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國五胡入華與歐洲蠻族入侵，結局為何不同？
【文/ 潘岳】
公元300-600年間，中國與羅馬再次面臨相似的歷史境遇，同時面臨中央政權衰落，同時遭遇周邊族羣大規模衝擊。
在中國，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胡族紛紛南下，建起了眾多政權。在羅馬，是西哥特、東哥特、汪達爾、勃艮第、法蘭克、倫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個個“蠻族王國”（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歷史軌跡卻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五胡十多個政權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後有拓跋鮮卑的北魏統一了整個北方，雖屢經紛爭與分裂，最後還是實現了內部整合，並融合了曾經代表正統的南朝，繼承了秦漢中央集權超大規模國家形態，奠基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步輦圖
歐洲各大蠻族王國幾百年征伐中，儘管有個別王國如法蘭克曾一度實現了西歐基本統一，最有希望繼承西羅馬帝國衣缽。但由於內在分治的邏輯，最終還是分裂成一個個封建國家，全靠“普世教會”作為精神統一的力量勉力維繫。
這個歷史岔口，再次體現了中國和西方從族羣觀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邏輯最為關鍵。
第一章 五胡入華
（1）南遷之戰
中國與羅馬的命運，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場戰役而改變。
經此一戰，北匈奴西遷歐洲，成為後來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羅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開啓了五胡入華的先聲。
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現了班固為漢朝徹底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封燕然山銘》拓片局部
但真實歷史是，南匈奴單于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內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2]。竇憲率領的4.6萬騎兵裏，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説，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遊牧族羣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這是遊牧社會不團結嗎？不是。從地理氣候上説，每當草原寒潮來臨時，北方的遊牧族羣都會向南遷徙。從資源稟賦上説，草原地區所能承載的人口只是農耕地區的十分之一，遊牧族羣必須從中原獲取糧食、茶葉、絲麻織品以維持生存和開展貿易。
中原對周邊族羣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4]。與更北的族羣願意向西發展不同，漠南族羣更想與中原融合。他們與中原共享着北中國經濟交通網絡，更容易在荒年獲得糧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進行貿易，從而多次形成經濟社會共同體。久而久之，從地理到經濟，從民俗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一千五百年後，一個囊括東北亞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形成。
燕然山之戰後，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遊牧生息。由於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税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5]。今天在寧夏、青海、內蒙、陝西、山西發現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扭銅印[6]，胡漢文化彼此交融。
“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
南匈奴南下前後，內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三國後期由於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內遷的五胡約數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7]西晉“八王之亂”後，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只佔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羣”靠着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羣”的生活方式。[8]但真實歷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僅軍事佔優勢，人口數量也佔優勢[9]，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2）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啓。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建立王朝並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他是南匈奴羌渠單于之曾孫，因漢匈和親而改為劉姓。作為貴族子弟，劉淵曾在晉朝宮廷中游學，他讀《毛詩》與《尚書》，學《史記》與《漢書》，最愛《左傳》和《孫吳兵法》。
他割據山西稱帝，卻並不想恢復匈奴的北方故業，而非要以“漢”為國號統一天下。為此，他自稱是劉邦、劉秀、劉備之後，為了説明“漢代之甥”與“兄亡弟繼”的合法性，他竟將“扶不起的阿斗”劉禪也設個牌位祭拜起來。
但劉淵的政權並未延續，被羯人石勒所滅。石勒的出身與劉淵不同。劉淵是遊牧貴族，混跡於宮廷；石勒是僱農奴隸，流浪於民間。但石勒也一樣喜愛漢文化。他不識字，卻“雅好文學”，愛聽人給他念《漢書》。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變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沒有成功，統一北方的基業被殘暴的後代敗光。從後趙的廢墟里，又誕生出了慕容鮮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統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但沒幾年，就因倉促伐晉而敗亡。在前秦“殘軀”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後秦、慕容鮮卑的後燕、匈奴赫連的大夏。混戰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羣雄，定國號為魏。經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於統一北方百餘年。北魏隨後分別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一北方並開出了一統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態度也最堅決。
苻堅生於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馬倥傯的豪雄，卻自小熟讀經史。即位後最重文教，每月親臨太學，考問諸生經義。他的目標，是道德上要不墜“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實踐上要超越“漢之二武”（漢武光武）。
他打服西域，卻送回汗血寶馬，要顯得比“為馬打大宛”的漢武更高一籌。他一邊打東晉，一邊在朝廷裏為東晉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興滅繼絕”的周政。他俘虜了慕容鮮卑卻不肯殺，安排慕容暐與慕容垂君臣入朝為官。無數人勸他消除隱患，他卻非要樹立以德服人的榜樣[10]。他剛在淝水戰敗，鮮卑豪傑們果然造反，建立後燕和西燕。苻堅對“仁義”的偏執程度，曾被譏諷成“不肯半渡而擊”的宋襄公。
有人説前秦亡於“過於漢化”，但之後的拓跋北魏統一北方後，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道武帝拓跋珪説“為國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燾大量重用漢人士族，把河西學者遷到首都，鮮卑子弟都得跟着學儒典，“於是人多砥尚，儒學轉興”。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體制性漢化”。他遷都洛陽，仿照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改漢姓、説漢語；自己帶頭並讓弟弟們和漢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並沒能統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態。
北魏孝文帝禮佛圖
（3）再造一統
西晉崩潰後，天災人禍，基層政權完全崩壞。北方遍佈“塢堡”，百姓依附強宗豪族聚居起來自我保衞。戰亂導致土地拋荒，一方面流民無地，一方面豪強趁機多搶多佔。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實行均田制改革，將無主荒地收歸國有，並平均分配給貧民耕種。其中，“露田”是要種糧徵田賦的，耕農去世後還給國家，再分配給下一批青壯年；而“桑田”是種桑麻棗榆之地，不用歸還，可以留給子孫。均田令還規定了如何給老人小孩、殘疾人、寡婦分田。此後，強者仍強，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從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礎都是均田制。
與均田制同時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三長制。針對的是亂世中的豪強割據。豪強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層，通過“宗主”來間接管理，稱為“宗主督護制”[11]。三長制廢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漢式的“編户齊民”三級基層政權（“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12]。再從百姓中選取鄉官[13]，負責徵税與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衝。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户、賦役與兵源；通過三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復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着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
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後，中原竟然在少數民族王朝手裏重新恢復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14]。短短30年內，北魏的人口數量與軍隊數量迅速超過了南朝。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如“察舉制”被發展為“門閥政治”，“王與馬，共天下”；流民成為豪族的私屬，朝廷無法掌握，以至於六朝三百年，“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幾乎完全沒有増長”。
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比南方更重現實政治能力。同樣是經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於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將。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後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這種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實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編户（大索貌閲），還開創了科舉制。陳寅恪説，“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15]。注入的與其説是人種，不如説是改革創新精神。
當然，南朝也並非一無是處，其發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後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這比東羅馬強，拜占庭存在1000年，為統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東晉南朝272年裏，北伐有10餘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温、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頊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佈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就等於失去了合法性。
（4）漢化與羅馬化
五大胡族之所以執著於“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於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遊牧族羣雖具有軍事優勢，但若不是吸取了漢文明的制度經驗，是無法戰勝自詡“正統”的南朝的。
“漢制”不是“漢人”的習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夷與夏不是看血脈看習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漢人，不去繼承發揚“漢制”精神，也會失去華夏傳人的資格。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只有“七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七國之人來描繪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後，“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將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軍事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
可以説，“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造，卻不再專屬於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產。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的經驗教訓都記載於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動漢化，並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雄心。
第二章 蠻族入侵
（1）一族一地王國
蠻族不是突然降臨羅馬的。如同漢人總是將遠方族羣稱為“夷狄”一樣，羅馬人也將萊茵河、多瑙河外的異族部落稱為“蠻族”，後來又泛稱為“日耳曼人”。和漢朝一樣，羅馬沿着兩河邊境修築了一道“日耳曼長城”，與日耳曼諸族勉強相安。而當北匈奴從西邊一路擠壓，在匈人王的“鞭笞”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衝破了這道脆弱的長城。
日耳曼人深入腹地掠奪殺戮，佔領了北非和西班牙等產糧區和銀礦區。羅馬帝國的人口、税基、軍隊不斷衰弱。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等各蠻族紛紛佔地建國。但這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國，真正建立起“大王國”的，是哥特人與法蘭克人。東西哥特王國佔領了整個南歐（西班牙、意大利與法國南部）[16]，法蘭克人則征服了西歐大部。據統計，當時進入羅馬帝國的蠻族總人口當在75萬到100萬之間[17]。
相比之下，兩晉南下的族羣人口則有數百萬。考慮到羅馬與西晉人口規模大致相同，進入羅馬的日耳曼族羣數量應遠遠低於羅馬人，應比五胡更容易“羅馬化”，羅馬文明應像漢文明那樣在西歐延續下去。但事實卻相反，這些日耳曼王國，除個別短暫“部分羅馬化”外，絕大部分乾淨徹底地“去羅馬化”。
如哥特人建國，就刻意與被征服的羅馬人分開居住，一般選擇在城外建立城堡。鄉村中聳立的一個個獨立城堡，猶如一座座孤島，成為今日歐洲鄉村城堡風貌的起源。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性不被羅馬人同化，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羅馬文化腐蝕，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18]。在治理上，哥特人實行“族羣分治”制度，禁止羅馬人與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用蠻族習慣法，羅馬人用羅馬法；在行政制度上，哥特人搞軍事，羅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不鼓勵哥特人學習羅馬拉丁語與古典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哥特人信奉阿里烏斯教，羅馬人信奉天主教。這些分治的規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國史家佩裏·安德森所説，蠻族建國“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19]。
（2）走不通的融合
日耳曼諸王國中，唯一一個進行過“部分羅馬化”的特例，是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他雖然也搞“二元政治”，但卻是最理解羅馬文明價值的一個蠻族國王。
狄奧多里克是東哥特的王子。如同劉淵一樣，作為人質在東羅馬宮廷中接受教育，對羅馬貴族社會很熟悉。但和劉淵精通《左傳》《尚書》不一樣，他雖然語言交流無礙，卻不喜歡希臘文與拉丁文，為了不簽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個“記號”來刻章[20]。
狄奧多里克拿下西羅馬自立為意大利國王，雖然不讓哥特人與羅馬人混居，但他卻保留了西羅馬的文官制度，羅馬依然由執政官、財務官、國務大臣們管理。他下令羅馬人當官，哥特人當兵。
狄奧多里克很仁厚，在他治下，羅馬人完全保留着自己的服裝、語言、法律和習俗。甚至對宗教，狄奧多里克也十分寬容。儘管自己信奉阿里烏斯教派，但他親自去聖彼得的墓地獻祭。他從未強迫任何一個天主教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奧多里克特別保留了羅馬遺老們的權力。最受重用的大貴族波愛修斯，是奧古斯丁之後最偉大的教會哲學家，被史家稱為“最後一個羅馬人”。
狄奧多里克將朝政託付給波愛修斯，並將波愛修斯兩個年紀很輕的兒子早早封為羅馬執政官。羅馬遺老和哥特新貴常鬧爭端。他對羅馬遺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怨恨，2萬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帶着憤怒的心情維持着和平和紀律”[21]。在狄奧多里克統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維持着舊日羅馬的風貌。
英國史家吉本説，“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團結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傳下去，一個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識的士兵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爭勝，而逐漸興起”[22]。説的容易。哥特人與羅馬人的深層矛盾先從宗教開始。狄奧多里克寬容天主教，但天主教卻不肯寬容猶太教，燒猶太人教堂搶其財產。狄奧多里克為了一視同仁，懲罰了犯事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懷恨在心，紛紛揹着他與東羅馬拜占庭教會頻繁勾結。
523年，羅馬元老阿爾比努斯被揭發送信給東羅馬皇帝，請求他推翻哥特王國，讓羅馬人重歸“自由”。這些信件被截獲了，狄奧多里克大怒，將叛變的元老們抓了起來。此時，波愛修斯挺身而出，以身相保——“如果他們有罪，我也有罪！如果我無罪，他們也無罪！”他與哥特人雖密切，但關鍵時刻仍選擇站在了羅馬貴族一邊。[23]吉本總結説，“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國，也必會使一位羅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無法忍受”、“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卻永遠不能對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寬容”[24]。
此時，狄奧多里克已至暮年。他發現，“他畢生為羅馬人民辛勞付出，得到的卻只有仇恨；他為這種沒有回報的愛而感到憤怒。”[25]最後，他處死了波愛修斯。故意用一種“最不羅馬”的方式——剝奪了波愛修斯死前為自己的辯護權。
狄奧多里剋死後第十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滅異端的熱忱與收復故土的熱望下，對東哥特發動“聖戰”。一方面，拜占庭教會同聲發佈了一項消滅阿里烏斯派的敕令；一方面，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黃金主動向波斯求和，穩住東方，騰出手來西征。535年，派出名將貝利撒留進行了20年戰爭，消滅了東哥特王國。
（3）羅馬拋棄羅馬
重回東羅馬懷抱的西羅馬人，如願以償了嗎？答案出乎意料。
當貝利撒留攻打東哥特時，西羅馬的貴族與百姓紛紛裏應外合。貝利撒留正是通過羅馬的貴族主教西爾維裏烏斯的暗地接應，才兵不血刃地進入羅馬城。
而西羅馬人對“王師”的熱情卻沒維持多久。由於長期的攻防戰，西羅馬人吃不慣苦，先是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後是為缺少糧食而咒罵東羅馬軍隊[26]。西羅馬人的抱怨，使曾經幫助東羅馬開城門的西爾維裏烏斯主教，竟然計劃再次趁夜開鎖，虛掩城門，幫助哥特人潛回城內襲擊貝利撒留以結束圍城。但陰謀泄露，西爾維裏烏斯被立即流放。貝利撒留從此不再信任西羅馬人，每月兩次更換羅馬城牆15座城門的門鎖，經常換防守城門的羅馬人自衞隊。
這“一迎一拒”的轉變，前後僅四個月。
拋棄拜占庭的，不光是貴族，還有平民。許多西羅馬農民和奴隸重新加入了舊主哥特的部隊；許多沒有拿到薪水的蠻族僱傭軍也加入了哥特軍隊，一齊向“解放者”進攻。
西羅馬人既不忠誠於東哥特，也不忠誠於東羅馬。他們只看重自身利益，最好誰也別來管。正如學者赫爾穆特•海米茨指出，“對西部行省的很多羅馬人來説，‘羅馬的滅亡’並不是一場災難。事實上，地方精英與蠻族、羅馬軍閥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間，在更小的權力單元上形成了一種合作關係”[27]。
西羅馬人反對東羅馬人也有理由，因為拜占庭毫不考慮當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更沒有恢復羅馬治理體系，延續千年的羅馬元老院就此終結。如果説身為蠻族的狄奧多里克還苦心維繫羅馬體制，身為羅馬人的拜占庭卻將其一掃而光。歐洲史家認為，如果沒有哥特戰爭，羅馬古典文明不會這麼快消失而進入中世紀。這就要怪驕傲的羅馬貴族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接受“蠻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羅馬。
東哥特之後的蠻族，從此再不刻意“羅馬化”。他們乾脆拋棄了羅馬的政治制度，徹底走自己的路。羅馬的生活習俗僅順着慣性在歐洲局部地區延續了一個多世紀。
（4）中華選擇中華
與狄奧多里克、波愛修斯君臣關係非常相似的，中國有兩對人物。一對是前秦的苻堅與王猛，一對是北魏的拓跋燾與崔浩。
第一對君臣，苻堅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則是“北方淪陷區”首屈一指的名士。桓温北伐到關中，王猛拒絕了他的高官厚爵，因為桓温和長安近在咫尺，卻不渡過灞水，顯然沒有統一天下的真心。
王猛選擇苻堅有兩個理由。
一是符堅立志大一統。為了“混六合以一家”的大一統理想，符堅不避風險，不計較個人成敗。在還未消化好長安的鮮卑貴族的情況下，偏要冒險南伐東晉，因為“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
二是前秦政制更符合儒法並行的“漢制”精神。東晉按門第任官，苻堅卻從下層選拔精英。東晉搞玄學，為政講風雅；苻堅找的都是“學為通儒、才堪幹事”之人。
在王猛這類真士人的心中，“漢”，不是血統種族，而是制度理想。中華世界裏的族羣，無論胡漢，都不像羅馬世界中的族羣那樣以“血統”或“宗教”作為劃分依據。
第二對君臣，拓跋燾是鮮卑雄主，崔浩是漢人世族子弟。崔浩為拓跋燾屢出奇謀，完成了北中國的大統一[28]；推動拓跋燾進行“文治”改革：恢復文官制度；整頓基層政權，考課地方吏治；吸收中原律令條文；力主鮮卑精英與漢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燾無比寵信崔浩，親臨他的府第問計軍國大事，命樂工為他譜曲頌功。
但與波愛修斯一樣，崔浩也因牽扯到族羣意識而不得善終。他主修北魏史時，書錄了鮮卑部落時代“收繼婚”等舊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時已接受中原倫理觀的鮮卑人，對這種“揭醜”非常憤怒。又正趕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鮮卑貴族紛紛狀告崔浩侮辱先人，還傳聞崔浩和在南朝的親族密謀要投宋。拓跋燾盛怒下將清河崔氏滅族。此時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備受戮辱。[29]
但與哥特因羅馬人背叛而急速去羅馬化不同，崔浩案沒有使拓跋燾“因人廢事”，他依然命令鮮卑貴族子弟學習儒學。崔浩雖死，其政猶在。之後的孝文帝更是把漢化改革推向頂峯。漢人與鮮卑人都沒以個人榮辱來構建政治，他們對歷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5）法蘭克的疏離
當哥特人消失在歐洲舞台後，命運之神降臨法蘭克。
7世紀中期，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歐洲，與拜占庭帝國並立於世。法蘭克人能發展壯大，得益於天主教會的支持。但除了同信天主教，法蘭克與羅馬沒多少共同之處。
羅馬皇帝的短髮上戴着桂冠，法蘭克國王始終留着蠻族標誌的長髮，被稱為“長髮的國王”。
羅馬是城市文明，擁有凱旋門和宮殿，但法蘭克國王們喜歡住在農莊，四周建有畜舍飼養着牛和雞，奴隸生產的糧食和酒還可以出售。羅馬是中央財政税收，法蘭克王室是“私人莊宅”經濟。
羅馬律法雖然內外有別，但至少在形式上維持了羅馬公民的內部平等。但法蘭克習慣法實行等級制。《薩利克法典》嚴正宣稱法蘭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盧羅馬人值錢。殺死一個法蘭克普通人賠償200蘇，而高盧普通人賠50-100蘇就夠了[30]。這種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差別，轉化成了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之間的族羣差別，進而轉化為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級差別。
羅馬法講究證據，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蠻族法採用簡便的裁定法與神意判決，如火裁法、水裁法[31]。證據不足時就靠“決鬥”，文弱的羅馬人常因打不過高大的法蘭克人而放棄起訴。這種不講道理講拳頭的蠻族習慣，日後竟被很多人尊為貴族騎士精神。
西羅馬中上層擁有精密的財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峯時官吏達4萬人。法蘭克徹底拋棄了官僚制而實施了封建采邑制。領主在采邑內享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生殺予奪集於一身，儼然獨立王國。孟德斯鳩説，國家被分割成眾多的釆邑，也就沒有執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沒有向地方派遣專門官吏巡視與監督司法和政治事項的必要了[32]。
法蘭克在統一戰爭中兼併的其他蠻族王國，並不像羅馬那樣建設行省，收歸中央管理；而是封給貴族與教會，維持領主自治[33]。所謂國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蘭克幾代國王死後都將國土均分諸子。王權地方化，遍地是國王。日耳曼諸族之後，是斯拉夫諸族大規模侵入東歐，後者與前者的建國方式、制度選擇如出一轍。羅馬後的歐洲再未統一過。理解這段歷史，才會理解歐洲未來政治的演變。
（6）封建政治與文官政治
羅馬帝國的制度遺產近在眼前，法蘭克為何偏要選擇封建制？
羅馬法體系和官僚制度都記載於拉丁文的法典和史書，但日耳曼領袖們不讓族人學習羅馬文化，因而無法掌握這些歷史經驗。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學母語而不能學拉丁文，誰學就要捱罵。
日耳曼族內語言直到8世紀之前尚未形成書面文字。由於拒絕學習希臘羅馬文字，中世紀早期的三百年中（從476年到800年）的日耳曼諸族普遍不能書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竟然都不會寫字。與中國宋太祖同期的奧托大帝30歲才開始識文斷字，與宋仁宗同時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書信，歐洲絕大多數封建貴族都是文盲。
不能書寫，就無法處理複雜的文書，就無法建立文官系統，就無法運行精密的羅馬法律。無法運行官僚制度進行管理，就只能搞簡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對龐大國土的管理能力。
當時能培養知識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會學校。諸侯們不得不依靠領地上的教士搞行政。幾個世紀裏，法蘭克諸王的大臣職位都由教會人員居首。教士們不僅是精神世界的詮釋者，還成了行政權力的掌握者。
這和羅馬帝國的政教關係不同。“羅馬教皇”是由羅馬皇帝的敕令確定的（445年）[34]，總體上皇權高於教權。但在法蘭克王國，教會與王權共治天下。教會不僅全面參政，還成為大領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徵税企圖[35]。法蘭克人對於行政權力的讓渡，成為日後“普世教會”崛起的基礎。
有學者説，日耳曼人選擇自治和封建，乃是出於“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鳩就認為，日耳曼諸族天性喜歡“分居”和“獨立”的生活方式[36]，各王國形成了多中心格局。而中國的五胡同樣是草原與森林遊牧民族；同樣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樣熱愛自由；同樣受制於遊牧社會的天然“分散性”。
但五胡卻並沒有回到更適合遊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線，而是主動恢復了多族羣一體的中央集權官僚制。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羣政權，從來不是一族一國[37]。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羣官僚政治，從來不用宗教代理。
五胡君主們大都篤信佛教，但他們做政治決策時，從不需要以佛教為判斷依據，也不需要佛教動員基層，他們有着發達的文官系統與運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風極盛，寺院，和法蘭克教會一樣是大地主[38]。但北朝君主沒有被宗教捆綁，反而出手關閉寺廟，收回田產，將人口重新納入編户。
文昭皇后禮佛圖（局部）
（7）分割世界與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聖羅馬皇帝”的加冕。但他不喜歡這個稱號[39]，因為法蘭克並不仰慕羅馬。
法蘭克的宮廷史家運用“種族性”（gens）概念，強調本族的獨立來源，強調蠻族與拜占庭的區分，強調“族羣分治”。他們將查理曼帝國刻畫為不同的“族羣集體”組成的聯合體，而非由不同種族的“羅馬公民”構成。[40]歐洲的歷史觀由此從“一個羅馬治世”走向“多族羣分割世界”。
而五胡政權的史觀卻與蠻族史觀完全不同。不是族羣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羣融合的“混一天下”[41]。
在族羣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羣與羅馬的關係，尋找自己族羣遙遠的始祖神話，證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證部族起源與華夏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絕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從地緣血緣上自證為炎黃後裔，是華夏的親人[42]。
在族羣治理上，歐洲蠻族通過法律設置人為區隔，決不實行族羣混居。而五胡政權從來提倡多族羣混居。兩漢時的遊牧族羣尚由酋長與漢廷官吏雙重管理，而五胡自己發展出的人口政策，則是更徹底的大遷徙、大融合、大編户。五胡政權大規模移民竟達50餘次[43]，動輒百萬，且都是在核心區域[44]。北魏直接喊出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口號，打破部族酋長制，實行編户齊民。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五胡史觀則強調文明身份不由種族而由德行決定。五胡君主們最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聖人”[45]，據此宣稱，“帝業無常，唯德所授”。
在統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中國五胡史觀則認為中華天下應當是統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個族羣當道，都把大一統當成政治終極目標。
在政統建構上，歐洲蠻族史觀並不熱衷繼承西羅馬帝國遺產，更不去與東羅馬爭奪正統。中國五胡史觀則用各種方法將政權置於中華王朝的正統序列之中，年年與南朝爭正統。
經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漢族羣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隋人與唐人。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羣融合成的大族羣。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
政權旋生旋滅，族羣旋起旋落，由於任何族羣上台都堅持混居融合政策，“漢人”數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漢族血統基因當以哪朝為標準？因為中華民族大規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會理解為什麼五胡君主雖然習俗上皆有祖風，但政治楷模卻是漢人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46]。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能理解五胡為什麼不肯像法蘭克那樣與羅馬分離，不管是強大還是弱小，非要以“華夷大一統”為理想[47]。
如果説古日耳曼人習慣於“自由分居”，那麼中華各族羣則始終存有“天下之志”。倫巴第人面對東羅馬皇帝的譏諷時，不過回嘴説，我們不稀罕當羅馬。可北魏人面對南朝的譏諷時，卻回罵南朝為“島夷”，稱自己才是中華正統。因為北魏不僅據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風易俗之典、禮樂憲章之盛”[48]。
這不是一句虛話。從東晉末年劉裕篡位開始，出現了南朝大批知識分子“北奔”的現象。北魏後期把洛陽營造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飢似渴地吸納南朝官制、衣冠禮樂、書畫文學，並加以創新[49]。
經學上貫通南北的大儒明顯多於南朝[50]。以至於529年，南朝陳慶之打進洛陽後發現，南人總以為“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現在才知道“衣冠士族並在中原”，所以，“北人安可不重？”[51]。不僅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還要在文化上融合創新。五胡這樣的氣概，是歐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與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後的隋唐文化。與漢朝文藝的樸拙簡約相比，隋唐文藝更雄渾博大。北魏北齊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羅藝術、笈多藝術與魏晉風度。隋唐的七部樂、九部樂，既有中原曲調，也有北朝盛行的異域之樂，琵琶本誕生於西域，亦成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亞風和波斯風並沒有被視為“異質”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華族羣的熱愛[52]。
莫高窟第420窟（隋），圖自“數字敦煌”。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還是贏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這樣的“天下之志”，就會把“族羣融合”誤解為“族羣同化”，就會把“文化融合”誤解為“文化挪用”。如果用歐洲民族主義狹窄範式來思考，就會永遠在種族認同的政治文化裏打轉。
第三章 中西比較
（1）自治與郡縣
不同史觀來自於不同文明。中國五胡弘揚了中華文明“合的邏輯”，歐洲蠻族則放大了羅馬文明“分的邏輯”。
羅馬帝國雖有上層文官體系，但其本質仍是基層自治。之後的歐洲不管採納何種政體，其國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羣自治、領主自治形態。
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從中世紀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國，到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從按照“小共和國”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國，到歐洲按照“一族一國”模式建立的民族國家。不管什麼時代，歐洲人的制度史觀與價值認同中，基層自治都是核心密碼。
與之相比，中國無論建立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其國家治理的基礎都是縣鄉兩級基層政權[53]。正如芬納所言，中國是現代形式的官僚機構“發明者”[54]。從秦漢締造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以來，基層政權建設就被納入中央派遣與管理的文官體系之中。
儘管中國歷史上不時出現一些封建制變體，如沒有政治實權的食邑制度，如基層的官紳合作制度，但這些都是有限自治，國家權力早已嵌入社會結構各個細胞之中，不存在歐洲式基層自治。
基層自治與基層政權，兩套文明邏輯。
從羅馬的眼光看秦漢，會認為中央集權的弱點在於牽一髮而動全身，地方性叛亂容易蔓延成全國性暴亂。相比羅馬歷史上發生的叛亂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義），這是基層自治的好處。芬納就認為“威脅漢帝國生存的中國式農民起義，在羅馬卻從未發生過”[55]。
從秦漢的眼光看羅馬，會奇怪羅馬之後的歐洲因種族宗教引起的文明衝突竟能綿延千年。4至6世紀，打了6次拜占庭與波斯戰爭；7到11世紀，打了400年阿拉伯與拜占庭戰爭；8到15世紀，打了800年西班牙天主教與穆斯林的戰爭；10到13世紀，進行了9次十字軍東征；13到15世紀，打了拜占庭抗擊奧斯曼戰爭、蘇格蘭抗英戰爭；1455年到1485年，爆發了全歐洲都捲入的30年宗教戰爭，幾乎沒有一個世紀是民族與宗教真正和解的。
可以説，在“文治”方面，中華文明領先於整個古代世界。即便認為“羅馬自治”更優越的芬納，也不得不承認“漢帝國不同於其他國家與帝國（特別是羅馬），它蔑視軍事榮耀。它是一個衷心地反對軍國主義的帝國。它的特點在於‘教化’，也就是中國人所説的‘文’。這種宗教上的寬容以及對文明教化的倡導構成了帝國的光榮理想”[56]。
西方社會喜歡生存於“小共同體”裏，從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國再到美國鄉村自治，最終演化成自由主義的個人權利至上。中國社會也有各種“小共同體”，例如家族、三老、鄉紳和各種民間社團，但總還去追求一個“大共同體”，即“家國天下”。
西方諸多學者都自信滿滿地認為，西方中世紀的分與亂，反而帶來了進步。因為發生在前現代歐洲的一系列戰爭打出了歐洲的常備軍，打出了歐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資本主義。[57]這種低烈度的、持續數百年的、很難把彼此一次性消滅的局部戰爭，使得戰敗的一方可以不斷總結經驗，推動了技術的積累性發展。
封建社會的分裂性與階級性有利於商業資本的產生，出現商業控制的獨立城市，會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這種封建制、弱國家、多國競爭體系，是近代歐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國太統一，沒有千年的局部戰爭與多元競爭體系；中國太集權，“大一統”反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但若要問中國人，願不願忍受一千年的“戰國叢林”和“族教衝突”，去換原始資本主義的誕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中國春秋時期就是多國競爭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統一六國，漢之所以在“暴秦”輿論下還堅持“承秦制”，正是因為戰國300年的超大規模戰爭讓民間達成了“天下共苦戰鬥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識。中國不是沒經歷這個階段，而是經歷過並拋棄了這個階段。所謂的“常備軍”與“理性官僚體制”，中國秦漢時就有了，比歐洲早1800年。
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真正考驗，是在維繫大一統的基礎上，如何能同時實現秩序與自由，如何能同時兼具“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制度之美，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義更高的標準。
（2）華夏與內亞
西方中心主義者們常以羅馬與法蘭克為樣本來理解其他文明。如法蘭克的“複合性君權”，説查理曼大帝“法蘭克王與倫巴德王”的族長身份是主要的，而羅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國是多民族的聯合體。某些學者將這種範式轉移到中國。事實上，中國的胡族君主對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國皇帝而不是族長，象徵着統治不分胡漢所有中國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學者還用“文化符號”與“身份認同”來解讀中國歷史。將新疆、西藏、蒙古乃至東三省劃分為“內陸亞洲”（inner Asia），熱衷於從北魏到遼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尋找來自於“內亞”的文化認同，並將其分為“滲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們根據一些遊牧族羣特有的風俗儀軌來斷定這些王朝的內亞性。這是沒有搞清“禮俗”與“政道”的區別。
中華文明的核心不是禮儀、風俗、藝術和生活習慣，而在於用什麼樣的基本制度來建構政治。北族天子，只要實行儒法大一統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運用郡縣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權制，只要視民如一而不是搞種族等差，就是中國的天子。
北族王朝那些風俗儀式不能説明什麼。改變國家性質主要看治理體系。查理曼接受了“神聖羅馬”加冕，也沒有讓加洛林王朝變成“羅馬”，因為法蘭克的治理體系不是羅馬。相反，清朝剃髮易服，理所當然也還是中國，因為它的治理體系就是中國。
“華夏”與“內亞”，從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説，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內亞”。陝西石峁遺址出土了有很強歐亞草原風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羣風格影響的青銅器[58]。甘肅禮縣的秦公大墓顯示，秦人族羣中混合着大量羌人和氐人。
向後説，號稱“最後一個漢人王朝”的明朝，實際藴含着大量蒙元遺風。朱元璋詔書的語言風格就是元代的硬譯公牘文體。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薩和轉輪聖王、伊斯蘭教庇護者幾種身份[59]，甚至連“明代漢服”也有元風[60]。
普渡明太祖長卷（局部）
2015年西漢海昏侯（廢帝劉賀）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響的黃金陪葬與扭身羊紋飾的錯金青銅馬飾[61]；2019年蒙古國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銀龍卻是經典的“西漢之龍”形態。長城外的引弓之民與長城內的冠帶之室，究竟是純然陌生的他者，還是共享文明的近親？
用種族、宗教、風俗、神話去劃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習慣。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中，現代文官體制出現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會的傳統。近年西方強化“文化符號”和“身份政治”，給自己也帶來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後果。
（3）夷夏之辨與中華無外
夷夏之辨，千載不休，至今仍引發“何為中國”的討論。很多辯論者只搬出史書上的“隻言片語”來爭吵，沒有顧及歷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來自《春秋公羊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62]。可到了戰國，特別是到了秦漢，曾經的“華”與“夷”都變成了“編户齊民”，天下皆行王法，沒有族羣之別。
第二次“華夷之辨”的高峯是南北朝，互稱夷狄就是為爭一個正統。到了唐朝，“華夷之辨”弱化了。朝廷內外全是各族精英。
第三次高峯是宋朝。宋朝的經濟文化達到巔峯，卻無力統一，真宗自導自演了天書封禪，士大夫也高揚“華夷之辨”[63]。實則遼夏金全都吸收了漢文明，南北全都説同一種話。到了元朝，“華夷之辨”又淡了下來。所謂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爭議。
第四次高峯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復漢為號召，而一旦立國便立即承認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揚“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間”。
第五個高峯是“明清易代”。自從康熙拜孔子後，歷屆清帝都徹底推行了漢文明。華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別以文化制度論。只要接受中華道統、法統、政統就可以得到天命，因為天下無外。“華夷之辨”的強弱，取決於國家的統與分。凡是分裂之世，各個族羣都在“互稱夷狄”；凡是統一王朝，當政者都致力於消融“華夷之辨”。
羅馬也曾如此。
羅馬帝國鼎盛時的哲學是“世界主義”。4世紀之前，羅馬史家們對“蠻族”不乏稱讚之辭；羅馬帝國中期以後的多位皇帝，都擁有“蠻族血統”，多位名將也出生於“蠻族”；4世紀以後，帝國分裂，羅馬人充滿怨恨[64]。
6世紀有史家罵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國衰亡的禍首，原因就是引進大量蠻族。而蠻族人也開始論證“英雄自有來處”。如狄奧多里克在晚年被波愛修斯背叛後，便授意宮廷史家寫作《哥特人史》，強調自己的家族連續17代的輝煌歷史[65]。
每個文明的內部，都有共同性和差異性。當共同體分裂時，各個政治中心為了劃定邊界、鞏固自我，都勢必誇大差異，貶低共同，直至變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語言、記憶、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競爭，必然產生這一悲劇。教派分裂，族羣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統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礎。政治一體越鞏固，多元文化反可以盡情伸張個性；政治一體越脆弱，多元文化越會彼此互搏而最終消亡。一體與多元，並非此消彼長而是同弱同強。不理解一體與多元的辯證關係，就會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亂了自己。
結篇
（1）母體的迴歸
一體與多元的概念，曾糾葛於上世紀中國兩大學者。
第一個是顧頡剛。1917年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批剛猛的激進者，顧頡剛算一號。1923年，這位30歲的蘇州青年，主張用實證的方法審查一切，誰要想證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須拿出夏、商、週三代的證據。
運用這種方法，他提出要否定“民族出於一元”、“地域向來一統”，“只是認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嘗要求統一”！[66]“疑古論”一出，思想界地動山搖，瓦解了歷史，就瓦解了“中國認同”。
然而，最早質疑中國上古史的，是二戰前的日本東洋史學家們[67]。其代表人物白鳥庫吉用實證史學方法提出，堯舜禹並不真正存在，不過是後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來就受乾嘉考據精神影響的顧頡剛深深服膺，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顧頡剛（1893—1980）
但這批東洋史大師一面搞學術創新，一面卻發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種族解構中國”的理論，成為今天美國“新清史”觀的前身，也是李登輝等獨派們的依據。東洋大師們還認為，魏晉南北朝以後，“古漢人”已然衰敗，而滿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中華文明的中心將轉移到日本。
顧頡剛們警醒了。面對“九一八”的戰火硝煙，曾經傾心於東洋史學的他，終於明白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1938年，他終於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論。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寫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68]。他反對使用“民族”來界定國內各族羣，建議改用“文化團體”，因為“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實際上，顧頡剛在這裏提出了“國族”的概念，即“同屬一個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屬於同一的國族，即中華民族。
一貫認為“三代續統”是後儒編造的他，開始論證商周之轉化，“連商王的後裔孔子也要説，‘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了。”“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裏存着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69]！
《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後，引起了一場著名討論，質疑者是一個更年輕的人類學與民族學者費孝通。他時年29歲，和顧頡剛是蘇州老鄉，剛從英國留學歸來。
費孝通認為“民族”是根據文化、語言、體質的分歧而形成的團體，是科學概念。中國國內確存在不同的民族，這是客觀事實，不必為了謀求政治上的統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擔心敵人使用“民族”概念與喊出“民族自決”來分化中國。
他強調，“文化、語言、體質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屬於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都不必是一個文化、語言團體”[70]，因為民國的現實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國歷史上也有多個政權分立的時期。
聽到這些，顧頡剛雖纏綿病榻，卻如“骨鯁在喉”，又爬起來寫了《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反駁説，中華民族的“國族性”是足夠強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點，人民就會自發結束分化局面。如果“長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為一個民族了[71]。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罷，到日軍退出中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見一見東北四省和其他淪陷區的人民是怎樣的給我們一個好例子了”[72]！
對於前輩的病怒，費孝通沉默了，沒有再做回答。“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還是多個”，成為一樁沒有結論的公案。
費孝通（1910—2005）
1988年，78歲的費孝通發表了題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長篇演講，承認存在“中華民族”這樣一個自在實體。他説，“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73]。
又過了5年，費孝通回到蘇州老家參加顧頡剛紀念會，第一次對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應——“後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基於愛國熱情……。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74]。
顧頡剛與費孝通的糾結，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來改造中國的知識傳統，卻發現西方經驗無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獨立於政治的西方學術，又發現西方的學術從來離不開政治。最後，他們都回歸到中華文明母體。
（2）他人的視角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喪失了政治與文化話語權，“歷史中國”都是由西洋和東洋來書寫。兄弟手足對彼此的認知，都是由外來學術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漢族主義觀點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則認為“滿蒙回藏非中國”。這都是當年“東洋史”的遺毒。
比如，有些史家試圖用“意識形態”來對標西洋史。當西方説“大一統”是專制原罪時，他們就將“專制”歸罪於元清兩朝。説漢唐宋本來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開明專制”，離西方不算遠，結果被遊牧民族的“主奴觀念”改造成了“野蠻專制”，明朝的高度集權是元朝軍事制度的殘餘，中國沒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被清朝斷了萌芽。得出如此結論，是因為他們沒深入研究中國未能誕生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比如，當西方認為中國因缺少“自由傳統”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時，有些史家就開始論證，“農耕文明”代表專制，“遊牧文明”代表自由。他們沒弄清，“自由精神”的殊榮只屬於西方的哥特與日耳曼人，從不屬於東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鳩筆下，同樣是征服，哥特人傳播的是“自由”，而韃靼（蒙古）人傳播的是“專制”[75]。在黑格爾筆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臘羅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體東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76]。
這些紛爭與攻訐，都來自於我們總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維的益處，卻也經常受制於國際政治的裹挾。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
中華文明並非沒有過“種族”觀念，但另有一股更強大的“天下”精神。隋朝大隱士王通，説中國之正統，不在漢人之南朝，而在鮮卑之孝文帝[77]。因為孝文帝“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78]。此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羣亦如此。
藏族與蒙古族信奉佛教，無論藏傳漢傳，都有“消除分別心”的教義[79]。中國穆斯林“伊儒匯通”傳統中也有“西域聖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80]之訓導。這種打破族羣壁壘的天下精神，是中華文明的底色。一部中華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歷史。
中華民族融合中還充滿着深沉情感。只有深沉的情感才能產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實的構建。最終，中華民族的故事還要由我們自己來寫。
2019年國慶羣眾遊行中的“民族團結”方陣。 新華社記者 李曉果/攝
（3）自己的故事
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權、人物、事件太多太雜，一看就亂，一亂就煩，是一段最難寫清的歷史。而中華民族重新塑造與中華文明轉型升級的密碼，恰恰藴藏在這三百年中。
在其間，有多少比“三國演義”還壯闊、更精彩的“三國”博弈；有多少帝王將相的金戈鐵馬，有多少文人墨客的流風餘韻；更有着佛教中國化的關鍵軌跡，鳩摩羅什東來、法顯西遊、慧遠南下、各大宗派創立，政與教、因果與孝悌、佛學與中國哲學等關係得以初步理順。但這所有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的故事。
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還是中華民族胡漢一家的故事。我們是誰？是漢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維吾爾族人還是滿族人？看了這300年就明白了什麼叫中華民族，什麼叫中華文明，什麼是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世界。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誰知道它竟誕生於一片刀山血海的戰場之中？高歡與宇文泰打了10年，敗多勝少，最後一戰在河東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黃河嗚咽，霜風肅殺。高歡20萬大軍連攻50日，死傷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無敵的高歡眼見得此生再也滅不了宇文泰，再也統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軍。走時匆促，7萬陣亡將士屍體來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個大坑中。返回晉陽後，他強撐病體穩定軍心，命將軍斛律金領唱“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
鮮卑語的唱詞繞樑不絕，周圍將帥臣僚全體合唱。想着10年間戰死的數十萬將士，看着自己一頭白髮萬里河川，高歡潸然淚下。此歌由此流傳。[81]與此同時，西邊的宇文泰恢復了周禮所載的黃鐘大呂與雅樂正音，還依周禮設置了六官與六學。30年後，北周滅了北齊，開出了隋唐。
高歡是鮮卑化的漢人，宇文泰是漢化的匈奴人，他們都是這300年中華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國人，他們打仗都不是為了族羣利益而是為了統一天下。對這些，如果中國年輕人不去體悟堅守，如果西方年輕人不去了解理會，中西方文明就總隔着一層紙而説不透。如同那首敕勒歌，誰關心它的來歷呢。
參考文獻：
[1]北匈奴西遷之後的演變尚存在爭議。很多學者認為北匈奴與後來的匈人有直接關係。清朝末年歷史學家洪均在《元史譯文補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類似。18世紀，法國學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處，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遠道而來的北匈奴的説法。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採用此説，德國著名漢學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贊同這一觀點。伯恩施坦的《坎庫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論》分別從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動區域出土漢式/匈奴式隨葬品，給予了同族説有力的支持。參見：[日]內田吟風等譯註:《匈人、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章和二年，“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上言：“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併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參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南匈奴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952頁。
[3]“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參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竇憲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
[4]參見：費孝通著，《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5]參見：《晉書·四夷列傳》，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548頁。
[6]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縣後子河鄉上孫家寨村漢墓羣一號墓中出土一枚銅印，方座，駝紐。陰刻篆文“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八字，是東漢中央政府賜給匈奴族首領的官印，其中“歸義”是漢政府給予其統轄的周邊族羣首領的一種封號。
[7]參見：朱大渭《十六國北朝各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總人口數考》，《朱大渭説魏晉南北朝》，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8]參見：[美]海倫·麥吉爾·休斯編：《種族和民族關係》（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波士頓，霍爾布魯克出版公司，1970年，第117—119頁。
[9]根據江統《徙戎論》的説法，關中地區胡漢人口比例是一比一，東北地區胡人人口比例更高。
[10]“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參見：《晉書·苻堅載記》。
[11]“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參見：《魏書•食貨志》。
[12]參見：《資治通鑑》卷一三八。
[13]“取鄉人強謹者。”參見：《資治通鑑》卷一三八。
[14]參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36頁。
[15]參見：陳寅恪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44頁。
[16]西哥特人佔領法國南部和西班牙（419年），東哥特人（493年）佔據了意大利。
[17]根據Tim O’Neill，阿拉里克時期的西哥特人可能包含2萬名戰士，總人口可能不超過20萬，洗劫羅馬的蓋薩里克手下的汪達爾臣民也是近似數量，法蘭克人、阿蘭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過10萬，總和在75萬至100萬。
[18]蠻族建國初期都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二元制的體制，即羅馬殘存體制與蠻族傳統習慣的混合。其中，東哥特的羅馬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西哥特。羅馬化的消失有一個過程，西哥特的二元體制直到7世紀中期才消失。參見：[英]彼得·希瑟：《羅馬帝國的隕落：一部新的歷史》，向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503頁。
[19]參見：佩裏•安德森著，郭方、劉健譯，《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頁。
[20]“他經常到學院接受明師的教導，但是對希臘的藝術並不重視，始終停留在科學的入門課程，顯示出自己是多麼無知，以至於用一個粗俗的記號來代表簽名，讓人認為他是大字不識的意大利國王。”參見：[英]愛德華·吉本著，席代嶽譯，《全譯羅馬帝國衰亡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21]參見：愛德華·吉本著，黃宜思等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5頁。
[22]參見：愛德華·吉本著，黃宜思等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8頁。
[23]有學者對波愛修斯之死提出不同觀點，認為波愛修斯之死並非由於東哥特統治者與羅馬元老貴族之間的矛盾，或者出於天主教正統與阿里烏斯異端之間的宗教矛盾，而是源於他本人在羅馬元老院和東哥特宮廷中的諸多政敵的陷害。參見：康凱：《羅馬帝國的殉道者？——波斯修斯之死事件探析》，《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
[24]參見：愛德華·吉本著，黃宜思等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6頁。
[25]他因此性情大變。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卻下令剝奪羅馬居民的所有武器，只許留一把家用的小刀；一向光明磊落的他，此刻卻授意告密者在揭發羅馬元老時將波愛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寬容的他，準備禁止天主教的活動。
[26]拜占庭史家普洛柯比寫道，“羅馬民眾完全不習慣於戰爭和圍城的苦難。因此，當他們開始因不能沐浴和缺少糧食而感到苦惱，發現他們自己為了保衞城牆不得不放棄睡眠……他們開始感到不滿和氣憤，……於是他們自己集合成羣，公開地咒罵貝利撒留。”參見：普洛科皮烏斯著，王以鑄、崔妙因譯，《普洛科皮烏斯戰爭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86頁。
[27]參見：赫爾穆特·海米茨著，劉寅譯，《羅馬帝國與加洛林帝國之間的歷史與歷史書寫》，載於王晴佳、李隆國主編：《斷裂與轉型：帝國之後的歐亞歷史與史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頁。
[28]“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參見：《魏書·世祖紀下》。
[29]“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參見：《魏書·崔浩傳》。
[30]參見：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43頁。
[31]遇難決之事，則以水與火的實驗裁決——讓嫌犯手握燒紅的烙鐵，受傷則有罪，安然則無罪；把嫌犯扔進池塘中，浮起來則有罪，沉下去則無罪。
[32]參見：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52頁。
[33]如法蘭克打敗西哥特佔領比利牛斯山區後，把土地全收為王室領地，賜給法蘭克官員與哥特貴族作為莊園與自治領。又如查理曼把被征服的薩克遜、倫巴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封給僧侶們，作為教會的領地。
[34] 445年，羅馬皇帝瓦倫廷三世授予當時的羅馬主教利奧一道敕令，將羅馬教會提升至西方教會最高的地位，敕令宣佈羅馬主教制定的法律，全基督教會都應執行，羅馬主教傳召其他教區的主教，各地主教均應應招，不能抗拒，違者由所在地區總督以強制手段押送羅馬。利奧一世自此號稱教皇。
[35]參見：湯普遜著，耿淡如譯，《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97頁。
[36]參見：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241頁。
[37]匈奴漢趙可統計的263名官員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漢人131人、其他民族18人。後燕職官可考者281人。中央職官175，慕容氏45，其他鮮卑人19，其他少數民族18，漢人56（37人族屬不確）；軍事職官110，慕容氏30，其他鮮卑人15，其他民族15，漢人20（30人族屬不確）；地方職官93（刺史級34），慕容氏22（刺史級18），其他鮮卑人8，其他民族4，漢人43（16人族屬不確）。後秦可統計的30種中樞之官32人，皇室6人，漢族19人，羌族3人，氐族3人，休官族1人。據統計66個職官中，鐵弗27人，漢族26人，鮮卑4人，匈奴4人，羌族2人，吐谷渾2人，屠各1人。參見：周偉洲著，《漢趙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03頁。
[38]參見：《佛祖統記》卷三十八。
[39]“他最初非常不喜歡這個稱號，他肯定地説，假如他當初能夠預見到教皇的意圖，他那天是不會進教堂的，儘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節日。”參見：艾因哈德著，戚國淦譯，《查理大帝傳》，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0頁。
[40]參見：Reimitz. History, Frankish Identity, pp. 295—360 and the summary at pp. 451—54.
[41]“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參見：《舊五代史·世宗紀二》
[42]劉淵是“漢氏之甥”——因為漢匈和親（劉曜改稱“出自夏後”——《史記》説匈奴是夏人之後），慕容氏是“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姚氏是“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參見相關《晉書》“載記”、《北史》“本紀”。
[43]參見：村元佑著，《中國經濟史研究》，東洋史研究會，1968年版，第96-99頁。
[44]匈奴之劉漢，遷徙了63萬户漢、氐、羌人到首都（平陽、長安）；羯人之後趙，遷徙了幾百萬漢、烏桓、鮮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個政治軍事重鎮；鮮卑之前燕，遷移了段氏、高句麗、宇文部、夫餘、羯人，人口倍增至千萬。氐人之前秦，把遠方的鮮卑、烏桓、丁零等族遷至根據地關中，又將關中氐族15萬户遷至關東“散居方鎮”；羌人之後秦則將各地流人及雍、涼等邊地人口遷往關中，達百萬餘口。詳見《晉書》相關“載記”。
[45]“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平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參見：《孟子·離婁下》。
[46]石勒在言行上處處效仿劉邦。苻堅的榜樣是超越“漢之二武”。古成詵鼓動姚萇起事以“漢、魏之興也”為説辭（《晉書·姚萇載記》）。就連被權臣宇文護壓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用劉邦“大風歌”明志：“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舉杯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47]石勒聽人讀史，聽到酈食其勸劉邦分封六國之後而大驚，聽到張良阻止才安心；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稱要成就“《春秋》之義，大一統之美”（《魏書·太祖紀》）；節閔帝也説“慚為萬國首”“書軌一華戎”；赫連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遺寇尚熾”而無可“謝責”，以復“大禹之業”立號為華夏之“夏”，以“統一天下，君臨萬邦”為寓意建立了首都“統萬城”。
[48]參見：《洛陽伽藍記》卷二。
[49]例如，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階析出正從上下30級；北朝書法既有“雄強渾穆”的魏碑，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剛柔並濟之美。
68北朝“義疏”之學結合章句（北）與義理（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等。
[51]參見：《洛陽伽藍記》卷二。
[52]以唐風做載體，這些來自北亞和西域的藝術傳播到了整個東亞。北齊的“蘭陵王入陣曲”，東渡日本成為雅樂，流傳至今成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畫法，在唐代被吳道子等畫家汲取，並傳到高麗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舊金堂壁畫今猶可見。參見：王鏞主編，《中外美術交流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頁。
[53]漢代時，地方的行政層級雖只有郡縣兩級，但縣以下的基層政權體系非常完備。郡太守和縣令均由中央派遣。縣的轄區又被分成不同的鄉、裏，由“三老”統轄，但只負責教化，不負責社會管理，具體工作則由嗇夫、有秩、遊徼來完成。嗇夫和有秩負責徵税、組織勞役和司法，遊徼是事實上的派出所所長。鄉下設亭，由“亭長”管理，維持法律與秩序、管理驛站兼警察職能。亭下置“裏”，由里正管理。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頁。
[54]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頁。
[55]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頁。
[56]參見：芬納著，馬百亮、王震譯，《統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權和帝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頁。
[57]比如，英法兩國在百年戰爭（公元1337～1453年）的推動下同時產生了隸屬於國王的常規軍和對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貴族、教廷和城市中產階級多重力量的鉗制下，歐洲的國家力量始終不能得到中國式的發展。參見：趙鼎新著，《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根源》，文化縱橫，2009年第6期。
[58]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銅器，有環首刀、獸首刀、鈴首刀、鈴首劍、銎納斧、弓形車馬器等等。參見：何毓靈：《殷墟“外來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
[59]鍾焓：《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以與清朝的類比為中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5期。
[60]羅瑋：《明代的蒙元服飾遺存初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61]馬飾中的“當盧”上，有翻轉身體張望的獨角羊，更是歐亞草原經典圖案，與匈奴大墓中的馬飾高度相似。
[62]參見：《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
[63]如程頤説“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以陸游、辛棄疾為代表的南宋詩詞往往斥北方為“胡虜”“腥羶”等。參見：邱濬《大學衍義補》卷75。
[64]“哥特人燒殺劫掠，所到之處一片狼藉。他們見人就殺，不分男女老少，連襁褓中的嬰兒都不放過。女人們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殺，然後被他們擄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從父母的屍體邊拽開，強行帶走。許多老人被雙手反綁，流放他鄉，對着化為灰燼的祖居淚如泉湧。他們悲嘆自已倖存下來，卻失去了財產和女人。”參見：[英]彼得·希瑟：《羅馬帝國的隕落》，向俊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200頁。
[65]參見：彼得·希瑟著，馬百亮譯，《羅馬的復辟》，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版，第5頁。
[66]1923年5月，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提出上述觀點，但他也同樣指出，“自從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説亦漸漸歸到一條線上。”參見：顧頡剛著，《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一），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02頁。
[67]“所謂東洋史，主要是闡明東方亞洲的民族盛衰、邦國興亡的一般歷史，與西洋史並立，構成了世界史的一半。”參見：桑原隲藏著，《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 17 頁。
[68]“自九一八以來久已有和我這位老友（傅斯年）完全一致的意見藏在心裏。”參見：顧頡剛著，《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週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69]參見：顧頡剛著，《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週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70]參見：費孝通著，《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益世報·邊疆週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
[71]“中華民族早達到充分的nationhood（國族），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礙統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時，人民則可起來，打倒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長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則中國早就支離破碎而不成其為一個民族了。這也足以表現中華民族的力量遠在各個地方政府之上。”顧頡剛著，《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益世報·邊疆週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72]參見：顧頡剛著，《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答費孝通先生》，益世報·邊疆週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73]參見：費孝通著，《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74]參見：費孝通著，《顧頡剛先生百年祭》，讀書，1993第11期，第5-10頁。
[75]“韃靼人在被征服的國家裏建立奴隸制和專制主義；哥特人在征服羅馬帝國之後，到處建立君主政體和自由。”參見：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31頁。
[76]參見：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
[77]孝文之前，“中國無主，故正統在東晉及宋”；孝文之後，“中國有主，則正統歸於後魏後周”。
[78]參見：《元經》卷九。
[79]《梵問經》雲：“盡其所有一切觀擇，皆是分別。無分別者，即是菩提。”（宗喀巴：菩提道次廣論），禪宗《信心銘》有“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80]參見：馬注，《清真指南·自序》，《清真大典》（第16卷），第510頁。
[81]《樂府詩集》引《樂府廣題》：“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兇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眾，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