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為什麼拜登應重拾奠定中美關係基礎的經貿議題
【文/斯蒂芬·羅奇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中美高級官員最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舉行了會晤，試圖緩和已持續四年的緊張關係，而此時寒冷的可不只是天氣。可悲的是，這次會晤更易讓人聯想起冷戰時代，而非一個嶄新的開始。這一局勢應在無可救藥前立即發生改變。
受困於美國朝野上下同仇敵愾的反華情緒，拜登團隊似乎繼承了前任的對華路線，甚至通過更加關注人權和地緣政治這一方式來加劇貿易和技術衝突，而拜登的前任可沒有關注過這些。
陷入“百年國恥”心態的中國，則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防禦性應對方式，從而使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在媒體面前，兩方在開場白中你來我往互相指責，絲毫沒有顯示出緩解緊張局勢的意思。
《南華早報》近日刊載本文
對兩國來説，一個更好的交流方式是重拾奠定兩國關係基礎的議題——長期以來支撐美中關係的經貿問題。這並不意味着兩方要忽視其它棘手問題。這意味着兩方在擴大討論範圍之前先重新建立共識和互信。
拜登政府在面對經貿問題時需要重新思考其好鬥的應對方式。在經貿方面，本屆政府受制於拜登所稱的“前任夥計們”談判定下來的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這一協議恰恰是觸發改變的最大槓桿。
是的，美國公眾贊成簽訂“第一階段”協議這樣的做法。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人們普遍支持繼續徵收關税，更多的人希望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更加強硬，而不是建立更牢固的雙邊關係。
在過去四年，緊盯中國並將其作為美國問題根源這一做法已牢牢控制住了民眾情緒。
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公眾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一階段協議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因為它為美國與許多國家的多邊貿易逆差（在2020年是有96個國家）問題提供了一個雙邊解決方案。因此，這份協議就無法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它並沒有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付出了新的代價。
正如30年前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不是日本造成的一樣，今天的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也不是中國造成的。但並不奇怪的是，在這兩起案例中，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份額都可以追溯到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當時的日本，現在的中國。
但這兩個國家獲得大多數美國貿易逆差不過是反映出了比較優勢（購買國外生產的商品比國內生產的商品更便宜）和供應鏈效率（組裝其它國家生產的零部件）問題，而不是不公平的貿易做法。
正如我多年來反覆重申的那樣，美國貿易逆差來自於美國自己的深層次問題：國內儲蓄不足。
美國淨國民儲蓄率（衡量企業、家庭和政府部門在貶值調整後總體儲蓄水平的最廣泛指標）十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也是有記錄以來的第二次）。
根據現有最新數據，美國淨國民儲蓄率平均為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國民收入的-0.8%。鑑於聯邦預算赤字過大，國民儲蓄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大幅下降。
由於缺乏國內儲蓄，美國從國外借入多餘儲蓄用於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這反過來又造成巨大的國際收支赤字（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國際收支赤字平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3.3%），這是自2008年末以來的最大赤字。
為了換取外國資本，美國人從海外購買商品。是國際收支逆差，而不是所謂的中國行為，才是造成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問題的宏觀經濟學根源。
第一階段協議是以政治操作去微觀管理一個宏觀問題。即使它真能縮小美中雙邊貿易逆差，但國內儲蓄的持續短缺意味着，美國的貿易逆差將被轉嫁到其他外國生產商身上，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此外，這種貿易轉移已經流向了成本較高的外國生產商，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增税。
這些都不是説拜登政府應該揮舞白旗向中國投降。但拜登政府需要轉移注意力，放棄第一階段協議中不可行的雙邊框架以及支撐這一框架的關税。
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結構性議程，這個議程能夠解決知識產權、創新政策、強制技術轉讓、網絡安全和對國有企業補貼等更為嚴重的問題。
簽署一份雙邊投資協定是實現這一目標以及審查結構性摩擦真實性的最佳途徑。在2017年之前的10年間，美中兩國已就雙邊投資協定進行了積極地談判，該協定將為解決兩國結構性摩擦問題提供一個框架，並且通過擴大市場準入，鼓勵兩國經濟增長。
而我的這些觀點在美國並不流行，這要歸功於過去四年來的惡毒言論，這些言論使許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致命威脅。不幸的是，美國以怪罪和犧牲他人為特徵的腐蝕性政治環境為“受到不公平對待”一類指控的出現提供了肥沃土壤。
在美國新一屆政府上台後，他們已在許多重要領域開了一個好頭，現在到了美國政府更加清醒的時候了。
中國對美國來説是一個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機遇。不幸的是，拜登被其前任所束縛。想要改變過去四年的失敗做法就需要拜登政府拿出政治勇氣、智慧和創造力。美中關係實在太過重要，決不允許掉以輕心。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香港《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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