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特里格斯：修復中澳關係，一代人夠嗎？
【文/亞當·特里格斯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澳大利亞要如何修復本國與中國的關係？對一些人來説，答案可能是：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中國已經使用貿易限制措施打擊了澳大利亞的多個行業——從煤炭到大麥、牛肉、葡萄酒、小麥、棉花、巖龍蝦、木材、糖和銅精礦。中國已建議遊客不要去澳大利亞旅遊。它還建議學生不要去澳大利亞留學。
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刊載本文
比這種緊張局勢迅速升級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政府中的許多人認為，這種行動將改變澳大利亞的政策——這是對澳大利亞社會和政治的一個驚人誤解。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提供的數字就説明了這一點。在2011年，有將近60%的澳大利亞人相信中國將在全世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十年後，這種態度發生了逆轉：超過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亞人幾乎不相信中國會在全世界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澳大利亞人對美中分歧的態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2016年，澳大利亞人認為美國和中國對澳大利亞同等重要，同時，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好感上升，對美國的好感則在下降。如今，這一趨勢已經急劇逆轉。即使在特朗普擔任總統引發四年混亂後，澳大利亞人也認為美國遠比中國重要。這對澳中關係的損害是極其深遠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遠比大多數評論員所説的複雜。對中國政府戰略的籠統總結往往過於簡單，因此也就毫無價值可言。一個巴掌拍不響。澳大利亞也在無數場合不必要地激怒了中國，向北京發出了令人困惑和難解的信息。澳大利亞朝野兩黨的政客都對兩國關係表現出了一種漠然視之的態度，他們寧願在國內贏得廉價的政治勝利，也不願制定明智持久的外交政策。
可悲的現實是，要用一代人的時間去恢復中澳兩國人民的互信。然而，目前的狀況不能繼續下去。認為澳大利亞今後可以與中國一直保持這種惡劣關係的想法並不現實。
澳中商貿聯繫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的。平時，僅出口中國的商品價值就佔澳大利亞經濟總值的8%以上。澳洲某些出口產品可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找到市場。但中國市場的龐大規模意味着撤出該市場將使澳大利亞損失大量就業機會，這就要求政府加大支出、減税和進行結構改革，以抵消這種損失並緩解市場變換帶來的衝擊。
此外，中國不僅在商業上具有重要意義。澳大利亞有120多萬華裔公民。隨着澳中關係的惡化，我國的社會凝聚力也在下降。我們看到了更多反華情緒上升和種族歧視增多的報道，見證了兩國關係惡化對澳大利亞華人造成了怎樣的傷害。
有些國家對我們至關重要，而中國對這些國家則至關重要。中國在亞洲的投資——緬甸的天然氣管道和深水港、老撾的高鐵等等——極大滿足了東亞地區對區域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需要。惡劣的澳中關係將會使我國與亞洲其它國家更難保持友好關係。
那麼，澳大利亞能做些什麼來修復這一受損的關係呢？首先，澳大利亞政府需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它試圖通過“雙邊一對一方式”去管理兩國關係的努力已經失敗。它需要採用“多邊”策略。澳大利亞要平衡本國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和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這是一項艱鉅但並不獨有的挑戰。亞洲無數國家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在20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東盟+6等多邊論壇上與中國和其它志同道合的國家展開合作是解決澳中關係問題的最佳途徑。
其次，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停止採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處理問題。相反，它應該與區域內各國展開合作，修訂那些管控國際交往的規則和機構。改革世界貿易組織和更新全球貿易規則（這些機構和規則無力解決很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包括補貼、數據流動、強制技術轉讓和數字經濟問題）是重中之重。拜登總統希望建立聯盟來應對中國。重要的是，要確保這些聯盟能取得成效。
最後，澳大利亞政府應該確定有哪些現實問題是我們可以與中國一道解決的，尋找對兩國都有利且能讓亞洲其它國家參與進來的解決方案，而且這一方案要藉助多邊機構執行。像氣候變化和全球機構改革問題就全部符合上述要求。
氣候變化是影響中國和亞洲地區的重要問題。儘管澳大利亞歷屆政府都盡力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以應對這一問題，但除了遵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改革全球金融規則，允許更多私營部門投資建設環保項目。
同樣，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衞生組織、國際能源署等無數機構也迫切需要進行管理模式改革。改革這些機構是各國共同的優先事項，而且這種改革提供了一個用強有力的、實時更新的規則去約束中國的機會，可以緩和緊張局勢並使中國進一步融入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體系。
與中國相處並不容易，但澳大利亞離不開中國。修復澳中關係將會耗費很長一段時間，但兩國關係持續惡化的時間越長，修復這種關係也就越難。澳大利亞政府是時候改變策略了。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澳大利亞《堪培拉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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