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勝：人民幣升值影響中國出口？不必被廣場協議嚇着了

【文/高德勝】

去年下半年以來，隨着美聯儲3萬億美元大放水，美元指數急劇走弱，人民幣匯率快速升值。如今美國政府財政強刺激、貨幣超寬鬆的政策仍然持續，人民幣匯率未來將如何走？這個問題越來越現實地擺在人們面前，關乎每個人利益，格外引發各界關注。

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有一種聲音總是揮之不去，那就是“人民幣升值會影響中國出口”。這種觀點深藏於很多人觀念深處，從一般學者到宏觀管理者，從企業人士到尋常百姓，流傳非常久遠，影響根深蒂固，形成了思維慣性。

然而，實際情況真是這樣的嗎？這個問題實在有重新審視和澄清的必要。

中國自2005年8月開始的浮動匯率改革歷程，並未給出所謂“升值影響出口”的實證，反而提供了反證。其他一些國家的歷史經驗，在仔細審視之後，也並不支持這樣的結論。

理論是對現實的抽象，都有其假設前提和適用條件。如果前提或條件變了，其對現實的反映就會失真。

中國匯改的實證與近年出口表現

匯率升值影響出口，來源於西方經濟學價格理論，認為匯率升值使得以外幣計價的出口商品價格上漲，從而導致需求下降，因此削弱了出口競爭力。

但從歷史經驗看，回顧人民幣匯改歷程，人民幣升值削弱中國出口的情形並未發生。

2005年以前，人民幣匯率實行盯着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對美元匯率保持恆定。從2005年8月開始，中國啓動人民幣由固定匯率向浮動匯率改革，從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但中國出口依然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到23％，比升值前增速還提高了。這段時期也是2000年以來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時期，這説明中國出口並未受到匯率升值制約。

與此同時，中國出口產品從簡單加工不斷向深加工延伸，出口產品種類由紡織服裝鞋帽等基本消費品向機電產品擴展，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產業鏈條有所拉長。而出口企業在應對匯率變化和國際市場搏殺中，技術水平、經營管理和競爭能力得到鍛鍊和提升，出口效益也有所提高。

在2000年-2010年間，中國出口出現了唯一的一次負增長為2009年。期間人民幣匯率並未升值，而是由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疲軟，國際需求下降，與人民幣匯率無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為減少國際需求下降對出口的衝擊，中國採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攬子鼓勵出口的措施，以減少企業出口成本。但出口企業因出口退税而降低的成本，隨即變成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的普遍降低，中國企業本身並未得到相應好處。同時，儘管出口價格下降，2008年中國出口增速仍然下降，2009年更經歷了出口負增長。這説明出口價格下降並不一定能夠提高出口競爭力和增加出口。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與中國對美出口的表現，為觀察此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新的例證。美國從2018年3月對中國開打貿易戰，加徵關税增加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其效應與匯率升值對價格的影響類似）。中國對美出口只有2019年出現了下降，其他兩年增長都不錯。2018年中國對美出口478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3%；2019年對美出口4185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2.5%；2020年對美出口4526億元，比上年增長8.1%。

特別突出的是，2020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長，是在人民幣匯率顯著升值（全年升值76點，升值幅度6.47%）、且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大範圍加徵25%高關税的背景下實現的。2020年中國重回美國第一貿易伙伴地位，對美貿易順差繼續擴大，達到3169億美元，比貿易戰前的2017年增加了14.9%。這表明美國對中國的進口絕大部分都是剛性需求，要“替代”中國進口並不容易。

2020年在人民幣匯率顯著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不僅對美出口實現增長，對世界出口也穩步增長，成為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外貿規模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全年出口17.93萬億元，增長4%；貿易順差3.7萬億元，增加27.4%。以美元計算的外貿順差5350.3億美元，是1950年以來第二高紀錄。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在全球份額再創新高，東盟、歐洲超越美國成為中國第一、第二大貿易伙伴。

人民幣升值並未顯著影響中國出口增長，表明中國製造和中國供應鏈具有一定的綜合競爭力，中國外貿有比外界預期更大的韌性，匯率高低並非決定出口增減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出口靠廉價作為主要競爭力的階段似乎正在過去。

被長期誤讀的“廣場協議”

還有一個被人們經常引用的例子是美日“廣場協議”，認為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並以此作為警惕和反對匯率升值的依據。這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讀和理論訛誤。

實際上，在“廣場協議”前的1970年代，日元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累計升值117%，而日本出口穩定增長，經濟增速在短暫觸底後強勁反彈至超過5%。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達到6.79%的歷史峯值，同時整個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長，並實現了翻番。理由很簡單，由於日元匯率升值，出口價格的提升使得單位貨品的出口價值也提高了。

可見日元升值並未真正制約日本出口，另一方面，日元的升值大大增強了日本企業對海外併購和全球擴張的實力。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後，日本對外投資在這個時期急劇擴大。到20世紀末，日本企業的境外投資、境外法人的海外產值規模甚至超過了日本的出口總額。這一時期，也是日本銀行業大舉向海外擴張的時期。日本通過“融資進口”與“開發進口”的對外投資戰略，不僅確保了對海外資源的控制，而且藉助日元大幅升值獲取了額外的對外借貸收益。

有人認為“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是導致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原因，那就無法解釋同期一起與美國簽署“廣場協議”的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1985年德、法、英國和日本一樣都簽署了“廣場協議”，都經歷了大幅的快速升值。1985年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匯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國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而德法英三國並未出現泡沫經濟，也未發生“失去的20年”，可見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並非源自匯率的快速升值，而是源於日本自身的因素，包括其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經濟政策等方面其他原因。

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主要是日本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造成的。由於日本政府認為升值將打擊日本的出口，對國內經濟產生緊縮效應，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後，採取了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貨幣供應猛增，而資金並未流入實體經濟，卻是在金融體系內自循環，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形成股市和房地產泡沫高漲，導致了泡沫經濟。另外，20世紀90年代年代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也與其快速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有關（相關學者已有專論，這裏不贅述）。

盲目照搬，理論就成為教條

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價格僅僅是影響出口的一個因素，但絕非關鍵因素。決定出口競爭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那些持“匯率升值影響出口”論者，其誤區就在於片面、狹隘照搬西方經濟學的一般結論，而忽視了其假設前提及約束條件。

首先，該結論來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價格決定需求理論，其理論假設是市場是充分競爭和自由的，消費者可以在同類商品中自由選擇和替代。然而這與現實世界有相當大的距離，直到今天，自由市場仍然是一種理論化的存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了太多的貿易壁壘、出口限令、國際政治的博弈等非自由市場因素。

其次，該結論的成立，還取決於在商品價格變動時，消費者的需求彈性充分大。而現實的情況是，消費者的選擇往往受到消費習慣、文化心理、情感因素、品牌忠誠度、產品設計、質量差異、供需缺口、供應鏈依賴等各種因素決定，價格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把價格的影響誇大就會導致片面的結論。

忽略理論的前提，不顧理論的約束條件，不結合各國的具體發展階段，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理論的結論，理論就成為了教條。抱着這種教條，用於分析和觀察中國經濟，就是片面和僵化的；用於指導和管理宏觀經濟，也是有害的。

中國製造經過幾十年發展奮進，已經具備相當的成本優勢和綜合競爭力。舉例來説，疫情暴發後，美國自其主要貿易伙伴進口的製成品價格明顯攀升，漲幅在1.6%-9.3%之間，而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價格僅上漲0.7%。

今年前2個月，中國對外貿易和出口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5.44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32.2%。其中，出口3.06萬億元，增長50.1%；貿易順差6758.6億元。對美國出口5253.9億元，增長75.1%；對美貿易順差3344.1億元，增加88.2%。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可以適當提高出口產品價格，人民幣具備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和支撐。

中國正處在向高質量發展挺進的新發展階段，廉價不應繼續成為中國製造的標籤，也不應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人民幣升值後，一些低端製造產品出口企業可能會被淘汰，這也逼迫中國企業加快技術升級，實現由低價取勝轉向依靠質量、技術取勝，從而提升中國製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競爭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匯率升值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值，勞動價值通過出口價值的提升得到應有體現，企業獲得更大出口效益，有助於整體提高國民收入，增加國民財富，提升國民福利水平。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匯率升值絕非是出口和增長的“陷阱”，反而對一個國家收入的提高有重大意義。例如，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還表明，匯率升值對於其人均收入的增長的貢獻遠大於實際GDP增長。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先生領導的研究，從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累計增長99.6%；日元兑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5.1%，累計升值幅度為120.3%。從按美元計價的日本人均GDP增長來看，日元兑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於GDP實際增長的貢獻。從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累計增長43.2%；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幅度為4.3%，累計升值幅度為95.1%。從按美元計價的德國人均GDP增長來看，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要遠大於德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

在現階段，中國已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走到一個發展的歷史關頭，經濟增長正經歷重大轉型。可以説，中國走過了靠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和價格競爭的初級階段，正在向以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作為核心競爭力的高質量發展轉換。

處在新發展階段，要有充分的勇氣和自信，立足於中國大地，着眼於中國經濟實際，與時俱進，拋棄固有思維和理論教條的束縛，為推進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