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王一鳴：大宗商品漲價長期不可持續 未來高碳排放資產會發生“沉沒”

財聯社4月13日訊，在11日的《財經智庫》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佈會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指出，現在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價格上升，給能源化工行業帶來緩衝。但這輪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主要是經濟加快復甦、需求恢復新增長和流動性相對寬鬆的作用，短期的價格反彈並不意味着價格長期持續上升，能源行業的轉型依然十分緊迫。

王一鳴指出，能源行業轉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壓力。落實“雙碳”目標，原有的資產配置結構將發生調整和改變。隨着金融系統加快修訂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的標準，未來一部分高碳排放的資產會發生沉沒，這將倒逼資產配置的適應性調整和再配置，給能源行業轉型帶來實質性壓力。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我想就兩個方面談一些認識，首先是全球經濟加快復甦，但仍面臨風險挑戰。今年以來，隨着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和主要經濟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全球經濟步入加快復甦的軌道，復甦進程比2008年金融危機要快。

最近國際機構普遍調高了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份《世界經濟展望》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速調高至6%，較1月份的預測提高0.5個百分點。經合組織在最新的《經濟展望報告》中上調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至5.6%，較去年12月上調1.4個百分點。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全球貿易回暖，世界貿易組織預計今年全球貨物貿易將增長8%。總體上看，全球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都在進入下半場，但是疫情衝擊帶來的結構性影響和對全球經濟的創傷並未消除，全球復甦仍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

第一，全球經濟復甦分化態勢趨於強化。儘管疫情衝擊對全球經濟影響小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但不同類型國家所受的影響也不同於上一次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對發達經濟體衝擊更大，但這次危機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損害更為嚴重。發達經濟體疫苗接種率更高，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經濟復甦好於預期。

特別是美國經濟復甦更為強勁，美聯儲3月份預測美國今年增長6.5%，比去年的預測調高1.3個百分點。美國3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創近30年新高。歐盟、日本、英國復甦勢頭雖不如美國強勁，但也呈現出比較顯著的回升。而除了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疫苗接種相對滯後，政策空間相對有限，復甦進程更為艱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第二，全球經濟復甦仍面臨疫情不確定性影響。儘管大規模疫苗接種增強了全球復甦信心，但變異毒株也呈擴散之勢，如果變異毒株使疫苗的有效性大幅降低，經濟復甦進程仍可能受阻。從歐洲一些國家最近重新採取封閉隔離措施看，復甦進程仍將一波三折。

現在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形成疫苗接種的落差，全球平均接種率不到10%，但發達經濟體如美國和英國接種率超過50%，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接種率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隨着發達經濟體經濟恢復正常交流的進程會加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復甦進程將受到更大制約。

第三，全球通脹預期明顯上升。主要經濟體延續寬鬆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大財政刺激力度，美國已實施1.9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並正在醖釀超過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歐盟、日本、英國繼續擴大財政政策支持力度。在全球加快復甦，需求恢復性增長和流動性寬鬆的條件下，結構性通脹已經顯現，最典型的原油和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反彈。

通脹預期趨於強化，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大幅上升，已經達到疫情前水平，有的預測年內可能達到2%。美債收益率上升正在吸引國際資本回流，而新興經濟體為應對通脹和預防資本外逃，被迫收緊貨幣政策，3月以來，巴西、土耳其和俄羅斯相繼加息，經濟復甦更加艱難。近期，土耳其金融市場劇烈動盪，預示着新興市場風險上升。

第四，全球金融風險加速積累。全球債務水平突破歷史高位，根據國際金融協會報告，截止2020年9月世界各國共推出財政計劃11.7萬億美元，超過全年GDP的12%。從全球看，這是史無前例的債務高峯。美債收益率上升，也在增大高估值美股的回調風險，2月中旬以來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已呈現明顯回調。隨着美國經濟增長前景進一步改善，市場對美聯儲政策迴歸常態的預期強化。如果美聯儲迅速收緊貨幣政策，就可能導致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資產價格大幅下挫，本幣貶值和金融市場動盪，進而面臨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

第五，全球經濟短期反彈並未改變長期低增長趨勢。當前全球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制約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齡化、全球化退潮、供應鏈收縮等並未改變。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這些結構性矛盾，對中期增長潛力造成持續性傷害，特別是疫情後資產配置的適應性調整規模要超過以往，對企業的生產率增長形成長期影響。現在全球經濟的短期反彈可能是長期低增長過程的一個小插曲。隨着經濟迴歸常態，疫情對經濟增長潛力損害的持續影響會進一步顯現。

下面對中國經濟作一些初步展望。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延續穩定復甦態勢，但復甦的基礎仍需要鞏固。今年以來經濟前景回升受到四方面因素影響：

一是低基速，去年同期基數很低；

二是外部訂單轉移，我國生產能力恢復更快，西方國家一些訂單向我國轉移；

三是就地過年，節後很快恢復開工，生產快速恢復正常。

四是內生動力增強，經濟復甦面擴大，國內消費和投資加快恢復。

在這四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前兩個月主要指標強勁回升，特別是工業、服務業、零售、投資、進出口的同比增速都超過30%。即便是扣除基數因素，也呈現比較強勁的恢復態勢。

供給端恢復更為強勁。就地過年使得春節後企業生產較往年大幅提前，而且有效工作日明顯增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兩年平均增長8.4%，已經超過疫情前水平，説明工業生產恢復非常強勁。

與此同時，需求也在持續恢復。內需的缺口加快彌合，前兩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平均增長3.2%，這比疫情前還是要低，固定資產投資兩年平均增長1.7%，恢復還不太理想。外需加速恢復帶動我國貨物出口超預期增長，前兩個月貨物出口增長50.1%，兩年平均值達到17.1%，都超出疫情前的水平。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經濟恢復還不平衡，市場主體感受與宏觀數據還有反差，同時也面臨一些新問題。

第一，經濟恢復還存在結構性差異。總體上，供給恢復強於需求，工業恢復強於服務業，出口恢復強於投資消費，這個態勢儘管有所改善，但尚未根本性扭轉。出口增速明顯超出預期，進口仍然偏弱，反映內需仍顯不足。從供給端看，在外需的拉動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兩年平均增速已高於疫情前水平，但需求端消費和投資仍然偏弱，特別是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兩年平均增速還是負增長，製造業投資70%是民間投資，説明民營企業投資行為依然比較謹慎，投資活躍度還不高。

第二，中小微企業發展仍面臨困難。今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升，國內原料價格普遍上漲，中小微企業成本增加，企業盈利空間受到擠壓。加之經濟恢復帶來的市場利率上行和用工成本上升，進一步推高企業綜合成本，小微企業盈利狀況沒有明顯改善，虧損面仍然較大。

第三，潛在金融風險釋放壓力增大。今年以來，民營企業和地方國企債券違約增多，企業的信用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還本付息壓力增大。中小金融機構也面臨比較大的存量風險，資產重組和補充資本金的壓力仍然較大。隨着宏觀政策環境的變化，前期積累的風險有可能集中暴露。

宏觀政策要堅持穩的基調。保持定力很重要。去年我國是唯一的貨幣政策基本正常化的主要經濟體，沒有大面積放水，財政刺激佔GDP比重也大幅低於發達經濟體，政策空間依然較大。考慮到經濟恢復的基礎還不牢固，特別是世界經濟復甦還有不確定性，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穩定市場主體預期。

財政政策要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特別是今年的結構性減税政策要加快落地。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GDP增速基本匹配，既要避免信用收縮，也要避免通脹預期強化。對美聯儲可能的政策調整要加強觀察。美聯儲曾表態，要看到實際通貨膨脹“實質性且持續超過2%目標”才會開啓緊縮政策，似乎短期內政策轉向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們要做好預案，做好跨週期平衡，為應對新的不確定性留足空間。

要推動經濟全面均衡復甦。經濟復甦還存在結構性差異，關鍵是消費和服務業恢復相對滯後。要有效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要着力消除阻礙擴大消費的體制性障礙，促進消費回升。加大對住宿餐飲、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受衝擊較大的服務企業的政策支持，使其儘快恢復到常態。服務行業大多數是小微企業，要完善和落實行之有效的支持小微企業的政策工具，包括新的結構性減税，將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延至今年底，增強企業的持續發展能力。

要增強經濟恢復的內生動力。這根本上要靠改革，特別是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包括農村土地制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改革，這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有相關研究表明，如果農民工能夠落户，享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就會按照城市居民消費方式消費，人均消費支出將增長27%。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完善數據界定、開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標準。能源、電信、鐵路等基礎性行業改革也有空間，可以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我就彙報這些，謝謝各位。

提問：王主任您對能源化工行業未來的走勢能做一個判斷嗎？包括能源的轉型，未來產業結構的調整？

王一鳴：我就説兩點。第一，現在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價格上升，給能源化工行業帶來緩衝。疫情期間很多能源化工企業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時期，能源價格上升增大了盈利空間。但我想説的是，這輪大宗商品價格上升主要是經濟加快復甦、需求恢復新增長和流動性相對寬鬆的作用，加之供給還沒有全部恢復，但短期的價格反彈並不意味着價格長期持續上升，能源行業的轉型依然十分緊迫。

第二，能源行業轉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壓力。落實“雙碳”目標，原有的資產配置結構將發生調整和改變。隨着金融系統加快修訂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的標準，未來一部分高碳排放的資產會發生沉沒，這將倒逼資產配置的適應性調整和再配置，這將給能源行業轉型帶來實質性壓力。

（作者：楊志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