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抗擊新冠成績單背後，是製造業的賽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丁一凡】

進入2020年秋冬季以來，美歐國家又迎來了一波新冠疫情的高發期，每天感染的人數與死亡人數均屢創紀錄。人們不禁要問，這些發達國家有着發達的醫療體系與最先進的醫療設備，為何在控制疫情上顯得如此不堪一擊呢？其實，在美歐國家防控疫情不利的背後，卻有着製造業萎縮這個嚴酷的現實。

美歐等發達國家先進的醫療體系是為平時沒有大規模疫情時設計的，當如此多的患者突然要進入醫療體系時，各種醫療防護設備與物資就顯得捉襟見肘了。

比如，前些年世界衞生組織搞過一個全球醫療條件調查，法國被評為醫療條件與治療水平的世界冠軍。這次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法國政府也計劃投入40億歐元用於訂購口罩、呼吸機和藥品等醫療物資。但是，法國的防疫物資生產能力嚴重不足，只能靠從國外進口。而疫情襲來，各國都需要抗疫物資，法國也必須與其他國家競爭，爭搶口罩、防護服與呼吸機，防疫物資市場上一片狼藉。法國僅有的一家口罩生產企業位於法國西部城市昂熱附近，滿負荷運轉也無法滿足法國需求。

法國衞生部長韋朗表示，法國國內產能遠不能滿足當地醫護人員口罩需求，法國已從國外為醫護人員訂購超過10億個口罩，這些從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來的口罩將在未來數週到數月內交付。法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尼古拉·巴韋雷説，法國是一個把大部分錢都花在了衞生醫療上面的國家。然而，即便法國GDP 的11.3%都投入到了衞生醫療上，法國依舊沒有足夠的口罩、防護服、試劑盒、重症牀位以及呼吸機。

巴黎郊區聖丹尼的一家醫院，醫務人員正在治療新冠患者（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國也有相同的困境。美國的3M公司是最大的N95口罩生產商，但它每月的產能只有3500萬隻口罩，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因為美國的需求在幾十億只口罩。

美國以第一波疫情中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的防疫、抗疫物資。美國紐約州州長科莫在一次回答記者問時坦言，“疫情初起時，我們需要口罩，主要從中國進口；疫情嚴重了，醫院的抗疫物不夠，醫生護士急需防護服，也是從中國進口；病人多了，急救器械不夠，需要更多的呼吸機，也要從中國進口；等到需要大面積排查感染人羣，要給民眾做大量核酸檢測時，製作試劑的原料也要從中國進口。事情怎麼那了這種地步？”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0年3月1日到4月25日，中國共出口防疫物資550億元人民幣，包括口罩211億個、防護服1.09億件、護目鏡3294萬副、病人監護儀11萬台、紅外測温儀929萬件、外科手套7.63億雙。又根據商務部業務統計，截至4月25日，已有74個國家和地區、6個國際組織與中國企業簽署了192批次醫療物資商業採購合同，累計金額達14.1億美元。

其實，疫情開始時，中國也沒有那麼多防疫物資生產能力。但中國工業製造能力強，企業適應力強，產業配套能力強。一旦國際市場上出現巨大的防疫物資需求，許多企業立即轉產，經常能在10余天就建成新的生產線以滿足市場需求。

拜登政府上台後，馬上表示要恢復國家干預主義傳統，重建美國的製造業與產業鏈。拜登政府的一些高官甚至把恢復製造業看成是“大國競爭”中的重要一環。

新任財政部長耶倫在國會作證時説，拜登政府要部分恢復特朗普政府取消的企業税與富人税，以提高政府公共投資的能力。她還説，拜登政府會盡量鼓勵企業提高工人的收入，以彌合社會矛盾、提高社會消費能力。然而，美國企業當年把生產線外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本土的土地成本、工資成本都太高。如果拜登政府一方面要恢復企業税收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工人工資，美國企業會心甘情願地把製造業生產再遷回本土能嗎？

其實，恢復製造業及其產業鏈，需要的不僅是國家政策優惠，不僅需要土地與投資，最關鍵的是要有足夠的人力資源。40年前，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時，輿論認為美國應該佔領經濟的高地，佔領那些工業設計領域，把後面加工製造的環節讓給其他國家去做。美國人應該創造更多“好工作”，更加體面的“白領”工作。結果，社會風氣認為製造業都是些不體面的工作，人們都要去尋找賺錢更多，工作條件更舒適的工作。多少年過來，美國已經找不到適合於製造業發展的人力資源了。奧巴馬政府時期，也曾想恢復製造業，政府給投資製造業的企業優惠政策。然而，當一些外國企業想利用這些政策到美國投資時，卻往往找不到合適的人力資源：找不到合適的技術工人；找不到管理過工業生產流程的工廠廠長；找不到有資質並在生產線上工作過的工程師。

美國並不缺名牌的理工大學，麻省理工曾有“工程師的搖籃”之稱。但最近二三十年來，那些名牌理工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都被華爾街等金融機構挖去做金融工程了。這些受過工程師教育的人才可能設計出各種各樣美妙的金融投資方程，據説可以對沖金融風險，讓投資者們放心投資。華爾街僱用這些工程師，工資當然比企業高許多倍，挖走了大量頂尖的理工科人才。奧巴馬當政時，一次到最有創新精神的美國西部與企業家們座談。奧巴馬問《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他為什麼把《蘋果》的產品都放到中國生產。喬布斯回答，在深圳我可以找到4000名工程師在生產線上三班倒地工作，在美國根本找不到。奧巴馬當時還很氣盛地回答他：“我一定要給你找到4000名在生產一線幹活的工程師。”我們都知道後來的結果了。

中國這些年的高速發展與製造業的發展及科技進步息息相關，但製造業發展與科技發展也並非沒有風險。前些年，在製造業集中的東部沿海地區，也出現過即使企業出高薪也招聘不到有技術的高級工人的局面。我們各種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越來越多，但製造業企業在市場上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勞動力。市場上人才需求與人才供給的脱節，有一部分也是來自我們社會對勞動技能的錯誤看法。

前些年，中國經濟也出現了金融發展的熱潮，許多名牌理工大學優秀的畢業生也爭先恐後地要去金融部門掙錢，而不願再去生產部門去吃苦，去研發技術。我們的社會發展起來時，金融崇拜成為引導人們行為的重要動力。從2020年防疫、抗疫的經歷中，我們應該理解到，一個國家的能力並不完全取決於它有多少財富，還取決於它有多少科技研發能力和工業製造能力。我們的官方輿論與社會輿論要營造一種氣氛，投身於“枯燥”的科技研發是一種幸福，一種高尚的情懷。同樣，把工業製造中的每個環節都當成終生事業，認真琢磨，精益求精，成為各種“隱形冠軍”，也應該成為我們社會尊崇的典範。

美國拜登政府上台後，馬上總結經驗，要跟中國在科技領域展開競爭。美國可能還有一些科技研發方面的優勢，但它們在製造業上已經開始落後於中國。2018年中國的工業製造值已經是美國的1.8倍。當今，科技創新與工業製造之間的關係密切，只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最終會一事無成。那麼，中國能否看到自己內部藴藏的風險，是否有更急迫的危機感，動員自己的青年才俊更加努力去搞技術研發和科學研究呢？我們能否始終保持製造業的吸引力，讓更多的青年人願意成為高技能的勞動人才，成為真正的“大國工匠”呢？今天歐美在防疫方面的困境應該成為我們的鏡子，時刻提醒我們，在科技發展與製造業可持續發展方面，我們來不得半點鬆懈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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