術場的負責人，他一副不知情者的無奈相（他的馬一出手很快消失，人家告訴他全是病死的）。報道就此打住，我們可以做餘下想象：屠宰場的人也完全“被騙”，“看不出”馬術馬與普通可食用馬的差別。
至此話語技巧並未用完，此報道一結束，電視台緊接着做了一個與時事無關（顯然是有意插入的）但意在保護法國食品加工業聲譽的報道，非常正面地報道上次用馬肉充當牛肉的那家法國肉食加工廠如何洗心革面，只見廠裏的公關説我們現在都用法國生產的肉（無時無刻不在教導法國人吃、用“法國造”，與中國人動不動以“進口”二字打招牌形成鮮明對比），再也不會出事了。
注意這裏記者和肉食加工廠的人合夥偷換了概念（揭露自身問題與一致對外被清晰地分在大腦的兩個部分，沒有建立在一個標準之上的是非），上次以馬肉充牛肉的案子禍端並不是用法國肉還是外國肉，而是這家廠把從羅馬尼亞屠宰廠進口的馬肉偷偷摻進牛肉，製成半成品買給全歐洲的顧客（為幾大食品名牌加工）。這回強調用法國肉，好像上次不是自己的錯，而是外國肉的錯。
那次馬肉充牛肉醜聞曝光後，法媒很快就把矛頭引向羅馬尼亞屠宰廠，跑到人家那裏大拍特拍，説是羅馬尼亞屠宰廠將馬肉當牛肉賣才釀禍。如果説普通顧客看不出有意摻進牛肉的馬肉，肉食加工廠的專業人員會分辨不出自己批進來的是牛肉還是馬肉？後經歐盟調查，確認作弊者不是羅馬尼亞人而正是法國人。
但是你看到沒有，事實在此絲毫不能左右法媒其後的話語，話語繼續它的謊言，只不過換了變相撒謊的技巧。因為此時話語的任務不是肯定事實，而是要把那個礙眼的事實用“後消除法”模糊掉，無論如何話語不能追着事實確立法國食品有問題、法國人作假的負面形象。
而他們報道中國奶粉事件時卻完全反向行事，一個勁地強化、常態化事實，甚至不惜在細節上作弊（在細節上作弊的好處是不會直接授人撒謊的把柄），並且此後將“毒奶粉”這個詞設成涉及中國的信息參照詞，每次負面報道中國必夾帶於內，數年不間斷地接力。幾乎每個傳媒從業者都有這樣的使命感：打跨中國的乳品業，才能讓自家的乳品商賺大錢。
反觀中國媒體對此次新西蘭奶粉污染事件的報道：炒了幾天就沒有下文了，完全不懂話語的接力才賦予擊打力，加上西方國家事發後不會讓你拍到任何不利的畫面（不但國內抱團，西國之間也抱團），最後是自家握有武器也照樣被人家控制在擊傷的最小範圍。這與對自家乳品業施行的致命斬首，形成難以想象的對照。
對葛蘭素史克賄賂案也一樣，最初攻勢很猛，本以為可以在話語上狠狠打擊一下在中國幾乎為所欲為的跨國製藥財團，然而隨後觀察下來只能仰天長嘆握權者對手中權力之無意識——很快落入葛蘭素史克反宣傳的圈套。
是拿了人家的好處，還是無意識？以致看不出自己其後對事件的接力（事件之後的後續信息）幾乎全都屬於製藥財團謀劃的用以恢復形象的“後消除法”範疇，包括9月14日中央電視台傳遞的有關美國司法介入調查的信息。這種信息由中國這邊無目的地傳遞（自以為是事件的追蹤報道及保證百姓的知情權），對在醜聞中信譽受損的製藥財團尤其西方國家起到了癒合創口的作用。
在話語戰爭（保證利益之戰誰主沉浮）中，話語不是事實的跟班，而是有無限空間唱獨角戲，對外是武器對內是城牆，角色要隨時變換。
在再次曝出馬肉醜聞後，追加食品加工的正面報道，屬於潛意識操控的技巧之一：“後消除法”，也可稱“消毒”。
我們看到，這次馬肉詐騙案實際比上次更嚴重，如果説上次只是作假欺騙，這次可是害人，將這種馬肉當食品銷售對人是有害的。若媒體在報完負面信息後不馬上用正面話語“消毒”，而像中國媒體報食品醜聞那樣，法國民眾就會全面懷疑本國的食品和食品工業，讓“食品有毒”的負面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此類話語一旦佔據主導地位，則事實究竟如何已不重要。
不過我也沒想到，他們“消毒”還不算（出於國家利益做這種事我是能理解的），還要用話語再次顛倒已經證明的事實，在這件事上用“後消除法” 變相地繼續謊言。
前後十幾分鍾、一負一正兩個信息報完之後，話語已經反敗為勝，不但沒有讓法國人產生對本國食品的不信任，反而讓他們相信只要食用本國肉就不會有問題。這是怎樣的操縱技巧及強詞奪理啊！並且這樣的負面信息只報一次，第二天整個行業便自覺自律對這又一起馬肉醜聞萬馬齊喑，唯恐炒起來讓國外媒體嗅到腥味。
資料圖：法媒
反觀中國媒體對食品醜聞的報道，真有天壤之別。
以9月2日電視再報地溝油審判案為例（我不質疑新聞本身而是報道方式），話語製作者好像生怕百姓淡忘了這起已吵得全國人人自認受害者的食品醜聞，再度把作案細節像科普教育似地細細呈現——怎麼做、用什麼做（油的配料和加工步驟），同時配上罪犯醜陋面孔的特寫，簡直就是讓人直視一塊爛肉上的蛆或細看一團糞的構成（當畫面出現雞屁股、鴨屁股等字眼時，受眾由心理噁心變成了生理噁心），好像不讓人對中國食品及中國食品業徹底懷疑不罷休。
試想想做這種事的壞蛋會因畫面的擊打力而羞於做壞事嗎？話語對喪盡天良的人一點阻止作用都不會有，相反對正常人卻極具衝擊力，大大影響他們對事物整體的感知。這種事你其實應該嚴打少説，如斯話語，早已超出擊打一小撮罪犯，而是讓人在潛意識裏對送進嘴的所有食品十二分誡心，甚至對國產食品產生噁心的條件反射。
窺癖並裹挾着他人窺癖是非常本能的行為，也是這個時代頗能名利雙收的時髦營生，現代傳媒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建在人的這一弱點的基礎上的，在這以人道、以正義的名義執導的大戲裏，什麼佐料都不缺，唯缺導演們的自我意識！
若以為馬肉醜聞的“消毒”工作就此結束了，那是對西媒的話語操縱性和責任感認識還不夠。9月11日，也就是8月29日的報道過去約兩個星期，電視台做了第二次“消毒”，製作了一個馬肉更受食客歡迎的報道，圍繞一家馬肉鋪和一個馬肉餐館展開：
讓馬肉鋪的老顧客説自己相信肉鋪老闆，在肉鋪買不會有問題，背景畫面是熙熙攘攘在排隊的肉鋪；讓餐館老闆説自己的客人最近不降反升，背景是報道者的話外音説馬肉含鐵豐富而不肥膩，鏡頭則對準餐館煎肉器上香氣繚繚、食色誘人的大塊馬肉排。
注意：在馬肉的慣常嗜好者中作這個報道，暴露了報道之偽命題。在這裏，事實根本不是主角，它只是話語需要的小配角，用來為話語作“偽證”。
為什麼説是“偽證”？因為如果真是從事實出發的報道，那麼製作者應從兩起馬肉詐騙案後全國馬肉消費量和消費者人數的正式調查出發，選擇國家或私人權威機構公佈的調查數字，決定報道的正面或負面命題，而不是做操縱性如此明顯的報道。
但絕大多數人看、聽新聞是不動腦子的，他可能在用餐或手頭在做別的事，畫面和詞語看似一掃而過，實則雁過留痕。話語的強迫性隱藏極深，被綁架者時常毫無知覺，只有話語謀劃者知道什麼樣的畫面和詞語會作用於受眾的潛意識，經過接力時間點的精密安排，在受眾不知不覺中達到謀劃者最初設定的目標。
注意：時間點是選好的，不存在“偶然”，而是就人對事件的記憶特點或者説弱點謀算好的。比如這第二次“消毒”的報道內容就不能用於第一次“消毒”，這次“消毒”有點像創口癒合過程中的“換藥”，與第一次治療時注重“滅菌”不同，這一次為了幫助傷口痊癒，加了促進肌肉生長的“激素”（馬肉食客不降反升的話語）。但“激素”用早了不起作用，時間點選得不當會適得其反。時間點的選擇是接力之有效的秘訣之一，過於緊湊或過於稀疏都會影響話語操縱的目的。
在西方，精神心理醫學研究與傳播學是密切合作的，一些心理研究者參與話語策劃。對話語的把控就像作手術一樣精細，用什麼縫合、如何滅菌、上什麼藥、何時再消毒、換藥，都是根據人性的特點計劃好的。
突發事件無法計劃，但話語全在人的謀劃之中，就事實本身（馬肉詐騙案）這即刻的創口來説，話語用“後消除法”在計劃好的時間點作的治療工作——當即消毒、縫合、滅菌、包紮，隔一段再消毒、換藥，直至傷口長好——可以置事實於無形，甚至如上所述篡改事實。葛蘭素史克在事發後立即採取的“消毒、縫合、滅菌、包紮”等反宣傳，由中國電視台代勞性地、“非常公正”地協助完成。
第二次“消毒”五天之後的9月16日，電視台又做了第三次“消毒”。再次為那家以馬肉充牛肉的法國肉食加工廠正名。這次“消毒”是第一次“消毒”的重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報道，只是換了背景畫面（採訪加工廠老闆，拍攝整齊、乾淨、有序的加工車間）。
從毫無時效性、也隻字未提最近的馬術馬詐騙案看，這肯定又是一次有意安排，屬於製造話語的流程。報道再次強調加工廠現在都用法國肉，不從羅馬尼亞進肉了，肉全部來自附近地區，並且成品標籤上都寫明肉的“籍貫”。接着主持人“邀”評論員定調，評論員總結實行肉的“籍貫”制是大好事，這樣不但可以吃放心肉，還有助於維護“法國造”。
緊接着9月17日第四次“消毒”，像是前一天報道的下集，也是沒有任何突發事件作由頭，而純粹是話語的接力。但為了不讓受眾有被灌輸的感覺，話題已離開馬肉，開場話語的導向依然繼續前三次“消毒”的方向——篡改馬肉詐騙案的真相。
這次“消毒”的主題是馬肉醜聞後我們怎麼才能吃到放心食品，整個報道其實就是引導民眾吃放心食品的唯一辦法就是吃“法國造”，但報道的重心已不是吃“法國製造”，而是要吃原料“籍貫”也為法國的食品，報道的具體內容就是教受眾怎麼在購買食品時學會辨查食品原料的“籍貫”，因為光吃“法國製造”是不夠的，原料並不一定是法國產，只有學會看原料和製造地兩種標籤，才能保證吃到的是百分之百法國貨。
話語接力的秘訣就是方向不變，為了不讓普通受眾看出在潛意識層面作用他們的方向，包裹的內容可以千變萬化，但隱藏其內的方向始終如一。
在這個報道中有一個“外層方向”，即愛國消費，這個方向受眾較易辨識，識別後反感排斥也無妨，因為還藏着一個“內層方向”，即用模糊法抹去馬肉醜聞的真相，嫁禍於人。我們看，數月之隔兩起食品醜聞在話語的操作下，非但沒有壓垮法國肉食品加工業，反倒成了加強“法國造”排斥“進口”的最佳藉口，推助着已經如火如荼的“愛國消費運動”。
這是典型的“後消除法”接力，用以抹去事實，以輪番的細節作弊最終達到篡改真實的目的，不但為這家幾個月前被查出做假的肉食加工廠洗白，而且變相地繼續謊言，目標不變地誣陷羅馬尼亞人。同類報道還將繼續下去，直到在受眾的潛意識裏留下是外國人的欺詐（外國肉）釀成了食品醜聞。
這只是一次小小的肉食詐騙案的偽史製作，在國家和國際大事上也是這麼暗中偽造歷史的。經常讀我文章的人可能不甚明瞭我常點到的“細節作弊”具體是怎麼回事，這個話語製作的例子就是細節作弊諸多手法之一，先選擇一個作弊細節（多為看似不經意的詞語）：外國肉，植入敍事情節的關鍵部位，致使事實的方向錯位，經反覆接力，最終顛倒方向，完成看不出説謊的説謊。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之“可信”就是建立在這種團結一致、強詞奪理、暗中作弊、且由上層建築主導的精神操縱的工程之上！
這是西媒對自己創口的運作方法，對攻打對象（如中、俄等國）的創口則全盤反着來，必須讓其一再感染，隔一段就要把傷疤再揭開來，用各種細節作弊令其難以癒合，直至達到讓創口擴大、糜爛、最終截肢的目的。
這從中國國產乳製品業被攔腰斬斷，到高鐵建設及出口從峯尖瞬間墜入谷底，從“食品有毒”、“空氣有毒”的話語佔據主導地位，直至城管、交管沒有權威（城管、交管執法不力恰恰是中國城市與西方城市相比最不足的地方，中國一些大城市如城管、交管執法嚴格，與西方大城市的秩序、整潔已無太大差別。長駐中國的西方記者明明知道弊端在哪裏，卻故意反着來），一步不差地都得到了印證。
偶然的事件全部被西媒用來製造攻打中國的話語，並得到國內媒體的全力配合。這種配合時常是“被配合”，並不知自己實際在做什麼及其後果，西媒對中媒尤其中國人的弱點了如指掌，知道只要西媒一報一捧，中媒就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不但會跟還變本加利，生怕跟得不緊。如此一班人談何“獨立”，趨炎附勢的本性紋絲未動，只不過攀了新主。“民主”不是主人不再敢做主人，更不是不再會做主人，那不是“民主”，而是江山失守。
新聞報道的技巧不是機械的，在話語的戰場上，原本單純的目的：記錄事實，就不可能再保持其純粹性，何況話語本身真的具有純粹性嗎？它的邊界並不是我們能控制的。話語作為一個無界權力，需掌握者謹小慎微地使用。
謹小慎微在此不是個空洞的詞，而是對不同信息的每個細節區別對待。截取什麼畫面、從什麼角度詮釋，其把握力已超出專業技術，而取決於每個握權者的自我意識。一起突發命案可以大肆呈現的畫面不一定非要運用於食品案，讓畫面“髒”到什麼程度，切不可無意識地受制於窺癖的快感。
媒體尤其境外的國際媒體都像愛腥的貓，畫面越“髒”越愛傳遞。由之話語掌控者怎麼讓自己的管轄區域不落在大小貓們的食物鏈上，被毫不留情地殘害吞噬，取決於從業者的智慧和責任感。
“話語統治”作為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在“開放”、“自由”的鮮花繡球之下，是精密的獨裁統治。在如今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話語戰爭激戰正酣，且已沒有城牆和邊界，話語作為現代國家的生存重器，考驗一國上層建築的自我意識和思想智慧，是一個文明將成為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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