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給專家團隊提供部分領域的原始數據？中方專家組長：不成立

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中方專家組於2021年3月31日（週三）下午15:00召開發佈會，介紹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有關情況。

有記者提及“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昨天説中國沒有給專家團隊提供部分領域的原始數據”，中方專家組組長、清華大學教授梁萬年回應：説中國沒有提供原始數據的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的假設或者理論是不成立的。

梁萬年表示：從我們中方和外方專家組到武漢開始，我們一直是共同在做研究計劃，共同在分析我們掌握的研究信息和資料的。**這次工作方式不是説中方專家研究中方專家的，外方專家研究外方專家的，我們從一開始就是把專家按照領域、按照專業分成三大領域，是在一起工作的。所以在這一塊，説我們不分享的這個假設和提法是不成立的。**當然有些數據，按照中國的法律，是不能帶走，不能拍照的。但是我們在武漢共同分析時，我們的數據庫、資料，大家都能看到的，都是在一起做的。

他補充：不太清楚譚德塞是怎麼理解的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我們科學家的事情，我們科學家根據大家共有的這些數據來得出的這個研究報告，充分不充分，是科學家來説，是歷史來説。

以下是部分實錄：

**國家衞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副司長 米鋒：**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下午好！歡迎參加中國—世界衞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溯源聯合研究中方專家組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新型冠狀病毒溯源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2月9日在武漢舉行新聞發佈會後，聯合專家組通過視頻會議、電子郵件等形式對研究報告進行密切溝通，經過近2個月的共同努力，就此次聯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法、主要發現、科學假説及下一步建議的主要共識達成了一致意見。3月30日下午，世界衞生組織召開成員國信息通報會和新聞發佈會，通報全球溯源聯合研究有關情況，回答了媒體提問。

今天的發佈會邀請了聯合研究中方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先生，流行病組組長馮子健先生，動物與環境組組長童貽剛先生，分子生物組組長楊運桂先生。請他們介紹本次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的有關情況，並回答媒體提問。發佈會全程採用同聲翻譯的方式，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提問。

首先請梁萬年先生介紹相關情況。

清華大學教授、聯合專家組中方組長梁萬年

**清華大學教授、聯合專家組中方組長 梁萬年：**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下午好！昨天世衞組織正式發佈了世衞組織召集的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國部分的世界衞生組織—中國聯合研究報告。昨天，我們外方同事們也召開了新聞發佈會，我們中方的專家都看了，外方專家們做了非常好的一個新聞發佈會，非常詳細、全面地回答了很多大家關心的問題，非常精彩，我們也倍感親切，也感到非常的驕傲和自豪。

這段時間，我們中外方專家作為一個聯合團隊，一起工作，雖然很辛苦、很勞累，但是我們認為，這些付出是有價值的，我們的合作自始自終是愉快的，是親密無間的。今天我也很高興，有這麼多的媒體朋友在這裏能夠向更多的朋友來介紹我們這次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工作的一些情況。

今年2月9日，中外聯合專家組結束了在中國的溯源研究工作的時候，召開了聯合發佈會，當時是在武漢。就這次新冠肺炎溯源工作，中國部分研究的過程、主要結果、結論，以及對下一步全球溯源工作的建議等關鍵信息，給大家都作過比較系統的介紹。昨天發佈的總報告，是在武漢工作的基礎上，考慮到了更廣泛的信息來源，站在全球研究高度上進一步完善、撰寫的。

報告的各主要部分與2月9日跟大家介紹的基本一致，沒有原則性的差異和區別，語言表述上也僅是為了更準確地表達。大家看到了，這個報告非常長，內容也非常多，聯合專家組都是全球頂尖的科學家，本着科學嚴謹的態度，發佈之前的每一天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撰寫、溝通、交流和完善。報告就雙方近期大量的工作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分別涵蓋了流行病學、分子流行病學、動物和環境幾個主要領域，數據分析整理工作量非常大，下一步的工作建議也站在了全球共同溯源的角度，仔細地斟酌，統籌佈局。所以現在能發佈出來，和專家們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此，我們中方的專家也特別感謝外方的專家的努力，向他們表示敬意。下面我簡單介紹一下這次聯合溯源研究的主要結論和下一步的主要建議。

**梁萬年：**主要結論方面：在蝙蝠和穿山甲中發現了與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狀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貓等動物對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鼬科、貓科動物以及其他的物種都可能是潛在的自然宿主。通過廣泛的早期病例手術及流程樣本檢測發現，2019年12月，武漢人羣中發生了新冠病毒一定規模的傳播，目前發現的最早病例出現在12月8日，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關的最早病例出現在12月12日，大部分病例集中在12月的下半月發病。華南海鮮市場是新冠疫情的暴發點之一，但同時傳播也有可能在武漢市的其他地方發生。

在華南海鮮市場關閉後的環境取樣檢測顯示，環境中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其中水產攤位尤為明顯。提示，這個市場可能存在通過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鏈產品、動物或動物製品引入病毒的可能。對該市場的動物製品大規模檢測，未發現陽性。冷鏈產品，我們還未進行相關的檢測。對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國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動物等檢測均未發現新冠病毒，未發現疫情發生前後，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動物中循環的證據。聯合專家組對新冠病毒從自然宿主通過冷鏈食品傳人，直接從自然宿主傳人，經中間宿主傳人、實驗室傳人等四個引入途徑的可能性進行了科學的評估，評估的結論分成五級，分為極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較可能、非常可能這五級，是一個五級分級法的等級劃分。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視為一種可能到比較可能的途徑，通過中間宿主引入，被視為一種從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徑，這是有一個區間的，尤其是中間宿主，是從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過冷鏈、食品鏈產品引入，被視為一種可能的途徑；通過實驗室引入，被視為極不可能的途徑。

聯合專家組已經達成共識，這些假設從科學角度來看，是沒有地域限制的。專家組從一開始就秉承開放的理念，因為病毒的傳入，病毒從動物傳入到人，一直涉及到華南海鮮市場疫情的暴發可能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也可能是長距離的移動，包括跨境的活動，所以我們需要擁有更廣闊的視野，不侷限某地，而是要關注世界各地，將全球各領域、各渠道收集到的各類信息聚集在一起，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這個病毒，進行病毒溯源，以及武漢疫情暴發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關於下一步進一步研究的建議。由於我們需要在全球多國多地共同溯源的廣闊視野下來思考，在下一步研究的建議上，世衞組織專家與中國專家都非常認真和謹慎，我們進行了多次非常長時間的科學討論，主要建議有：

一、要擴大全球統一的數據庫，包括分子、基因序列、臨牀、流行病學、動物監測以及環境監測的相關數據庫。

二、要在全球更廣闊的範圍內繼續去發現可能的早期病例，在中國我們已經開展了相關的工作，未來還需要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尋找更多的檢測材料。

三、關於動物宿主，全球科學家都要共同努力，在多國多地共同開展相關的研究，更多元地去尋找可能成為病毒宿主的動物種類。

四、要進一步瞭解冷鏈及其冷凍食品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這次溯源報告中國部分結束，但並不是溯源工作的整體結束。我們共同希望，這僅僅是走了一步，希望未來在世衞組織的領導下，全球科學家能團結協作，繼續以科學的方式來開展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

我就先簡要彙報這麼多，謝謝大家。

**米鋒：**謝謝梁萬年先生，下面請記者朋友提問，提問前請通報所在的新聞機構。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央視記者：我們今天看到了中國和世界衞生組織病毒溯源的聯合報告已經發布了，請問梁萬年組長，您作為中方的主要負責人，您如何評價這份報告？另外我們想問一下，這份報告的結論和我們中國科學家在疫情最初的預測和判斷是否相符？謝謝。

**梁萬年：**謝謝你的問題。本次的溯源研究總結報告是全球溯源研究中國部分的報告，因為是全球溯源，這次是中國部分報告。這份報告可以説是傾注了世衞組織和中國的科學家的心血，是基於科學、忠於事實的一份聯合研究報告。在這次世衞組織國際專家組來華溯源的過程中，我們中外的專家就一直秉承着“四個共同”來開展工作的，就是共同制定工作計劃，共同開展科學研究，共同撰寫研究報告，共同發佈研究結果，這“四個共同”是作為我們聯合小組的一個原則。可以説大家是精誠合作，對這項工作的投入和付出，都是令人難忘的。

這是一次出色的國際合作研究，由於事情過去一年了，我們現在在中國尤其在武漢，很多的生物樣本、產品、環境可能都不存在留存樣本了，因為當時早期的時候我們並不瞭解這種疾病，更不瞭解這個病毒，所以很多情況並不是把所有的樣本都留存，我們都盡力去尋找。我記得昨天的新聞發佈會上，澳大利亞的一位專家就説了非常好的一句話，我們不能用現在對這個疾病病毒的認識，來回答早期的判斷，比如這個樣本就是個典型的情況。

另一方面，現在是回顧性的調查，當時人的記憶可能也存在一些差異或者是偏差。同時我們現在溯源所用的方法和技術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侷限性。雖然存在這些問題，但是我們仍然認為，這份報告是非常有價值的，它是為以後進一步研究，包括對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對疫情的研究，還是對其他新發傳染病的研究，都是有價值的。這份報告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我們作為聯合專家組一直在説，我們是有信心，我們認為我們這個報告是基於現有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和證據，是經得起考驗的。當然我們也會繼續努力，重點要提升科學技術，支持相關工作繼續開展。

在與世衞組織的溝通合作上，我們中方的專家和外方的專家都是秉承着實事求是、公開透明合作的態度，因為中國是作為新冠肺炎疫情報告首個病例的首個報告國，所以在中國率先開展全球溯源的中國部分研究工作，作為中方的科學家，也是這次聯合專家組的成員，我們能夠參與這件工作，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感到非常有使命感，應該做好這項工作。當然，溯源工作是個持續性的工作，這次工作的結束並不意味着整個溯源工作的完結。

下一步，我們要以中國溯源這個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全球以多種方式和渠道，廣泛地開展溯源。同時，我們從專家的角度來看，也會繼續積極地參與世衞組織在全球框架下的溯源研究工作。謝謝。

路透社記者：昨天，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説中國沒有給專家團隊提供部分領域的原始數據，他也説，現在我們無法排除病毒從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我們還是需要作進一步調查。請問中方為什麼不提供這個原始數據？現在願意提供嗎？中方是否會接受另外一個專家團隊來對中國對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謝謝。

**梁萬年：**首先，説中國沒有提供原始數據的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的假設或者理論是不成立的。從我們中方和外方專家組到武漢開始，我們一直是共同在做研究計劃，共同在分析我們掌握的研究信息和資料的。我一直是感受到，包括中方的專家，我們所掌握的信息和外方的專家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存在差異的，因為對資料的一些供給，我們拿過來以後，不同的專家在他的領域按任務分工進行分別分析，然後彙總。這三個小組的小組長都在，中外雙方專家一直都在高度融合性的研究。這次工作方式不是説中方專家研究中方專家的，外方專家研究外方專家的，我們從一開始就是把專家按照領域、按照專業分成三大領域，是在一起工作的。所以在這一塊，説我們不分享的這個假設和提法是不成立的。當然有些數據，按照中國的法律，是不能帶走，不能拍照的。但是我們在武漢共同分析時，我們的數據庫、資料，大家都能看到的，都是在一起做的。比如説涉及到病人隱私的，需要病人知悉同意的一些數據，這是法律的規定，這一點也是國際上的一個基本規則，這一點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對這些原始數據，什麼叫做原始？這個問題可能對數據的性質和概念，我從專業的角度再解釋一下，數據有很多種，有些最基本的數據可能是很紛雜的，牽涉到方方面面的條款，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把數據進一步整理，就變成了我們能夠分析用的這一層數據，可能進行歸類，比如按照性別、年齡症狀分了類，這個數據就成為整理的數據。分類的這個數據可能還不能進行分析，需要把這種數據再進一步進行挖掘、集成，它就可能變成一種情報性的數據，就能夠提供相應的信息。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從一開始，從最基本的數據起，到最終分析可用的那種數據，也就是我們常説的數據庫，是有一個過程，一個很繁雜的大量工作量的整理過程。你很難想象我們的專家到現場以後，對每一例病例，對每一個動物樣本，從早期採取的原始記錄，一條一條看，看到我分析的東西，這是不現實的，科學研究上也沒有這個需要，它都是分工做的，所以這一點我想是要講清楚，所謂的原始是指什麼。要把那一大堆幾萬份、幾十萬份的東西堆在那兒，我們專家從哪看起？肯定要建立一個可供分析的數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方專家所能看到的和外方專家所能看到的是一樣的。

關於剛才譚德塞博士所提的那個問題，我不太清楚他是怎麼理解的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我們科學家的事情，我們科學家根據大家共有的這些數據來得出的這個研究報告，充分不充分，是科學家來説，是歷史來説。關於下一步的溯源，我説了這是個全球性的溯源，我們只是做了中國部分，那麼肯定是進一步要做的。尤其是更廣泛的視角來開始。但是，我們中國科學家也特別願意和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共同合作，把溯源的問題聚焦在科學上，聚焦在我們為了追求真正找到病毒的源頭這種科學技術問題上，我想，大家努力，肯定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具體到哪兒，具體怎麼做，在下一步研究建議當中都有一些明確或者比較明確的意見，把這些意見怎麼變成行動？是需要把這種行動的方案具體化，在時間上、地點上、方法上，可能要出一些具體的方案。我想，現在我只能從這次溯源報告的角度來説，它是需要繼續做的。那麼具體怎麼做，是需要在我們意見的框架下做具體的方案，來解決。謝謝。

韓聯社記者：針對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美國等14國發表聯合聲明，對報告推遲和推翻完整數據感到擔憂，請問中方的立場是怎麼樣的？

**梁萬年：**關於這個問題是這樣，首先2月9日，我們在武漢聯合專家組開的新聞發佈會，我們是就報告主要過程、發現和建議做了介紹，但那個時候我們對這些方面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個共識是個框架性的、結論性的，因為當時時間很緊，我們在武漢工作28天時間，回來以後要寫成一個完整的報告，是需要花時間的。因為我們中外的專家對每一句話、每一個結論、每一個數據，都是要進行認真的核實、梳理，另外我們每個段落之間，都是要做邏輯的一些判定和推理，科學上是否言之有理，因為這是個科學家的研究報告，科學性是最為重要的。證據為基礎，是它必須遵循的。同時這個報告，我們的科學家從武漢2月10日分別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國的時候，我們聯動起來也有時間上的問題，不像我們在同一個地方很方便，大家説集中就集中，我們要開個會的話，要湊大家的時間，可能有的是晚上，有的是下午，有的是早上，有的是深夜，這塊更為重要。這個報告是中英文版本要同時推進，每出一個英文版本，要翻譯成中文，中文的版本過來以後，外國的專家也要再看，我們中文的翻譯和英文是不是完全一致，所以多個來回的反覆磨合，這裏面牽涉到很多。

我前面説了，非常細緻的、非常必須的途徑核實。專家都説，我們寫這個報告，拿出了繡花的功夫來寫這個報告的。因為我們也深知，這個報告出來以後，全世界是關注的，不僅僅是我們搞這些專業人士在關注，我們的公眾、我們的媒體，甚至普通的老百姓，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我們這個報告。所以報告的總體框架，報告的每一句話的邏輯關係和科學性，我們必須要確保在我們力所能及的水平範圍之內來把它做好。基於這種情況，所謂推遲發佈的問題，我以為在我們專家之間似乎沒有建立過這個概念，我們當時一直有一個原則是質量第一，時間一定是服從質量的，只有中外雙方聯合專家組共同認可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才能發佈。所以我們並沒有預設時間，當然我們也知道，全世界都在關注，我們是夜以繼日地在努力趕時間，我想把這個關係講清楚。所以，不是因為某些干擾，更不是科學家們的懶惰，也不是因為其他的什麼原因，使這個報告推遲發佈，我們是在保證質量，讓它更科學、更完善，所發佈的這個結果，這一點我想給你解釋一下。

梁萬年：關於數據完整性的問題，我還是説這個問題，任何一項研究，誰都不敢説他所收集的資料、他所掌握的信息就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完整，再無懈可擊了。對一種新發、突發的傳染性疾病，作為一個科學家，我們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基本的，第一次視頻會議上我們就説，我們可能最終這個報告的產出，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的，因為科學在進步，人類對這個病毒、對這個疾病的認識在深入，我們的技術也在變化。所以我們只能努力地使我們掌握的信息當中作出科學的判斷、科學的結論和推理，所以始終是本着這塊來走。什麼叫數據是完整的數據？這又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多少數據才完整。現在要把所有的數據都收集到，沒有解決一個科學問題，什麼叫所有的數據？所以對數據的完整性，可能在科學上來看，很難有一個大家公認的多少數據、什麼類型的數據收集才叫完整的。

當然，作為一個聯合研究團隊，我們一開始在到達武漢以後，包括7月份，我清楚地記得，世衞組織先遣小組來了兩個專家，我們中方的專家和他們一起工作了幾個禮拜，就專門的在世界新冠病毒溯源的中國部分的研究做了一個工作任務大綱，我們叫TOR，其實重點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從什麼維度、從哪些範圍來收集數據？這些數據涵蓋在動物上，在早期病例上，在檢驗檢測上，以至在相關的一些鏈條上，哪些數據要收集？這些數據從哪獲得？這些數據的種類是什麼樣的？這些數據的獲取方法是什麼樣？其實我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我們也清楚地記得，外方的專家到達武漢以後的前14天，按照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是處在隔離狀態。我記得我們第一週的時間，花了五天到六天的時間，我們在一起集中討論的就是，這次我們定一個研究計劃，這個研究計劃就是每天我們幹什麼，做哪些工作，其中大量的時間是討論，我要達到這個工作目標，我在數據上是如何獲取，獲取什麼樣的數據。其實，我現在回過頭想想，我也一直認為，從現在的知識水平，從現在的條件，我們該收集的，都在努力收集了。

當然，必須承認，永遠不可能説就百分之百的數據都收集到了，這一點我想説明一下。我們的整個結論是基於我們已經掌握的數據，加上科學家們的科學知識和經驗，加上推理，加上推論，形成的結果和結論。並不是回過頭來説，少了，説它就不完整了，這個結論就不可靠了。在醫學研究，在公共衞生研究方法當中，有一種方法叫抽樣調查，其實往往在某種程度上比普查可能更有效，也可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數據完整性，是要有邊界的。這一點我想解釋一下，謝謝。

日本共同社記者：我的問題有兩個。第一，關於剛剛韓國記者提問的那個共同聲明的內容，我的理解是，推遲的問題不是指的發表，而是可能在武漢的實地考察，就是疫情暴發之後過了一年多才能實行，所以聲明發表太晚了，所以中方對此有什麼評論？第二，剛剛老師對路透社記者已經回答了，但是我還想問一下，報告説要求在包括中國在內的，還需要進行更深刻的數據分析，或者溯源，比如説在中國的養殖動物等等的溯源。今後中國會不會接受再一次的類似這次的合作方式的研究呢？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梁萬年：**好，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的理解，這個問題是關於我們在1月份世衞組織的專家來到中國，我們形成了聯合專家組，是晚了這個問題。中國雖説是新冠肺炎病例首個報告的國家，其實從全球範圍來看，應該説是中國是第一個和世衞組織聯合開展溯源研究的國家，這個晚與早的問題，是很難在時間上有明確的標準來判斷的。其實中國的科學家在疫情處置的早期就開展了溯源研究，這一點我要特別強調，記得早期我們和馮子健教授一塊在武漢，中國的很多科學家都在武漢，一方面我們在抗擊疫情，另一方面就按照我們的專業素養在開展相關溯源。像華南海鮮市場，早期我們的動物採樣、環境採樣、標本採樣，那個時候我們就在做。因為中國遇到這樣重大的疫情和傳染病是有一定的經驗的，所以我們一直在做，具體是國際專家來開展做，是有個過程的，我不以為一年以後就是晚，影響他來與不來，是有一系列的因素在決定。我從一個科學家的角度來看，只要大家秉承科學的態度，由科學家們來做，什麼時候做都不晚。我反而認為，中國的態度，我站在一個專家的角度來看，讓世衞組織率先在中國開展全球溯源的中國部分，也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姿態，我們作為科學家，感受這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再多説一句，中國科學家從現在的知識、能力以及我們掌握的方法，我們也會繼續做溯源工作，一天找不到它的源頭，中國的科學家一天會繼續努力。

第二個問題，關於所謂下一步是不是對中國的數據作進一步分析，包括一些傳播鏈上的因素的分析，包括動物的一些分析，甚至你剛才提出來，是不是可以讓世衞組織專家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再來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剛才我已經原則上回答了，分析肯定是要做的，中國科學家願意和世界科學家一起來努力把新冠病毒源頭找到，一天不達到目的，我這輩科學家不行，還有下一輩，下一輩不行，還有孫子一輩，我們一定會達到那一天。但是，從一開始我們就説，溯源問題是個非常複雜的系統性的問題，絕對不可能一蹴而就。你看我們的傳染病歷史，尤其是新發傳染病的歷史，我們迄今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要想真正找到它的源頭，並且被全世界公認的話，還是要花很長很長時間的。我們很多的病，流行了很多年，迄今還沒有找到源頭。當然，沒有找到源頭，並不妨礙我們對它施加干預和控制，這是仍然在做的。所以，對這個問題，肯定我們要做，即使世衞組織説全球溯源不做了，我們中國的科學家仍然會努力來做這項工作。

對數據的分析，溯源肯定要牽涉到數據的分析，溯源肯定要有主要幾條途徑，從動物，要找自然宿主、中間宿主，找可能傳播的模式、路徑，所以數據分析和一些標本的進一步監測、處理，肯定也是要做的，這是方法學的部分。具體專家第二次、第三次來不來中國的問題，我想從研究上來説，是根據需要來定的，如果説僅僅把它理解溯源就只是在中國做工作才叫溯源的話，我以為這是對科學上的一個誤區，因為溯源自然來源不明，我們四條潛在的引入途徑其中有一條——冷鏈食物鏈的問題，可能武漢早報告並不以為着這個病就一定最早出在武漢，這個我們科學家是有共識的，早報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現的地方，所以如果基於這種科學共識的話，我講的是不一定，如果基於這種科學共識，溯源視角必須更廣泛。下一步我們就要確定優先，我想我們這個研究報告當中，對下一步的研究建議，從三個領域當中，有優先的提出，是基於這一點的。中國科學家會按照這些建議，我們在世衞組織總的領導下，和世界的科學家共同來推進。所以，如果單獨説第二次、第三次能不能來，我想這個問題現在誰都無法來科學地回答你，我想我現在的回答，是根據需要的，是根據全球溯源的進程進展，然後相應環境的一些要求，是需求導向，是進展和進程來決定來不來、何時來、如何來、來做什麼。謝謝。

鳳凰衞視記者：最近我們看到有些外媒的報道，有外國的專家表示新冠病毒的來源和2002年SARS疫情的來源一樣，都很可能是來自中國的野味市場，特別有國外專家認為這個病毒可能來源於中國南方的野生動物，原因就是去年2月份，南方的野生動物市場紛紛關閉，請問專家如何看待這樣的説法？

北京化工大學生命學院院長、聯合專家組動物與環境學組中方組長童貽剛

**北京化工大學生命學院院長、聯合專家組動物與環境學組中方組長 童貽剛：**在新冠病毒疫情暴發的初期，全世界對於新冠病毒的認識都是非常有限的。基於新冠病毒跨種傳播的知識，也是推測它是和野生動物以及一些養殖的野生動物可能有一定的關係。因為擔心病毒的惡化，中國政府為了儘快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在各方面都採取了積極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廣泛限制人員流動和全面關閉動物養殖場。隨着全球疫情的持續蔓延，越來越多的證據也表明，中國政府在疫情早期採取的這些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減緩了病毒的傳播速度和變異速度，為了人類的健康作出了貢獻，也保障了中國人民的健康。

關於動物問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在市場檢測動物的樣品是沒有陽性的，也同時感謝我們國家林業林草局和農業農村部，他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2018年到2020年期間，在中國的31個省市自治區採集了38000多份的家畜家禽樣品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動物樣品，對這些樣品進行了檢測，都沒有檢測到陽性的結果。中國在新冠疫情暴發的前後，也沒有發現新冠病毒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動物中傳播的證據。對於華南海鮮市場的上游供應鏈，我們其實也是進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涉及到了20多個國家地區，如果需要進行徹底調查的話，可能還需要各個國家在世衞組織的統一協調領導之下，在下一階段開展更多的溯源研究工作。

對於南方一些動物，包括蝙蝠這些動物，中國的科學家是做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國的南方曾經找到過和新冠病毒非常接近的一些病毒，但是並沒有找到新冠病毒。除了蝙蝠之外，其他很多動物都是易感的，這也是有很多的證據。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支持中國南方有病毒傳播鏈的假設的確鑿的科學證據。中國和世衞組織專家都通過認真討論形成的科學共識已經在29日新聞發佈會上進行了發佈，同時也會在聯合溯源報告中體現。對於病毒通過動物傳入到人的假説，中國和世衞組織聯合專家組主要是基於目前對於冠狀病毒的科學認識達成了共識，認為新冠病毒由動物傳給人的傳播途徑是比較可能，但這並非説此次的聯合專家組發現了所謂新的證據，也不能證明這個傳播鏈的存在。病毒溯源特別是通過中間宿主進行病毒溯源，這是個很艱難的科學問題，我們還是要秉承科學的態度。

在下一階段，我們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在全球溯源的框架下，全面細緻地進行多種動物的調查和溯源，侷限的眼界和思維是違背科學的，可能會導致溯源的方向走錯，而且也需要我們全球的科學家共同努力。謝謝。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CGTN記者：聯合研究報告中提到了專家對於下一步研究的建議，包括在全球更廣範圍內繼續尋找可能的早期病例，由全球科學家在多國多地尋找可能成為宿主的動物等等。我們之前也看到一些報道，不少媒體報道説，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早於武漢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請問下一步溯源工作的重點是在哪裏？會不會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溯源研究？距離最終找到源頭可能需要多長時間？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聯合專家組流行病學組中方組長馮子健

**馮子健：**謝謝您的提問。疫情的首發地往往不一定是它的起源地。以往的病毒導致流行病的重大疾病，它的溯源工作也往往是跨國、跨地區的合作研究。大家都注意到一些報道，在其他地方也發現了可能比武漢病毒暴發之前可能存在陽性的檢出材料等一些報道，這些報道需要進一步去開展合作研究，去核實它。這些線索也為我們確定動物到人跨種傳播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最終找到動物自然宿主是非常重要的線索，這些工作都值得我們進一步去做。像剛才梁組長提到的那樣，我們聯合專家組也給出了相應的建議，其實就是要在多國、在全球視野範圍內加強多國合作，來進一步推動溯源的研究。謝謝。

新華社記者：請專家介紹一下本次溯源工作中，分子溯源方面的情況。另外近期新冠病毒出現多種變異毒株，請問從專業的角度怎麼看待這個問題？謝謝。

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聯合專家組分子流行病與生物信息學組中方組長楊運桂

**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聯合專家組分子流行病與生物信息學組中方組長 楊運桂：**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本次溯源工作我負責分子溯源，主要是圍繞以下方面來開展。第一，系統梳理我國武漢早期病例的基因組序列。第二，系統收集整理全球早期的病例系列以及對應的國家的分佈，以及系統收集整理已知的不同物種基因組序列，構建分子溯源最關鍵的也是最核心的基因組序列以及信息數據庫，通過我們世衞聯合專家組分子組的工作，我們取得了如下工作進展。

第一，我們建立了全球新冠病毒信息資源庫，整合了基因組以及可及的流行病學、臨牀等數據，為我們順利的開展分子溯源的研究提供了數據和信息。

第二，通過分子數據與流行病數據的整合分析，我們系統研究了這個系列的變異與各類暴露因素的關聯關係以及規律，為我們溯源的方向提供了很重要的參考。還有基於早期的病毒序列的系統演化分析，和它最早共同祖先出現的時間的理論計算，來研究早期病毒的傳播演化特徵與規律，對武漢早期的新冠疫情進行了系統研判。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剛才提到了，是全面整合了全球已經公開的早期病例、環境或更早期存留樣本的新冠病毒檢測和測序的系列信息，尤其是剛才提到的，我們系統梳理了早於武漢的疑似病例的陽性樣本序列，主要在國外。基於這個，聯合專家組達成一致，在全球框架下提出了四點建議：

第一，要建立一個整合全球所有新冠基因組的整合數據庫，這個世衞會協調，包括基因組序列、流行病、宏基因組以及環境等相關的數據裏面。

第二，回應一下剛才原始數據的問題，正是因為我們分子組系統分析了中國早期的新冠病毒的原始基因組序列，提出了對全球下一段溯源工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南性的要求，希望在測序深度和測序平台之間提出了建議。

第三，通過文獻的梳理，專家組也認同，比武漢更早的國外序列樣本的存在，提出了要在全球範圍內繼續跟蹤早期全球的病例樣本。

另外，提出擴大在全球範圍內物種的篩查，這個在已經公佈的報告裏都有的，對分子組方面進行了梳理。

還有一個是記者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們也關注，近期新冠病毒出現了多種重要的變異毒株，但是從專家的角度，我們知道新冠病毒是RNA病毒，RNA的特性，突變是病毒本身一個正常演變的過程，也是一種不斷適應人類及環境的一種表現。所以，這也説明了什麼呢？人類與病毒的博弈鬥爭挑戰很大，也很艱鉅，這需要全球一起合作進行溯源。

最後，藉此機會感謝一下聯合專家組，尤其是我們夥伴流行病組、動物組，因為我們分子組需要他們數據的對接，才能為溯源做貢獻。還有感謝這個序列的提供者，尤其是中國的CDC，以及在我們這個方面，對我們分子溯源組提供了非常重要支撐作用的中國國家生物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員。謝謝。

**米鋒：**謝謝。關於中國政府做了哪些工作，我也想再做一個補充。這次世衞組織的專家來華考察期間，也正值我們今年的春季，疫情防控最關鍵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也為了支持這項工作，我們和地方政府一起始終堅持着開放、透明和合作的態度，也是積極全面地動員，盡全力地協調相關單位，完全滿足世衞國際專家的參訪要求，可以説讓世衞專家去了所有他想去的單位，包括金銀潭醫院，包括華南海鮮市場，包括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等等在內的9家單位，也見了他們所有想見的一些人。比如一些醫務人員、實驗室人員，還有科研人員，以及市場管理人員，以及一些商户，還有一些當時的志願者、康復的患者，以及一些犧牲醫務人員的家屬等等，他們進行了深入廣泛的交流，可以説為了保障工作的順利完成，保障高效的開展，我們是盡全力做好服務和保障，在幕前和幕後一起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數以千計，在2月9日的發佈會上，彼特組長也對這些數千名的志願者表示了感謝。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這裏總有感人的故事，這次聯合溯源研究報告的順利發佈，也離不開所有工作人員的默默付出。謝謝。請繼續提問。

香港經濟導報記者：我的問題也想提問給梁萬年先生。此次溯源研究並沒有確認新冠病毒的源頭，請問病毒溯源的難點是什麼？過去我們成功溯源過其他病毒嗎？謝謝。

**梁萬年：**我前面説了，溯源工作是個非常複雜的科學問題。從人類新發傳染病的抗爭歷史來看，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非常完美成功溯源的先例，所以它是很難的，我們不能期望我們的研究能夠解決溯源的所有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有信心地説，我們每一次的研究、每一個結論和報告的出現，讓我們更接近真相，都會邁出堅實的步伐。

病毒溯源的難點，就在於病毒從動物或者從某一個載體進入到人這個界面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隨機的概率是特別強的，偶然性是它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我們現在要找到這種偶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在什麼樣的界面上，從一個動物，或者從某一個方面，到了人身上，可謂是大海撈針，最核心的是這個難。

第二個方面，這個新冠病毒的特性又決定了它難上加難了，因為如果這個病毒是穩定的，它是相對來説導致的疾病可能辨識度很大，比如説高燒等，那很可能溯源的難度就會小一些。新冠病毒的溯源，我記得在2月份的時候，也是世衞組織對中國的抗擊疫情一個聯合考察組，當時我們在北京，我記得是去年的2月24日，在北京有個新聞發佈會，那個發佈會上，我記得在撰寫那個研究報告的時候，就想怎麼形容這個病毒。那時候病毒分類也還沒有多長時間，但是我們已經清楚地感到這個病毒的獨特性，所以想了很多詞，想怎麼形容它。最後，就把它定義為一個狡猾的病毒，當時考慮到它的狡猾第一是因為這個病毒容易變異，第二是引起的疾病、它的症狀很寬廣，也就是它由最嚴重的疾病到危重型到重型甚至到死亡，以及輕症，而輕症的症狀都不典型，那個時候對隱性感染，所謂無症狀感染，我們還沒有概念或者瞭解得不多，現在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無症狀感染者，所以它是狡猾的。也就是説，溯源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要千方百計地找到最早的那個病例，我們稱之為零號病例。我這裏要解釋一個概念是，我們武漢這次首次報告的病例，現在的研究就是12月8日，但是這個病例是首次發現的病例，並不意味着它就是我們溯源上所追尋的那個零號病例，是兩碼事。從真正的溯源角度，我要千方百計地去尋找，從動物到人身上的第一個界面發生的，在這個界面上的溢出，這個病例是我們需要找到的。但是你要找它，如果他是個隱性感染的，他是個不典型的病人，甚至感染後沒有症狀的，就無法找到他，等等，所以難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反過來説，我從動物當中去找他，你看我們這次研究，蝙蝠、穿山甲、鼬科類、貓科類，包括其他的動物種類都有可能是它的宿主。但是這個宿主從專業角度看又分成兩類，一類是自然宿主，一類是中間宿主。從宿主變成傳染源，又是一個概念，有些宿主可能是由動物在身體儲存下來，但是不一定造成它的發病。有些動物或者宿主有這種動物儲存，並且生長繁殖，它能夠作為病毒的放大器，同時又導致症狀把它排出，它可能就是個傳染源。那麼怎麼區分它？這一塊也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現在在找，比如在蝙蝠當中找冠狀病毒，在一個動物當中找它，找到它並不意味着它就是最根本的宿主，那它又是從哪來的？又是一個極具概率的事件，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動物都來查一遍，我們都是隨機的，去抓蝙蝠也好，找穿山甲也好，找某一種野生動物也好，都是隨機性的捕捉，捕捉以後去檢測，檢測的時機、檢測採樣的部位，採樣期間，它即使帶毒了，毒量夠不夠你檢測出來？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總之是個非常偶然的問題，但是這個事情是必須要做的。科學就是要對這種概率性極小的東西，要用科學的方法、嚴密的邏輯和思路，去努力地來做。很困難，但是也是科學家的責任。謝謝。

中央廣播電視總枱國廣記者：我們知道這次聯合研究是世衞組織挑選的國際專家團隊和中國科學家聯合開展的。我們想問一下，咱們雙方是如何進行分工合作的？另外如果在交流過程中有了觀點的碰撞，雙方又是如何處理的？謝謝。

**梁萬年：**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我們一開始是一個國際的團隊，是中方的專家和世衞組織的專家形成一個共同的團隊。當時我記得，外方的組長彼特博士和我就講，我們是一個家庭，我們這個家庭有三十幾個家庭成員，我們在一塊兒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我們要養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最終研究報告。所以我們必須以家庭的氛圍和態度來做。

我前面也介紹了一下，從具體的工作方式上，“四個共同”是我們的原則，也就是要親密無間，大家不分你我，我們都是同樣的使命，都是同樣的身份，是溯源的科學家。在“四個共同”的基礎上，我們工作方法是，打破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我們把溯源工作分成三大領域，其實還有若干領域，但是不可能分得那麼細。一個是流行病學的領域，你看我們中方的小組長就是馮子健教授，外方的我記得是丹麥的費舍教授，兩位領銜，然後有相關的流行病學領域的專家進入這個小組，大家在一起工作。分子溯源組中方的組長是楊運桂教授，外方的組長是荷蘭的瑪瑞恩教授，也是有一組人在一起。動物和分子溯源組，中方組長是童貽剛教授，外方組長是美國的達薩克博士。所以，一開始從分工上，就是按照研究的領域，把專家融合成一個團隊。在具體工作方式上，前14天我們只能通過視頻，所以我們有大組的會議，也有更多的會議是小組，重大的問題、方向、方法、原則、各組之間的協同，是由彼特博士和我，我們兩個共同組織召開各族所有成員參加，在一塊兒討論決定。具體的細節和執行，就是由每個領域的組長具體去談，更進一步實施的辦法和措施。所以一直感覺，我們是沒有分你我，合作得很愉快，運行得很高效，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肯定會有一些衝突，因為科學家即使在同一個領域的科學家，還有三組科學家是來自不同的國家，即使來自同一個國家，科學家是不同的專業，他的視角是不一樣的，就是説溯源必須是多學科的、多方位的視角來做這項工作，那麼對一個方法的討論，對一個結果和資料的解釋，包括這種數據的分析方法和集成，肯定不同領域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議，這個時候，我們當然會有很多的爭論，甚至這種爭論可能是很激烈，但是我們感到特別正常。科學家不爭論就有問題了，因為追求真理的過程，在逼近事實的過程，是艱難的科學的過程，唯獨爭論才能進一步的使大家形成共識。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報告説，中方的專家和外方的專家有一些激烈的爭論，我感覺這個話説的沒錯，確實有爭論，我們中方的專家內部也爭論得很厲害，然後我們不同小組之間的爭論也很厲害，這是正常的，不要認為爭論就是有矛盾，是兩碼事。爭論的目的是為了使溯源更加科學，使證據更加完備，這一點我想特別強調。所以我總的感覺，我記得最後一次大組會，那天晚上我們花了一夜的時間，把總報告又從頭到尾每一句每一句進行斟酌，最後形成共識。天亮了，我們就説，我們終於現在可以考慮，我們沒有爭吵的聲音了，我們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看看我們這個孩子是什麼樣，馬上它就要面世了，讓世人看了，這個孩子最少是個正常的孩子，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孩子。所以，我們是非常愉快的。報告出來，我們總的感受，我們作為科學家，聯合研究，中外方專家兩個最重要的感受，一個是自豪，通過我們的努力，產出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是有價值的，無論對疫情的控制還是對以後的進一步研究。第二個我們是自信的，作為科學家，我們根據現有的資料和信息得出的結論，我們是基於科學的，是循證的。謝謝。

中新社記者：剛才我們提到了病毒宿主的問題，在聯合研究報告中也認為，新冠病毒經由中間宿主引入人類，是一種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徑，那麼對於新冠病毒宿主的問題，中外專家又達成了哪些共識呢？謝謝。

**童貽剛：**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雖然新冠病毒的野生動物自然宿主或者潛在宿主，我們目前還不是特別清楚，病毒可能是從自然宿主向人類的直接溢出，也可能是像SARS冠狀病毒一樣，可能存在中間宿主的情況。關於動物宿主的溯源工作，疫情發生之後，我們國家的農業農村部和林業林草局對於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採集的數萬份樣品進行了抗體和核酸檢測，都沒有檢測到陽性。這些情況也都説明了，中國在疫情暴發前後，是沒有找到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動物中的病毒傳播的證據。

目前，已經有的科學證據顯示，2013年在雲南的蝙蝠中採集的冠狀病毒RaTG13和新冠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相似性達到了96.2%。雲南省2019年採集的蝙蝠冠狀病毒RmYN02與新冠病毒相似性93.3%。另外，還有2015年以及2017年在浙江舟山採集的蝙蝠冠狀病毒ZXC21、ZC45這兩個冠狀病毒和新冠病毒相似性都是在87%左右。近期在日本、柬埔寨、泰國等國家的蝙蝠中也檢測到了不同的冠狀病毒，這些冠狀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相似性有高有低，目前還都沒有超過96%。此外，在其他動物的報告方面，有報告顯示，在2017年的廣西海關截獲的從境外走私進來的穿山甲攜帶了一種冠狀病毒，它和新冠病毒相似性在88.5%。在2019年，有人從廣東海關截獲的境外走私的穿山甲體內也找到了一種冠狀病毒，它和新冠病毒的同樣性在90%左右。

正是基於以上的一些研究結果，目前該病毒的特異宿主雖然還是沒有找到，但是蝙蝠和穿山甲是大家最為關注的，也是比較有可能的宿主。聯合溯源專家組目前已經達成共識，我們認為這些假設從科學的角度上是沒有地域限制的，專家們從一開始就秉承着開放的理念，認為病毒的傳入，病毒從動物傳到人，一直傳到華南海鮮市場，引起疫情的暴發，可能是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也可能是有一些長距離的移動，包括一些跨境的移動。

我們也知道，蝙蝠是一種飛行的動物，它的洞穴是在很多山洞或者農村的地方都會有，而且蝙蝠是一種羣居動物，互相之間交叉傳播的機率很大。我們現在在中國發現的和新冠病毒比較接近的那些蝙蝠的病毒，都是在雲南地區，它是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接壤的。另外剛才也説到，東南亞國家也發現了這樣一些病毒。所以，我們覺得，這種在全球溯源的框架下進行一些後續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樣，穿山甲這種大家高度關注的動物，也是在東南亞分佈的比較多，我們現在發現的這兩種冠狀病毒的來源，也是在境外入境的穿山甲，所以也有這樣的可能性，東南亞地區的穿山甲也有可能是攜帶了類似的冠狀病毒，也是有必要在全球框架下進行進一步研究。所以我們是希望，未來在世衞組織的帶領下，全球科學家能夠團結協作，以科學的方式在全球框架下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謝謝。

中國日報記者：我們看到有外媒報道説，某些國家表示武漢病毒所3名工作人員在2019年11月上中旬的時候患病，症狀和新冠肺炎和流感是一致的，他們判斷這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頭。請問專家們是怎麼看的？謝謝。

**童貽剛：**謝謝這位記者的提問。對於這個問題，中方的專家組進行了調查，沒有發現傳言中武漢病毒所三名工作人員患病的情況。中方專家組是回顧了2021年2月3日世衞中國聯合專家組訪問武漢病毒所的一些會議記錄，還原了事實的整個過程。過程是這樣的，武漢病毒所一位研究人員在回答世衞專家組外方成員提及的到武漢病毒所參與與醫院合作的流感監測系統的情況，當時是明確回覆外方，關於2019年開始武漢病毒所和武漢某一家醫院合作進行流感疫情監測的一項研究工作，這項研究工作涉及到樣本採集是從2019年1月份到2020年1月份，一共採集了1001份樣品，這些樣品在2020年3月份是由武漢病毒所進行了一些檢測工作，因為他們有這方面的檢測能力，他們對這些樣品進行回溯性的篩查，發現了在2020年的1月份，有700份樣本，這700份樣本是2019年1月份到2020年1月份中間的一部分，也就是2020年1月份收集的700份樣品，發現了4份陽性的核酸標本，也就是有4份流感和新冠共同感染，出現了在2020年的1月份，因為他們監測的是流感的數據。這4份陽性標準中，有3例是成年人，1例是老人，他們是合作醫院的病人，不是武漢所的職工。這個情況，他們的文章其實早就發表了，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研究他們這篇文章中詳細的描述。謝謝。

西班牙埃菲社記者：我們聽譚德塞博士説，中方願意在未來有可能接待更多的世衞代表團來華，我想問近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有一些世衞的專家再派專家團來華做調查？

**梁萬年：**這個問題剛才有一位媒體的朋友已經問過我了。我是站在中國科學家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溯源的工作仍在進行時，所以在全球框架下開展溯源，中國科學家同中國政府一樣，是願意為全球溯源作出貢獻。這個我想是很明確的。

第二點，具體來不來，何時來，怎麼來，做什麼，是要依據我們這次研究報告所提出的相關建議，並且隨着溯源工作的推進的需求導向來決定的，需要形成具體的計劃和方案。這個計劃和方案可能會做進一步的表述，現在來説這個計劃方案可能為時有點早，畢竟這個報告剛剛出來。

第三點，如果説我們工作的重心還是應該放在最可能的潛在引入途徑上，我們提出了四種可能的潛在引入途徑，並且都分別做了支持的證據和反對的證據。如果有些工作已經是做了的東西，只是在量上有區別，可能有些工作在某些國家和地區沒做，是質上的區別。科學家們在做下一步研究計劃的時候，可能就要確定優先，來恆定是在範圍的擴大還是在質上的變革，是要做確定的，科學研究有一些基本遵循的。所以這個問題，我是這樣來考慮的，謝謝。

健康報記者：這個問題提問梁萬年組長。我們都知道溯源過程是十分漫長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參與研究的專家就受到了一些來自外部的質疑和輿論壓力，有媒體稱我們中國給世衞專家組施加了一些壓力，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梁萬年：**謝謝你的問題。我也是看到了有些個別媒體的這種説法，我看了以後，給我一個總的感覺，這個説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跟我們聯合專家組，無論是外方專家和中方專家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我們即使離開武漢後，還經常通過視頻討論，我們私下交流的時候也沒有，比如在中國做科學研究工作的時候受到了一些壓力，尤其來自於中方的壓力，是沒有這種感受的，所以首先它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第二點，外方的專家回去以後，也分別接受過一些採訪，通過不同的渠道，來反映我們這次研究的過程、研究的成果，我也沒有發現他們受過一些干擾。同時反過來，他們還是要説，個別媒體的這樣報道，他們曾經指出過，這和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是不一樣的。

第三點，剛才主持人説中國政府對我們這次聯合溯源工作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所講的那樣，我感受是特別深的。我們專家在一塊兒説，這次溯源，我們該想去的地方去了，該想見的人見了，該想讀的資料讀了，有時候我們還是頭一天晚上討論到深夜，我們感覺可能要見這個人，我們感覺要增加那個方面的資料，馬上就通過我們的聯絡員，來告訴當地的有關人員，甚至是政府，你們要趕快給我們安排，經常是搞突然襲擊。但是，正如我們的聯合報告裏特別強調，我們特別感謝當地給我們提供了很多便利。昨天晚上我看了世衞組織的一個新聞發佈會，也專門説到了這一點，沒有他們的配合和支持，要單獨我們的中方科學家去，我們也是兩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我們要去找誰？我們看誰？是無法做到的。所以總的來看，我們還是在一種寬鬆的環境下來開展工作。當然你説沒有壓力也是不現實的，我們的武漢溯源工作以後，我作為一箇中方的組長，作為一個聯合組的組長，我感覺我也有壓力，因為我看到很多的報道，一些情況，對我包括對我們的專家都是有壓力的。我前面説了，中外專家都説，我們是自信的，因為我們是科學家，我們是科學的方法，和政治是沒有關係的。所以這一點我想解釋一下，謝謝。

**米鋒：**謝謝幾位專家，謝謝他們在這次發佈會中給大家所介紹的相關工作，我們也藉此機會謝謝中外專家在這次聯合溯源研究中所做的突出貢獻。今天的發佈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