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十年後，歐盟對中國的戰略作用會下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近日，因為抹黑中國新疆“強迫勞動”一事，原本在特朗普時代有所拉近的中歐關係又生變數。全球兩大經濟體相互制裁震動了全球，有人擔心雙方去年年底剛簽訂的中歐投資協議要有變故，更有人擔心歐洲是不是要站在美國一邊遏制中國。
其實表面上看是中歐相互制裁，但美國的因素不容忽略。面對同樣的議題，特朗普時代歐洲就拒絕和它聯手，到了拜登時代卻協調行動了。事實上美國也很清楚，歐洲不過借美國的力道展現一下存在感，也向中國展現一下新的交易籌碼，歐洲並不會真的要站在美國一邊。前幾天到歐洲訪問的國務卿布林肯幹脆直言：不要求歐洲盟友選邊。按説作為美國的盟友，歐盟站在美國一邊是應該的，只是美國已經深刻意識到在現在形勢下，歐盟既不想，美國也同樣做不到號令歐洲了。
要想解讀其中奧秘，就要分析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中歐關係。
影響中歐關係的積極因素
大國之間，最根本決定雙方關係的必然是戰略因素，而不會是具體細節問題，雙方的戰略需求或者衝突是第一位的。很幸運，中歐之間沒有戰略衝突，卻有戰略需求。這個需求就是中美戰略競爭。
已經產生自主意識的歐盟，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是它解決自己內部問題進而集中精力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期。一是中美都需要自己，在相關利益上都易對它讓步。二是歐盟面臨的巨大挑戰，如一體化整合、恢復經濟活力、種族問題、民粹主義崛起等都需要很長時間化解。因此中美長期的戰略競爭符合歐盟戰略利益。
我這裏先簡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歐盟產生自主意識。這固然是歐盟自身發展的結果，但真正促成實現的卻是特朗普。一方面是展現了強烈的單邊主義，處處損害歐洲利益。另一方面還認為歐洲盟友都是包袱，都在佔美國的便宜，所以他竭力要擺脱歐洲盟友。過去歐洲盟友要脱離美國的控制，是要惹怒美國而且要付出很大代價。但現在美國主動要和歐洲盟友切割，這個代價就不存在了。
所以，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儘管歐盟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卻不會選邊，而是要根據自己的利益去選擇。哪一方的提議符合自己的利益，它就會站在哪一方。比如美國要求中國更加開放市場、保護知識產權等，歐盟會站在美國一邊。假如中國提出反對單邊主義，歐盟則會支持中國。如果是某種較為中性的爭端，歐盟就會看哪一方給予的回報更大。就如同亞投行，美國反對，但由於回報高，歐洲照樣選擇加入。
歐盟這樣做還有一個考慮，這次拜登只是險勝。儘管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是災難性的，但他獲得的選票仍然超過7400萬。未來四年，美國很難排除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主義不重返白宮。
而且我認為，如果競爭中某一方明顯處於劣勢，歐盟為了使這場競爭長期化，使自己的戰略機遇長期化，而會選擇站在弱勢一方。
拜登新政府不會放棄拉攏歐洲。圖源見水印
至於中國，對歐洲的需求也是戰略性的，是平衡美國的戰略競爭壓力。中國的戰略目標很明確，歐盟要保持戰略中立，能夠在某些議題上配合中國就是錦上添花。未來十年是中國崛起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最後戰略時刻，中國非常需要歐盟。十年以後，歐盟的這種戰略作用就會下降。
所以，正是由於中美的戰略競爭，使得中歐有了戰略層面的需求。目前及以後一段時間，中美戰略競爭就是中歐關係的壓艙石。
除了戰略因素外，其它因素當然也不能忽視。這裏首推經濟因素。
目前中國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2020年底談了七年的投資協定也終於達成，雙方的互補性和相互依賴日益增強。特別是中國對歐盟的軸心國之一德國影響更大。這次疫情中國又率先復甦，德國媒體感嘆：中國率先從疫情恢復，德國是多麼幸運。2019年，德國對外貿易佔GDP的比重高達70.8%，中國僅為31.87%。考慮到德國在歐盟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經濟因素對中歐關係的影響被放大了。
另外由於全球產業鏈是在幾十年全球化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很難改變，中歐關係的相互需要和依賴很難強行拆開，其成本和代價極其高昂，今天的歐盟沒有任何理由去這樣做，而且中美競爭將迫使中國在經濟上向歐盟傾斜。
單純從經濟角度看，中國能夠提供給歐盟的籌碼和回報遠超過美國。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中國國家資金充沛，投資能力強，特別是中歐互補性強，歐美則是競爭性強。美國強過中國的是它可以給歐洲提供安全保障，但中國並不是歐洲的安全威脅，這主要是針對俄羅斯，安全在中美歐之間並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就是兩個重要而且能夠影響到中歐關係的國際因素，而且主導權都在中國一方。
一是非洲。非洲因素主要對歐盟另一個核心國家法國比較有效。法國全球大國地位主要展現在它和非洲的特殊關係，馬克龍在競選總統時出版《變革》一書，談到外交部分，主要是談非洲，中國和美國都是一筆帶過。中國在非洲的存在令法國一直心存警惕和不安，中法之間真正能夠觸動法國的並不是經濟利益——中法之間的貿易額僅佔法國對外貿易額的7%-8%，更不是價值觀，而是非洲。只要中國在非洲照顧到法國的利益，就會令法國不反對中國或者更加明確地支持中國。
法國對中國之所以重要，除了它在歐盟中的地位和作用，還有一個原因，即法國是最積極推動歐盟自主、走獨立道路的國家。
二是氣候變化。歐盟對氣候變化一直高度重視，民意壓力也很大，所以一直全力推動。雖然氣候保護從道理上講是每一個國家的責任，但實際上歐盟成為主要的責任方。對於其他國家來講，支持應對氣候變化就是支持歐盟。所以表面上看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做為，也是為了全球和自己，但至少從國際關係上講，成為中國和歐盟博弈的一張牌。奧巴馬時期，也曾為了拉中國支持氣候變化，而在不少領域暫停對中國施壓。
第四則是中歐的文明特性。中華文明和平內斂，一向不願意用武力手段去解決爭端，更多的是經濟和外交手段，同時不會主動向外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不會強迫他國接受自己的模式。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則喪失了再度尋求世界霸權的意願，中國的崛起對歐洲至少不是威脅，更多是一種機會。這決定了雙方不會產生根本性、結構性衝突。
影響中歐關係的消極因素
影響中歐關係最大的消極因素，就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與無形競爭。
中歐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差異性很大。歐盟相對於美國，不僅一向強調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且往往不和經濟問題掛鈎：即使雙方關係再好，經濟合作再多，也仍然不會把它排除在兩國之間的問題清單上。歐盟民意對價值觀的問題也同樣在意。這和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可以放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同。
然而單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講，是無解的。如果美國打這種牌，中國在其他方面妥協就可以化解，但和歐盟，它就事論事，談的就是價值觀本身。所以，儘管雙方不會因為價值觀問題而決裂，歐盟也很難採取實際的制裁行動——除了一些象徵性的制裁，比如限制少量官員入境，但卻一直能在雙邊關係的發展上產生負面影響，傷害雙方感情和信任，比如香港、新疆、西藏問題。
另外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和應對重大危機的成功，中國模式同樣也對歐盟日益形成挑戰，歐盟越來越擔心中國價值觀對歐盟的衝擊。目前匈牙利、波蘭等國被歐盟認為日益專制化，更加重了歐盟對中國模式的憂慮，雙方在這個層面的衝突也會不斷上升。
如果説過去價值觀之爭只是歐盟單向對中國施壓，現在則演變成中國的成功也對它的價值觀產生了強大的壓力，這個層面的博弈已經是雙向雙重的，雙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遠超過去。
第二個消極因素則是中國與歐洲各國的合作，客觀影響到歐盟的團結和凝聚力。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歐盟日益處於困境，解決問題的能力無法應對挑戰，這導致許多國家在危機關頭倒向中國。比如2009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一方面歐盟要求希臘進行私有化，但另一方面卻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或者有意願購賣，最後中國入場。由於歐盟決策需要各國一致同意，在涉及中國的人權問題時，希臘就投了否決票，歐盟自然認為中國是在製造分裂。
2020年至今的疫情也是如此，醫療物資和疫苗方面都顯示了歐盟的無能，中國的積極介入又被認為是對歐盟權威的挑戰，破壞歐盟的領導力和歐盟內部的團結。
目前看，這個問題也很難解決——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和歐盟相關國家有共同需求，而這種需求歐盟也無法滿足。同時歐盟的一些決議時常損害到中國的利益，中國也需要有直接的反制手段。
除此之外，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在歐盟大國抑制的情況下，也需要尋求突破。所以中國對歐盟成員國的影響與合作無法避免。
最後一個消極因素是陷入困境中的歐盟日益走向保守主義。
歐洲不斷強調主權，比如經濟主權、數字主權、技術主權，其目的不過是保護關鍵產業、關鍵技術，限制外國企業的進入或者滲透，因此歐盟也強化了投資保護措施，政府幹預的門檻越來越低。這種保護意識和過去歐盟倡導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等理念背道而馳，實質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
困境中的歐盟走向保護主義，和發自內心主張自由貿易的中國之間的衝突會越來越多。雖然這並不會改變雙方的戰略需求，但卻能影響到雙方關係的提升和穩定。
當然困境中走向保守的歐盟更多是一種自我保護，而不是進攻性外交，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內政的一種表現。所以，這也有助於減少雙方在國際事務上的衝突，即歐盟除了口頭表態之外，採取行動干預中國的能力和意願都很低。
説到這裏，大家可能會問，中國如此重視的“一帶一路”對中歐關係沒有影響嗎？只要分析一下歐洲三個大國英法德對“一帶一路”的立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作用。
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都是歐洲
目前英法德都沒有公開反對“一帶一路”，但也都沒有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實質是軟抵制，但原因不盡相同。
英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國家，它曾經不顧美國的公開反對，是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所以只要利益足夠，英國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所以英國政府沒有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根本原因就是它認為這個倡議的經濟利益對它來説並不夠大。英國處於歐洲最遠端，“一帶一路”的輻射作用本就相對要小。
相對於成本來講，得不償失。還不足以令它冒着得罪美國的風險去做這樣一件事。未來英國要接受“一帶一路”，它還會要求中國給予更多其他的回報。英國很重視中國的市場和看好中國未來前景，因此，它很樂意用承認“一帶一路”來換取更多利益。當然，在可以預見的幾年間，英國不太可能走出這一步，主要因素是香港問題，現在還不知道中英如何在香港問題上解套。
法國的原因和英國不同。一是中法之間經濟互補性很小，雙方的貿易額僅佔法國全部國際貿易額的7%到8%，經濟牌對法國並沒有什麼作用。二是法國很強調西方的主導地位和地緣政治，它們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以經濟手段來擴張地緣政治，是對西方主導地位的挑戰。所以除非法國極右執政，法國將很有可能不會加入或者是歐洲最後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歐洲大國。但是由於法國的重要性，只要拿下法國，也就拿下歐盟。
至於德國則非常特殊。因為中國已用經濟捆住德國，但由於德法協調的重要性，導致德國無法支持“一帶一路”。
雖然中國用經濟捆不住美國，也捆不住法國，但卻能用經濟捆住德國。因為德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不能發展軍事，也不能有地緣政治戰略目標，它只有發展經濟，這個國家能在世界立足和有影響力的只有經濟。德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經濟上的依賴就很大，德國對華出口佔整個歐盟對華出口的一半。在疫情時代，由於只有中國經濟復甦，這種依賴會更大。隨着中國經濟進步發展，這種依賴會更強。除非未來德國能夠成為正常國家，否則德國被中國捆住的局面就不會改變。所以德國在歐盟中的份量決定了歐盟不會和中國攤牌和真正對抗。
但為什麼現在德國還沒有和意大利一樣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呢？這主要是德國要和法國以及歐盟對“一帶一路”的政策協調一致。德國和法國在重大議題上一定要保持一致，否則歐盟的基礎就會動搖。德國絕不會為“一帶一路”而使它與法國的分歧公開化，進而威脅到歐盟的穩定性，畢竟中國再重要，對於德國來説也是無法和歐盟比的。
這裏我舉一個貿易數據。2019年英國“脱歐”後，中國和歐盟貿易佔歐盟對外貿易的比重為13.8%，英國為12.6%，我們僅比一個英國高1.2個百分點。至於出口市場，英國佔比是14.9%，中國為9.3%，比英國還要少5.6個點。一個英國就相當於一箇中國，更別説整個歐盟了。
整體而言，這三國除了差異性外，也都有一個共性，即“一帶一路”能夠提供給它們的經濟利益還是太小。
最後談一下意大利。意大利是西方七大工業國中唯一一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原因有兩個，分別是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一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意大利是唯一一個沒有恢復到危機之前的國家，整個歐盟是用了十年。經濟困難是基礎，意大利被認為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從發達國家倒退到第三世界的國家。
政治因素就是民粹主義政黨執政。歐洲民粹主義有幾個共性：
第一，都反歐盟、排外。所以它們對歐盟並不言聽計從，歐盟對它們也沒有多大有效的約束力。
第二，民粹主義政黨沒有西方傳統價值觀包袱，它們幹什麼都是從利益入手或者自己的價值認知出發，所以公開支持中國，它們不會覺得有什麼道義上的壓力。
第三，民粹主義認為歐洲文明的最大威脅是本土存在和仍然大量湧入的外來族羣，而不是中國。所以它們認為中國無害，而且還是可以學習和借鑑的榜樣。
最後民粹主義執政後，它們最迫切需要證明的是自己有能力執政，也意圖尋求長期執政。歐洲傳統政治力量對民粹主義最主要的質疑是它們沒有人才，沒有經驗，沒有治國能力。現在既然執政了，自然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而現在全球能夠在經濟上給與幫助的只有中國。所以中國既然提出“一帶一路”並積極尋求西方大國加入和支持，它們自然樂於順水推舟。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中美戰略競爭、歐盟擁有自主意識而又困境重重的兩大歷史條件下，中歐關係將是戰略性合作壓倒技術性衝突。從未來三十年來看，歐盟的種族問題會越演越烈，民粹主義主導、內部大規模衝突，都是大概率事件。在這個過程中，歐盟和中國討價還價的能力日益下降，對中國的依賴會越來越強，中歐關係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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