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新清史”還沒完，“新明史”要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作為形容詞，“新”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在歷史學的研究中，這個詞往往不具有鮮明的褒貶含義。近年來，若干以“新”為標題的史學研究，就沒有因其新的特質而得到普遍的認可與讚揚，其中的典型就是“新清史”。

就詞意而言，新清史的“新”首先來源於研究視角與研究資料，其他以“新”為名的斷代史研究也大抵如此。值得關注的是，若干以“新”為名的研究，都重視由內亞引出的研究視角，並且漸有擴展之趨勢。筆者亦將由此出發，圍繞內亞視野下斷代史研究出現的一些新趨勢，略談一家之言。

《雍正帝行樂圖·道裝像》，圖自故宮博物院。

為什麼要突出“內亞”？

在討論研究趨勢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的一個概念是：何為內亞？顧名思義，內亞是“內陸亞洲”（Inner Asia）的簡稱，這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的詞彙，沒有什麼高深莫測的含義。所謂的內陸，主要是指以蒙古高原和核心的亞洲腹地。

較之於以山川河流劃分空間的地理學概念，“內亞”的空間範圍強調歷史時期遊牧民族在亞歐大陸內部活動的空間，因此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具體到與中國歷史有關的“內亞”，主要是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今天的中國東北地區。

自秦漢大帝國以來，以上內亞地區雖曾多次納入帝國版圖之內，但這裏的居民大多數不是漢人，中原王朝對其施行的管轄也多為羈縻性質，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較為鬆散。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內亞地區存在的民族政權，更構成了對中原王朝的強力挑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因此，無論關注哪一段中國歷史，內亞都是不容忽視的地域。

然而，受史料數量和語言文字的影響，研究內亞歷史並不容易。比如橫行一時的匈奴，漢文史料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系統性的歷史記述。曾經與隋唐帝國分庭抗禮的突厥，現今也只留存有寥寥數塊突厥文碑刻。對於隋唐以前的中國歷史，內亞視野的研究很多隻能寄希望於考古資料。

但宋以後的史料條件大不相同，不僅漢文材料更加豐富，其他文字的資料也大量得以保存。於是諸如“大元史”或者“新元史”等以內亞為視角，審視歷史的新研究路徑出現了，標榜重視滿文史料的“新清史”自然也位列其中。

“大元史”與“新清史”的觀點是否成立，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但可以確信的是，跳脱於中原的歷史視角，從漢文史料之外審視這兩個王朝統治時段的歷史，的確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尤其有助於更全面地認知這期間的歷史過程。

明朝：一個漢人建立的王朝，也有“內亞性”？

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帝國，元朝與清朝本就來自於廣義上的內亞，在其統治的歷史時期內也與內亞有着難以割捨的聯繫，因此從內亞視角延伸出“新”的歷史解讀，無論成立與否，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作為最後一個漢人建立的王朝，明朝是否也能和內亞發生聯繫？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前面所説的內亞，是地理空間上的概念，由此衍生的“內亞傳統”，則是文化研究中的問題，專指在非漢族聚居的內亞地區產生的文化和制度體系。由於各種原因，內亞傳統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融入到了中國的歷史中，為中國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帶來了新的變化，這些來自於內亞的因素，被稱作“內亞性”。一言以蔽之，內亞性就是北方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的表現。

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亞勢力中，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力量最為強大，構成了與中原相對獨立的歷史單元，也是最為重要的“內亞傳統”來源。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裏，長城南北的勢力互動頻繁，諸多內亞歷史傳統得以深深嵌入到中國歷史之中，構成了中國歷史中的“內亞性”。其中“內亞性”最強的，自然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

《帝國的暮光》書影

事實上，當今學界最推崇中國歷史“內亞性”研究的，正是美國的新清史研究羣體。他們強調明、清兩朝之間的差異性，強調刻畫清朝有別於明朝的“內亞性”，甚至認為清帝國的“內亞性”超過了“中國性”。作為對比，明朝成為一個純粹的漢人政權，這樣才能夠把“明清史”斷裂為“明史”與“新清史”。

然而，果真如此嗎？從“內亞性”的研究視野出發，我們不妨借用“新清史”的研究路徑，來“套路”明朝歷史。

清朝皇帝在藏傳佛教中的尊崇地位，受到了新清史研究的重視。事實上，明朝皇帝同樣對藏傳佛教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中外學者的研究陸續揭示，早在永樂年間，五世噶瑪巴活佛前往南京拜謁明成祖時，就着重強化了對明朝皇帝的崇敬，尊明太祖和馬皇后為文殊菩薩和度母化身。

弘治年間，明孝宗封賜烏思藏闡化王，後者尊稱明朝皇帝為中華文殊室利皇帝。即便是最後一任皇帝明思宗，也被藏傳佛教稱作文殊室利的化身。學者還發現，直到順治五年，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還視大明可汗為文殊室利化身。直到順治九年以後，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成為文殊菩薩聖主。

在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家族成員具有崇高的血統地位。而在15世紀帖木兒汗國編纂的史書中，明太祖朱元璋居然成了蒙古人，還是侍衞軍將領。到了明代中後期，這個故事在蒙古地區進一步流傳，發展成為“朱元璋是元順帝的兒子”。

此後，不少蒙古文獻都記載了類似的説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相信。這麼一來，明朝皇帝實為成吉思汗的後裔，其統治權威自然不受質疑。在學者收集和整理的蒙古民間歌謠中，有一首年代久遠的祈禱讚歌，就把大明可汗列入了自家的名單，有學者據此進一步認為，蒙藏民眾把明朝皇帝視作轉輪聖王，這與此後清朝皇帝享有的地位是一致的。

在更遠的內陸亞洲，同樣能夠發現明朝皇帝的影響力。比如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國紀行》中，明朝皇帝是伊斯蘭教的庇護者，他們甚至説明朝皇帝尊崇默罕穆德，並在私下裏向先知參拜祈禱，儼然成了隱蔽的穆斯林。

清朝皇帝對內亞民族、宗教的熱情，深受相關學者的重視。事實上，不用費太多的氣力，也能找到明朝皇帝類似的表現。比如長達四十餘米的《噶瑪巴活佛薦福圖》，配合以用漢、藏、波斯、蒙古、回鶻五種語言文字，足可謂明朝“內亞性”的實證。又比如今藏於俄羅斯的永寧寺碑，上書漢文、蒙古文、女真字，似乎也兼具了“內亞性”。

《普渡明太祖長卷》局部，圖自西藏博物館。

限於篇幅，我們難以一一盡數明朝的“內亞”特點，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但可以確信的是，由內亞視角審視王朝歷史，絕非元朝和清朝的專利，明帝國的內亞特性也是一個具有研究空間的學術問題。換言之，由內亞視角而生的“新”歷史，套用於明朝似乎也未嘗不可。

“新明史”的苗頭與可能

既然“內亞”可以和明朝歷史相聯繫，那麼是否意味着發軔於美國的“新清史”可以向前衍生，創造出“新明史”呢？要討論這個問題，不妨先回顧一遍美國學界對明朝歷史定位的看法。

留心於海外漢學著作的朋友，可能注意到過“中華晚期帝國”這個有些特殊的詞語。這個時間名詞出現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美國主流漢學家將明清兩朝歸併為一個時間空間，稱作為“晚期帝國”。由此，誕生了一大批以“晚期帝國”為關鍵詞的著作。哈佛等頂尖高校還開設“中華晚期帝國”課程。

21世紀前後，隨着變革論的推廣，明朝也被置於“變革”的視角之下。諸如元明變革論、宋元明變革論，一度成為研究的熱門議題。國內也有學者開展了相關的研究，但學界似乎並沒有達成一致性的共識，相關問題也較少見諸於大眾視野。在美國主流明史學界，“晚期帝國”的概念仍然被普遍使用，大概正是由於明清之間的連續性，也有學者質疑，是否能夠將明朝稱作一個獨立“帝國時期”。

前些年曾有過一小陣“拉鐵摩爾熱”，主要是從內亞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對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歷史認知做補充。在清朝、蒙元，以及北魏等少數民族王朝之後，唐、宋、明等漢人建立的王朝也成為“內亞視野”下研究的對象。

“新清史”的走紅，與獨特的“內亞視野”有着重要的關係。隨着有關明代與“內亞”研究的增加，我們不禁產生聯想——倘若如法炮製，是不是也可以由內亞出發，開闢一片“新明史”的天地？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內亞”特點是全面研究明代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面，受制於史料、語言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長期以來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極有必要開展研究。但解讀內亞特徵是否意味着“內亞性”，又能否引導出“新明史”？則又是一個牽涉複雜的話題。

首先要澄清的是，內亞只是一個研究視角，從內亞出發研究中國歷史，與版圖幅員、疆域人口、國力強弱皆無直接的關係。如同站在鄰居家裏看你家，並不意味着鄰居家也成了你家。但換一個視角，往往能夠看到因為“只緣身在此山”而忽略的問題，這是切換研究視角的關鍵意義。

其次，鑑於“新清史”引起了巨大爭議，這裏有必要假設一番，倘若內亞視角的“新明史”能夠成立，是否會成為新清史的“幫手”？筆者認為，“新明史”恐怕非但幫不了“新清史”，還會挑戰“新清史”。

在“新清史”的歷史敍事中，為了強調其來自於內亞的傳統，明朝經常被人為忽視，或者以“蒙元——北元——清朝”的歷史演進繞開明朝。如果明朝的內亞特徵得到充分的論述，無疑將是對“新清史”敍事的有力挑戰，甚至是顛覆。由此而言，開展相關研究是令人激動的。

然而，需要冷靜分析的是，明朝的內亞特徵究竟有多強？是否可以構成影響帝國的“特性”？一方面，眾所周知，在明朝絕大多數時間裏，其直接控制的疆土西北不出嘉峪關、東北不過遼東，明朝對內亞的影響與內亞對明朝的影響，究竟孰輕孰重？這應該不是一個太難回答的問題。

另一方面，明朝與內亞的交往固然不少，史料中也能找到一些記載，但從宏觀的視角看，其意義有多大？如果説內亞政權尊崇明朝皇帝、承認大明帝國的宗主權，就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內亞傳統”。

那麼，琉球、暹羅、占城，以及一大批東南亞國家，同樣對明朝和大明皇帝有連篇累牘的敬頌，是否也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南洋傳統”？就此而言，要想論證明朝“內亞性”的重要地位，還需要妥善回答不少重要的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在“內亞”這個新鮮詞彙的包裹下，既有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論著，也不乏為了追求時髦而濫竽充數的説辭。對於傳世史料，無論漢文還是其他文字，解讀與利用都要格外小心。

作為最高統治者，明朝皇帝在許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現，他既會厚賜藏傳佛教首領，也會封賞不遠萬里的耶穌會傳教士，還心心念念要尋找道教的張真人，更對孔夫子尊敬有加，每逢大事又要去太廟祭告列祖列宗。僅從其中的某一點，甚至是某個細節出發，深入闡釋、大做文章，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結論。

明人沈度繪《瑞應麒麟圖》 表現了榜葛刺國朝見永樂帝的場景。

發掘新史料、開拓新視角，一直以來都是推動歷史學研究的重要路徑，由此而生的新觀點、新思路，是史學研究向前推進的重要成果。但在學術研究中，“新”並不代表着正確，也未必代表着先進，文字的特殊性與史料的可信度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在工業品的研製過程中，並非每一件產品都是可靠、有效的，史學研究的成果也具有類似的情況，很多觀點可能流行一時，但經過反覆的研究與討論，最終被認為是錯誤的，成為“試錯”的一環。包括明史在內，斷代史需要不斷推進，內亞視角的確是值得開拓的切入點，要避免“前車之鑑”式的麻煩，中國學者不妨更加努力，主動搶佔學術制高點，使得無論“新”、“舊”，中國歷史的書寫都能呈現學術研究所應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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