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亞：三星堆受了兩河文明影響？這種觀點難以服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近期，三星堆遺址又上新了。連拆六個盲盒的考古發掘，驚豔了世人。
三星堆遺址本身是一個地理區域概念，在這個區域內，共有四期文化的元素，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包含寶墩文化元素，年代範圍為公元前2800到2600年，二期三期為三星堆青銅文化，四期出土物與十二橋文化出土物有文化相似性。
整個遺址中最有特色的文物便是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器，最近發掘的六個祭祀坑位於原有一、二號坑附近。由於資料的不完整，尤其是文字材料的缺失，三星堆文化對於現代人而言始終蒙着一層神秘的面紗。
所有歷史研究者都期待文字的出現，因為現在出土的青銅器上有很多精美的符號，這足以説明古蜀人有刻字的能力。不過，當時的文字很有可能寫在木頭或其它有機物上，我們無緣再見；亦或古蜀人的交流僅限語言和符號，還沒有成熟的書寫體系。
這種情況在古文明中很常見，古典時代之前廣泛活動於東歐草原和中亞大陸的斯基泰人，也善於打造金飾，同樣也沒有文字流傳下來。
不管怎樣，在看到與三星堆文化同時代的文字記錄之前，我們仍可以通過跨文化、跨文明等比較研究的方式，橫向縱向多方挖掘，稍微接近三星堆文化的真相。
其他文明中的黃金面具
這次三星堆文化出土物中最令人稱奇的還屬黃金面具。這副僅存半邊的黃金面具寬度約23釐米，高度約28釐米，重量大約為280克，預計完整的總重量應超過500克。從現有的圖像資料來看，黃金面具與青銅人像面部特徵相符合，耳垂下方有圓孔，不知是否用於穿繩固定。如果這種黃金面具是覆蓋在死者面部的，那這種喪葬儀式似乎與整個歐亞大陸的傳統有內在的一致性。
除了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具之外，整個歐亞大陸地區都有黃金面具的出土。海因裏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發現了傳説中的特洛伊的真實位置後，接下來就開始探索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的最後安息之地。施利曼在這個項目中發現了所謂的“阿伽門農面具”，整個面具由黃金打造，是古希臘文明的瑰寶。
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收藏的“阿伽門農面具”
1970年，保加利亞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公元前5世紀的青銅時代墓地，裏面藏有很多金器物。墓主人的地位應該很高，且非常富有。
2013年，在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Strovopol）附近的一個古老斯基泰人墓地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秘密小隔間，其中也發掘出了大量黃金。
可見黃金當時常與喪葬和宗教有密切的聯繫，除了其本身屬貴重金屬，是財富的象徵之外，還可能是因為黃金不朽的特徵，與宗教中的往生和靈魂觀念有一定關聯。
而以黃金覆蓋在死者面部的傳統似乎是整個歐亞大陸共有的。這個傳統從公元前三千紀一直延續到公元前一千紀的後半段，發現黃金面具的地區也橫跨埃及、邁錫尼、科索沃、色雷斯、烏爾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區。這一習俗也為帕提亞波斯所繼承，比如下圖的帕提亞尼尼微金面具：
黃金覆面的傳統很久之後也在喜馬拉雅地區得以保留。公元1世紀之後，中國的西藏、新疆地區，以及印度和尼泊爾等國家都相繼出土了一些用於陪葬的黃金面具：
西藏噶爾縣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黃金面具
西藏札達縣曲踏墓地Ｉ區和西藏札達縣曲踏墓地II區出土黃金面具
印度北方邦馬拉里墓地出土黃金面具
尼泊爾穆斯唐地區薩木宗墓地出土黃金面具
有學者認為：以上文明以及新疆地區發現的黃金面具很有可能通過絲綢之路流傳，受到了西亞近東文明的影響。作為遊牧民族的斯基泰人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傳播作用，畢竟斯基泰人的活動軌跡橫跨歐亞，而且崇尚黃金。
不能否認的是，上述傳統的確與歐亞大陸的黃金覆面喪葬傳統相契合，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西藏、印度和尼泊爾等地的喪葬傳統承襲了西亞傳統，但畢竟時間序列上有先後之分，而且二者之間有明確的文化中轉點，故而一定存在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
而很多學者試着將三星堆文化也納入整個歐亞大陸的體系之中，認為三星堆的文化受到了兩河文明的影響。比如，有觀點認為伊南娜和生命之樹的故事中的胡魯普（Huluppu）樹就涉及了蛇、樹、鳥的形象，這與三星堆的青銅神樹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觀點認為，兩河流域的埃塔納（Etana）神話也有對青銅神樹的投射，該神話講述了鷹和蛇之間的戰爭，鷹敗陣之後被蛇囚禁，後來一個沒有子嗣的國王路過囚禁地，與鷹達成協議，將鷹從蛇窩中釋放出來，作為交換條件，鷹可以帶着國王找到諸神，求諸神賜予他一位子嗣，而兩河的印章上也有鷹的形象……
的確，除了黃金面具和青銅器器型與中原地區的差別之外，三星堆以權杖代表權力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原地區的傳統。而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及其他的西亞文明中，均有以杖形物作為神權、王權等最高權力象徵的文化現象，所以一些專家學者推測金杖的文化因素來源於西亞近東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傳播和採借的產物。
我們並不能完全否認這種可能性，但是在關乎三星堆的文字發現之前，在確切的文化中轉點出現之前，這種結論難以服眾。因為文化的傳播與交互過程太過複雜，而且三星堆文明中發現的金面具製作時間遠遠早於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金飾，在文字和文化中轉點以及確切的考古證據鏈出現之前，任何人都很難給出確定的答案。
三星堆與中原文化
除了璀璨奪目的金器之外，三星堆還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和象牙。一號二號祭祀坑的定年大約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商朝末期。
三星堆之所以能吸引專家學者和歷史愛好者的興趣，是因其目前已知的文化特徵與中原地區的傳統差異不小。但事實上，我們目前關注的青銅器和金器並不是三星堆的全部，三星堆遺址出土更多的是陶器，而這些器型與中原地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這説明四川的古蜀文化與漢中、關中江漢都有過交流。
陶盉是三星堆遺址出土數量較多的一種陶器，三個中空的袋狀足與器身相通，這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加温，根據用途而言，陶盉是一種温酒器。這種袋狀足的器型與徐州聖旨博物館所藏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盉有相似之處。而温酒器的出現還表明這個地區糧食產量的富餘。
徐州聖旨博物館藏袋足陶盉
三星堆的玉璋也與中原文明有相似之處。但是三星堆玉璋主要出土的兩個祭祀坑，時間大概是商代晚期，此時二里頭文化早已隨着時間逐漸消逝，同一時期的中原墓葬中已經很少出土玉璋。僅僅從時間順序上看，似乎玉璋在中原地區不再風行之後，三星堆文化仍在沿用玉璋。
可能的一種解釋是，在三星堆文化早期，古蜀與中原文明或許有過接觸，直接或間接地從二里頭文化中接觸到了用以祭祀的禮器玉璋，遂加以借鑑，並與本身的宗教祭祀習俗相結合。但是隨着北方戰亂，文化更迭，蜀人日漸不與秦塞通人煙，玉璋這種器型雖然已經不在中原地區流行，但是仍然以禮器的形式在古蜀文明中流傳下來。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玉璋
二里頭遺址出土塗朱玉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其餘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玉戈、銅牌飾、銅尊等文物與江蘇、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也極為相似。三星堆出土的銅眼造型可能也與良渚文化有關，良渚玉器上常見以兩側對稱的陰線圓圈作眼睛，專家認為這説明良渚文化對眼睛有特殊的崇拜心理。
整個三星堆遺址上啓新石器時代晚期（公元前2800年），下至春秋早中期（公元前600年），上下延續2200年，必然不是一個封閉的文明，但是可能在與其他文明交流過程中關係並不密切，所以也沒有被記載下來。
有專家推測，三星堆青銅雕像的形式很可能來自中原地區，雕像上的圖案與神樹的崇拜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自身的傳統有着密切關係，青銅人像雕塑的面部特徵可能受到了華南西北氐羌文化影響，黃金權杖則借鑑了外來文明。
根據目前所知的信息，我們大致可以形成這樣一個結論：三星堆所代表的文化是一個獨立於中原之外的獨特的蜀地文明，其所在地是古蜀國早期的一個都城，是商朝長江上游的一個文明中心，三星堆的古蜀原住民可能與周圍文明有一些互動，也受到了一些外來文明的影響。但是整體而言，中原文明對其影響最大，其祭祀時使用的禮器以本土風格為主，也存在大量中原文化的器型和少量近東、西亞文明特徵，但是這種互動在後來被切斷了。
相信隨着進一步的考古發掘，我們對三星堆的瞭解將有重大的突破，幾十年積累的考古認知也必將被不斷推進。
參考資料：
1.Tong, Tao and Li, Linhui. “The Himalayan gold masks from the Eurasian perspective”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16, no. 1, 2016, pp. 85-90.
2.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3.饒宗頤：《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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