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五：何偉式“外國友人”，哪裏不對勁？

2021-03-31

【文/ 林一五】

3月15日，美國著名的非虛構寫作者、《紐約客》第一代駐華記者、如今在四川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合辦的留學項目中任教的何偉（Peter Hessler）先生髮新文章了，標題叫“製造業外交（Manufacturing Diplomacy）”。這是疫情爆發以來，何偉先生在《紐約客》上發的第四篇關於中國的長文。

文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比如何偉先生考察了中國的經濟復甦，他跑到義烏，有點驚悚地發現，那邊的商人正在趕製“川普2024”的旗子，據説是來自美國的訂單。

比如何偉先生採訪了一家雲南汽車配件商，得知他們的美國買家買了貨以後，再三囑咐他們不要在官網上公佈自己品牌的名字。

又比如何偉先生濃墨重彩描寫的一位成都鞋廠的李老闆。李老闆三十多歲，農民工家庭出身，川大畢業，現在的生意模式主要是把生產的鞋子貼上亂七八糟的商標，拿到美國亞馬遜上賣掉。

這些牌子的名字都起得跟謎語一樣——Zocavia、Zocania、Zonkim、Biacolum、Qansi、NYZNIA……

為什麼取這些謎一般的名字？後文交代，原來這些缺少實際意義的字母組合在美國的商標辦公室獲批速度會比較快，成功率也高。

李老闆在美國註冊了七十多個商標，為什麼這麼多？把相同的鞋子貼上不同標牌同時銷售算是好的商業選擇嗎？何偉先生採訪了一位美國商業顧問，顧問解釋説不要小瞧這些標籤，不同的標籤營造了一種“有選擇的假象”，言下之意，美國朋友就喜歡這個調調。

熟悉何偉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尤其擅長找刁鑽的角度發表語帶雙關的批評，也擅長為其忠實讀者定製符合他們心理預期的匿名訪談。作為美國記者，何偉天賦極高，職業素養極強。所以，在讀到“有選擇的假象”時，我忍不住遐想，難道何偉先生這次打算真深刻一把，挪用天賦，給美國的“深層體制問題”開個玩笑？

事實證明是我想多了，何偉先生的熱情仍舊全都澆灌在中國的社會和體制問題上。他最近的四篇文章，雖然一篇不如一篇，但初心沒有改變。

比如去年3月30日的《成都封城生活（Life On Lockdown）》。當時英語世界的輿論環境，主要在討論疫情與隱私的關係。何偉先生從小處着手，深入考察了自己家樓下的快遞點，把鄰居家的快遞一一摸清，像4201的無線鼠標啦，301的文件櫃啦，3802家小孩的南北朝詩選作業啦，凡此一二十項，全部登記在文中，順應輿論潮流，卓有成效地塑造了中國防疫工作不尊重隱私的形象。

3月，那些充斥着電視銀幕、電梯間、廣告牌、樓道海報的教人如何正確佩戴口罩的廣告，偏偏都完美地錯過了何偉先生的眼睛，他直覺式地質疑，引經據典地用加繆的句子嘲諷口罩的作用。

何偉先生還找到了一個據説是武漢當地的醫生，這個醫生在疫情爆發初期食品和衣服恢復供應後對防疫工作提出了批評：

“我們基本的需求被滿足了（至少食品和衣服充足）。現在讓我想起我小時候計劃經濟的時代……幾乎沒有香煙、酒、茶、小吃、飲料或寵物食品。可能情況會變好吧，誰又知道呢？”

又比如8月17日的《中國怎樣控制了病毒（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Virus）》裏，何偉先生走在還沒開學的四川大學校園內，看見了菜鳥智能快遞機器人，這個機器人立刻讓温柔敏感的何偉先生感應到了校園的荒涼，於是他馬上聯想到了“恐怖片的場景”，他還為自己想象中的恐怖片起了一個名字——“新冠的孩子”。

到了10月12日，何偉先生第三篇文章《被封的城（The Sealed City）》主要為方方女士辯護，在謳歌了方方女士的貢獻之後，何偉先生忙裏偷閒，帶領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了參與建造火神山醫院的工人師傅們。他找到一位匿名包工頭，借包工頭之口強調，“其實有許多工人逃走了”，而那些留下來的也算不上是英雄——“用‘祖國’號召他們是無用的”，雖然他們不是完全沒有愛國熱情，但是這些人肯留下來建造火神山，主要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在最新的這篇《製造業外交》中，何偉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川大的馬克思主義學院。雖然我到現在也還是懵懵懂懂的，沒有特別理解李老闆的球鞋和馬院能扯上什麼關係，但何偉先生把它們糅合在了一篇文章中，乍一看還嚴絲合縫，這種筆力不能不叫人佩服。

在特別指出了克林頓任內美國給了中國“永久貿易優惠”以及克林頓幫助中國加入WTO之後，何偉先生肯定了中國近些年取得的成就。他着重舉了一個例子：根據The Lancet的數據，三十多年來中國青少年平均身高的增長領先世界，男孩排第一，女孩排第三。

看着教室裏人高馬大的男孩子們，何偉先生將他們跟川大馬院的新大樓聯繫在了一起——“更大，更強，裝扮得更漂亮”。

老實説，何偉先生對馬院的態度眾所周知，我不知道他這裏是抱着怎樣的心情將他的學生們與馬院大樓類比。這段話讓我想起《中國怎樣控制了病毒》裏的一個故事。那個故事講得是何偉先生在課堂上做了一個調查：你覺得你將來的生活會比你父母過得好，還是過得糟？據何偉先生所説，全班五十幾個人，只有三個學生説“過得糟”，然後何偉先生花了許多筆墨，重點描寫這三個學生中他格外偏愛的一個女生，如何聰慧，如何有行動力，如何遠超同儕。

我一直覺得何偉先生在寫給美國讀者的文章中，對他在川大的大部分學生，態度有些曖昧，有點隔閡，有點輕視。

回到《製造業外交》上來，何偉先生饒有興味地描寫了馬院的地下停車場：

“馬院設計時有一個很大的地下停車場，因為如今很多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都買汽車。”

這句話我理解是特供給美國讀者的，因為中國讀者讀着會有點摸不着頭腦。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思想界的風向變過兩三輪，馬克思主義者買汽車早已不是新聞，況且中國現在買汽車的也不光是馬克思主義者。深入再想，馬克思主義反對買汽車嗎？汽車只能由資產階級買嗎？中國讀者看到這句話會有些尷尬，會覺得何偉先生既不瞭解馬克思，也不瞭解當代中國。但如果把它看成“美國讀者專供”，事情就容易理解得多了，剩下的就是一句“合理”，或者“妙哉”。

這個停車場最後還有重要作用，在《製造業外交》的結尾，何偉先生寫道，他把自己的汽車命名為“我們的新冠病毒之車”，然後總把它停在馬院的車庫裏。

寫到這裏我要批評兩句了，四篇文章，從去年3月有些端着架子的質疑，到8月想象力豐富的感慨，到10月別有用心的批判性解讀，再到今年類似口嗨格調稍顯不高的命名法，從聯想與想象的角度，文章質量上有明顯的滑坡趨勢，何偉先生生花妙筆裏的那種隱晦變得越來越直白，不夠漫不經心，不夠舉重若輕，不夠美。這似乎暗示了作者（當然也可能是《紐約客》的編輯）心緒上的某種微妙變化。

批評歸批評，何偉先生是有才的高智商作家，這點依舊毋庸置疑。

何偉先生似乎很喜歡在川大的孩子中間做調查，上文提了一個，《製造業外交》裏又有了一個新的。這次，何偉先生問學生：你覺得2020年是好的一年還是壞的一年？

這個問題設置得實在是才華橫溢，機關很深，經驗豐富的美國記者的功力全都體現出來了。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孩子們要是回答是好年，這讓讀文章的美國讀者們情何以堪；可2020年中國疫情控制得算是不錯的，中國孩子要回答是壞年，又好像哪裏不對。

不管孩子們答好答壞，都給何偉先生留足了發揮的空間，可以給美國讀者交上滿意的答卷。

我驀地想起《紐約客》第二代駐華記者、普利策獎得主歐逸文（Evan Osnos）先生去年1月13日發在《紐約客》上的《打打談談（Fight Fight, Talk Talk）》。那篇文章裏講了兩個二十多歲青年的故事。

《紐約客》專欄作者歐逸文（資料圖）

一個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從小在白人社區長大，十歲左右母親回北大任教，她在國內讀了初高中，然後去了哈佛。這個青年説本科第二年有一門民主必修課，教授輪番上場，講為什麼民主是唯一正確的制度，這課聽上去就像回到北京的高中上政治課。如今這個青年在北京工作，自詡是“中國派”，認為美國和尚念不了中國經，中國和尚也不要念美國經。

另一個土生土長的山西孩子，家裏是做採礦機械生意的，他到華盛頓讀預科、讀本科，現在還在校園裏。他自稱到美國後接觸了許多“新鮮的知識”，從此以後跟國內的老同學聊都聊不到一塊了。這個青年現在是美國“自由空氣”的堅定支持者。

歐逸文對第一個青年未置評論，對第二個青年大加讚賞，並且説美國應該珍惜第二種中國孩子的“天賦和野心”。

何偉先生所從事的工作，不正對應歐逸文先生的呼籲嗎？何偉先生搞這麼多飽含深意的課堂調查考驗學生，又選拔了苗子，又給自己作文積累了素材，有的放矢，一舉兩得，高，實在是高。

當初《中國怎樣控制了病毒》的譯文在網上流傳，很多朋友沒有看原文，沒能體會到何偉先生遣詞造句中的微言大義，我記得某中文系知名教授評價過：“何偉是真正能在國際上為中國發聲的朋友！”

這提醒我像何偉先生這樣的記者，往往還有第二重身份，他們是向西方傳遞中國信息的“中國問題專家”。比如上文提到的歐逸文先生，他就被奧巴馬親自認證過，奧巴馬曾給自己的女兒買歐逸文寫的關於中國的書籍，還向媒體推薦。

何偉與歐逸文先生，包括時常弄錯翻譯的魏玲玲女士以及深耕醫療領域的黃延中先生等，他們雖然和白邦瑞、章世敦、裴敏欣、餘茂春諸先生不在一個級別上，但他們和白章裴餘等先生確實組成了一個西方對華認知的生態圈。從上到下，從政治到文化，認識中國的一手資料，由他們壟斷。

在《製造業外交》中，何偉先生提到了美中互相驅逐記者，他憂心忡忡地指出：

“對美國人來説，中國基本上是關閉的。一旦美國開始失去這小部分居住在中國的核心外交官、記者和商人，已經非常有限的關於中國的知識一定會變得更少。”

這句話頗可玩味。似乎何偉先生認為，只有“小部分外國人”有資格為美國揭開中國神秘的面紗，他更關心的似乎不是擴大中美民間的直接交流，而是維持包括他在內的“中介”的話語權。

讓我站在美國的角度問一句，這種話語權真的對美國有利嗎？

《製造業外交》裏，何偉先生有一處對美國人玩弄信息差的地方，他説在中國，CNN的網站被封禁了，而謊話連篇的FOX卻沒有。不難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寫，這個“發明性發現”很符合他的美國受眾的偏好。那些美國讀者又不會真的跑到中國來，然後發現百度搜索FOX和CNN，其實都能直接登錄，兩者之間並無所謂的“差別對待”。

如果説何偉先生這個髒髒的小伎倆無傷大雅，那歐逸文先生去年的選擇性敍事就不一定了。在《打打談談》中，歐逸文先生為證明“一帶一路”不成功，描述了2018年馬來西亞暫停相關項目的事件。問題是，《打打談談》以記敍2019年國慶大典起筆，2020年發表，歐逸文完全不提2019年7月馬來西亞“一帶一路”項目重啓的事，彷彿它不存在一樣。

歐逸文不僅是奧巴馬認證的“中國問題專家”，還是去年大選前夜拜登最新傳記的作者。這裏面可以遐想的地方實在不少。

美國有多少針對中國的嚴肅分析是因為歪掉的一手資料而歪掉的？白邦瑞老爺子把視線都投到近千年前的《資治通鑑》上去了，獨獨忘了瞅瞅身邊這幫後輩專家。

像何偉先生和歐逸文先生這種遊走於兩地的“非虛構寫作者”（他們確實不虛構，只是會選擇性記錄），主打的其實是觀點裏的異域風情以及信息差。這碗飯現在是越來越難吃了。

總而言之，以最可靠的中介自居，自稱對中國懷着“最真摯的感情”，用最妙的筆和最嫺熟的技巧，寫美國讀者最愛看的中國故事，這是我對何偉先生、歐逸文先生以及其他為數不少的在華“外國友人”的印象。

這是一種風格，不由何偉先生專美，只是在他身上體現得格外淋漓盡致而已。

當何偉先生為迎合美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而對事實進行裁剪的時候，他其實並沒有意識到，他這是在為我們播灑迷霧。從這個角度，我倒是很希望他這樣的國際友人更多一些，更努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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