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思嘉| 中國式姐姐：犧牲不行，不犧牲也不行
【文/閔思嘉】
《我的姐姐》在上映後評分兩極分化，眼看着從開分時的7.9分掉到7.2分。觀察評論之後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讚揚這部電影和批評這部電影的聲音，幾乎都有着相同的起點，那就是“女性的困境”。
感動的人，説影片中姐姐的處境、姑媽的犧牲、堅持要生個男孩的醫院孕婦，道出了女性處境的艱難，是隻有女性作者才能寫出來的女性困境。
批評的人，覺得結尾姐姐放棄簽字，不把弟弟送養，是“姐道”，是犧牲女性來滿足道德聖母的“扶弟魔”，完全不是足夠現代、足夠獨立的女性。認為這樣的結局，抹殺了電影本應具有的意義。
也就是説，對待這部電影完全相反的兩種評價，都是站在女性主義立場上的。
這就很微妙了。大家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動機，即希望我們的電影，能夠更真實地反應女性困境，為女性發聲，批判既定偏見。
我相信，這顯然也和創作者寫下這個故事的初心一致。但為什麼，明明該是盟友的大家，卻在面對一部作品的時候，變得這麼分裂呢？
這也是我今天想聊聊的話題。
一個感慨是，這種相同的起點，分裂的評價，大概正好反映了現實中女性處境的左右為難。
當她們面對選擇的時候，她們面對的不僅僅是選擇一種未來，一種現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同時還有道德審判，以及足以顛覆人生的經濟代價。
切切實實的左邊刀山、右邊火海。
而觀眾還希望她能在刀山火海上踏出一片坦途。
1、無法三贏的審判標準
片中的姐姐，同時面臨了“道德訴求”、“經濟訴求”和“現代女性訴求”的三條審判標準。
所謂“道德訴求”，就是片中的親戚們勸安然扶養弟弟時的那些説辭。比如你是姐姐有責任養弟弟。比如親情總是血濃於水。比如爸媽都把房子給你了，你就應該承擔起養育義務。比如不管弟弟，是種罔顧人倫的、只考慮自己未來的自私行為。
而“經濟訴求”就是最現實性的問題，帶着弟弟去北京讀研顯然是種理想化的結局，安然極大概率需要為扶養弟弟犧牲自己的學業事業理想，就像這幾天的另一個新聞那樣，父母離異後扶養三個弟妹的女孩十幾歲就出來打工，生活壓力太大，跳河自殺被救回後説，自己不止一次想過自殺了。
至於“獨立女性訴求”就像批評影片結局的那些人説的那樣，安然只有把弟弟送養出去，不對自己進行道德綁縛，從這個中國式姐姐/長姐如母的泥潭中全身而退，才算得上是獨立的當代女性。
電影無法讓人生三全其美，觀眾們卻試圖在作品中尋找滿足所有標準線的解決途徑，現實是我們自己的人生中也無法做到這點，很難不對做出任何一種選擇的女主人公進行道德審判。
被認為是影片原型之一的天涯貼主就是一個例子，她可以被看做是爽文版的安然。父母在她離家上大學後生了個弟弟作為陪伴，她在生育前就極力反對，後來父母雙亡，兩套房產都在她名下，她拒絕扶養弟弟，把兩歲城市户口的弟弟簽字送養給農村家庭，發帖時結了婚，賣掉了房子在一線城市付了首付，有了老公和女兒，生活幸福。
從行文中看，她篤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不被道德綁縛。但帖子下面依舊有很多人罵她心狠，不配為人，咒她斷子絕孫，注孤一生。
如果安然真的像帖子裏的主人公這麼選，批評結局的人真的就能覺得安然貫徹了獨立思想，為自己而活，足夠現代，更“女權了嗎”？
帖子下的回覆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2、犧牲不行，不犧牲也不行
《我的姐姐》裏其實有兩個姐姐。一個是朱媛媛飾演的姑媽，一個是張子楓飾演的安然，這兩個姐姐是兩個時代下的“姐姐”對照體。
大家對姑媽和安然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姑媽是長姐式女性犧牲的樣本，年輕時因為要養家和照顧弟弟，放棄了上俄語系和做生意的機會。老了以後又是照顧姐弟倆最多的那個親戚。她甚至數次表示，要不是因為必須照顧中風的老公，自己也可以收養安然的弟弟。
她倒走咖啡以後下意識地舔杯邊，一邊説着自己小時候看見大人偷偷給弟弟吃西瓜，一邊把西瓜最甜的瓤心挖給安然吃。她一面以為自己把安然照顧得很好，感動於自己的犧牲，一面在最後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曾經偷看過安然洗澡，原來侄女的成長過程還是那麼艱辛。
我看到很多聲音説姑媽的角色寫得太生活化，太真實，太令人流淚。觀眾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上一代女性在時代文化下被碾壓、被犧牲、被綁縛卻不夠自知的現狀。
有意思的是，大多數人都把這個角色視為一種批判，視為一種映射現實殘酷現狀的樣本，卻不太會去批判姑媽角色本身。
因為我們在觀看的時候，就前置地帶入了某種時代背景，在“那個年代”下，姑媽覺醒很難，選擇空間很小，所以她的悲劇更多是一種時代的悲劇，個人選擇並不會成為被批判的重點。
姑媽犧牲，我們肯定這種處理傳達的批判性和複雜性。
可是，當類似的狀況放到安然身上，大家的標準就完全不同了。
安然是和我們同時代下的女性，或許是重男輕女的成長環境，或許是更為開放的現代自我教育讓她擁有了更為獨立的女性意識，她從一開始就在拒絕扶養弟弟，拒絕長姐代母式的犧牲，在情感關係和個人事業上都追求獨立，可以説很現代女性。
當最後她被弟弟感化，出現動搖，並最終放棄簽字送養的時候，觀眾則開始批評這種選擇。
其實安然最後的放棄簽字其實並不意味她就要養育弟弟，也並不意味着她就要成為一個犧牲品。但對“姐姐式犧牲”感到憤怒、同情、理解的我們，迅速在這樣的結尾裏泄洪了我們的情緒，把它指向了一種不夠女權的、被弟弟感化後的犧牲。
安然沒有把“不犧牲”貫徹到底，我們卻不接受這種複雜性，反而批評安然不夠女權。
批評《我的姐姐》結尾的人，是在對於這兩位姐姐，起用兩套不同的審判標準。
天涯的貼主很爽文，但我們都知道這樣的故事不能被直接挪用到電影中來。事實是極少有人能做到她那樣決絕，狠心並不是比軟弱更容易做到的事。
但因為這樣就去批評《我的姐姐》不夠女權，那就是一種“行為代償”心理。我們期望電影主角能非黑即白，快意恩仇，恰好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的我們很難這樣做。
可是，電影沒法為現實的複雜性提供完美答案。
3、“女性主體”還有多遠？
我們在探討《我的姐姐》裏的人物選擇時，都是代入了某種身份的。
多孩家庭的觀眾，站在弟弟妹妹的角度，將片中的姐姐和現實裏的“我的姐姐”重疊起來，對片中姐姐的處境予以同情、理解，也會一定程度上支持姐姐送養的想法，相對來説不太會道德審判主角。
但依然存在的困境是，就像下面這條短評裏説的。作為“吃過姐姐紅利”的孩子，感念自己曾受到的恩惠和更輕鬆的人生，對姐姐感到虧欠，但犧牲已成定局，他們感覺壓抑、無力，卻並不知道應該為姐姐做點什麼。
這是“弟妹主體”的觀看角度。
傳統的觀眾，站在家庭倫理的角度，會覺得直接送養掉弟弟的姐姐沒有盡到責任，親情淡漠，不配為人，打破了中國式家庭的女性犧牲體系。
在電影裏，基本是安然的親戚們代替了承擔了這樣的視角，類似的批評聲音，翻看一下2013年的天涯舊貼，就能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氛圍。
這是“家長主體”的觀看角度。
天涯貼下面的這種回覆比比皆是
批評影片不夠女權的觀眾，似乎為現代女性設定了某種一蹴而就的標準，跨過這條線就是現代獨立女性，沒跨過這條線就不是，完全忽視了在現實夾縫中艱難生存的中間地帶。
這個標準是誰設定的？為何這麼設定？它能適用於多少女性？
批評者可能自己也回答不出來。
而這，又何嘗不是以一種“女權主體”在審視着女性的觀看角度呢？
在這三種角度裏，沒有任何一個，是真正以姐姐這個自我為主體，來體察她的糾結，感受她的搖擺，觸摸她的困境的。
女性什麼時候才能擁有“女性主體”？
越去糾結於安然是否簽字，是否送養弟弟的單一化結局，就越是在窄化這種“女性主體”的邊界。
這應該是電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都不想看到的走向。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閔思嘉”，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