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伊斯蘭化”能否成就土耳其“復興之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一、退出《伊斯坦布爾公約》：女性問題再度激化
3月20日，土耳其政府通過官方公報宣佈了總統埃爾多安的總統令：終止土耳其作為《歐洲委員會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及家庭暴力公約》（又稱《伊斯坦布爾公約》）締約方的地位。“退羣”消息一出，該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一片譁然：
自3月20日起，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連續兩個週末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廣大婦女紛紛走上街頭、表達對埃爾多安總統這一決定的憤怒，面對全副武裝的警方高呼“謀殺婦女是政治性行為”、“保護婦女，而不是暴力罪犯”等口號。3月27日，土耳其伊茲密爾省一位17歲孕婦疑遭同居男友刺殺，母子身亡的事件更是“火上澆油”，激發土耳其女性對政府的強烈不滿。
眾多女性聚集在伊斯坦布爾街頭抗議，圖源：Erdem Sahin/EPA
歐洲委員會秘書長瑪利亞·佩伊契諾維奇·布里奇在收到土耳其的“退約”申請後表示這是“令人震驚的消息”，稱之為土耳其和國際婦女保護事業的“巨大倒退”；事實上，土耳其不僅是該公約的締結所在國，更是第一個批准該公約的國家（2012年3月12日）。
聯合國婦女署和聯合國駐土耳其國家工作隊分別發表聲明，對此深表關切，擔心退約“可能會破壞土耳其迄今為止在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女性領域所付出的大量努力，並可能阻礙該國在進一步鞏固國家立法、政策和機構框架方面取得進展”，呼籲土耳其政府“重新考慮退出的決定”。
美國總統拜登稱土耳其的決定“極度令人失望”，而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博雷利·豐特列斯則敦促土耳其政府收回這一決定。
此外，埃爾多安總統的決定在土耳其政壇也引發了相當的合法性爭議：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發言人堅稱《伊斯坦布爾公約》經議會批准簽署，根據土耳其憲法第90條規定，退出國際公約需得到議會批准；部分土耳其法律界人士也質疑埃爾多安以總統令形式“退約”的合法性。但土耳其政府援引第九號總統令第三條，表示總統具有相應權限。
面對國內外各方的反對聲浪，埃爾多安總統在官方聲明中指責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者）羣體導致土耳其退約：“《伊斯坦布爾公約》原本旨在促進婦女權利，如今卻被一個企圖將同性戀正常化的羣體所劫持，而同性戀並不符合土耳其的社會與家庭價值觀。因此才有了退約的決定。”其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更是直指該公約鼓勵同性戀和夫妻離婚，損害了土耳其社會觀念中“神聖”的家庭。
埃爾多安的任性“退約”引發了國內外的反對聲浪，圖源：Hu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頗為“任性”的退羣之舉，令該國長期存在的女性議題再次凸顯。事實上，在宗教影響顯著的土耳其社會，針對女性的不平等和暴力等爭議現象與問題持續累積，導致近年來引發民眾越發強烈的反彈。
自1928年正式確立世俗國家體制以來，土耳其以憲法條文禁止性別歧視，規定家庭配偶享有平等的權利和關係。1930年，土耳其更是採取了一系列現代化改革，包括禁止一夫多妻制、賦予婦女完整的政治權利。土耳其女性分別於1930年和1934年獲得了地方和全國性選舉的投票權，甚至早於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等歐洲國家。
此外，早在締結《伊斯坦布爾公約》之前，土耳其便在1985年成為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成員國。
然而，本國法律和國際法的保障並未在事實上有效消除土耳其社會針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直至當代，土耳其女性在就業和教育領域與男性差距明顯，性別歧視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9年土耳其就業人口中女性只佔不到三分之一（33.275%），比1990年前僅增長不到3%；同年土耳其15歲以上女性就業率僅為33.46%，幾乎僅為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一半的水平；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性別差距指數報告中，土耳其在149個國家和地區中僅位於第130名，屬於差距尤為嚴重的水平。
1990年-2019年土耳其就業人口中女性佔比，來源：World Bank
儘管近年來土耳其通過各項措施提升女性的識字率和受教育水平，但婦女在接受教育方面遇到的歧視依舊廣為存在，農村地區婦女不識字的情況尤為顯著。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2011年至2018年的連續統計，土耳其女性在學前、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階段的毛入學率和淨入學率全部低於男性。
與此同時，據2018年土耳其當地媒體報道，雖然女性學者在土耳其高校佔比達到43.58%，但只有三所公立大學校長為女性，而各高校管理層缺乏女性成員的現象被土耳其教育學家阿拉丁·丁切爾視為“有意決策的結果”。
其中強姦和名譽殺人更是多發於該國東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根據土耳其政府最近一次的全國調查（2014年），在所有至少有過一次婚姻的女性中，38%的婦女曾遭受身體或性暴力。土耳其民間組織“我們將阻止殺害女性”的統計更為驚人：2017年，土耳其全國有409名女性因性別遭到殺害，另有387名兒童遭遇性暴力。
土耳其女性遭到暴力甚至殺害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均體現了社會環境對女性生存狀況的不利影響。“我們將阻止殺害女性”的數據表明，絕大多數被害女性死於家中，21%的女性是由於為個人生活自主做出決定而被殺，甚至還有4%的婦女僅因拒絕與前夫或前男友複合而死於非命。
此外，因身着短衣短褲遭暴力侵犯、強姦的現象在該國更是屢見不鮮。甚至在進入21世紀後，一項民間調查發現，33%的警察認為“某些女性活該被強姦”，66%的警察和近50%的其他職業男性認為“是女性的外表和舉止勾引男性強姦她們”。
面對土耳其對女性如此不友好的社會環境，土耳其政府並未採取有效措施應對，埃爾多安總統反而在伊斯蘭化的政策指導下全面廢除戴頭巾的禁令、不時發表針對女性的歧視言論。廣大女性本就積怨未消，這次退出《伊斯坦布爾公約》之舉只會進一步引起她們的強烈反彈。
二、內外挑戰交織，“伊斯蘭化”能否成就土耳其的“復興之路”？
自2003年擔任總理（2014年當選總統後轉任總統）以來，埃爾多安及正發黨政府陸續實施了一系列“伊斯蘭化”政策。而最近一紙“退約”令，也是旨在捍衞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的土耳其社會傳統價值，而非單純地將矛頭指向女性羣體。在“伊斯蘭化”的指導方向下，土耳其政府的施政議程並非只令女性擔憂。
現代土耳其是以世俗主義原則建立的共和國。早在1928年該國便修改憲法、取消官方宗教，並保障民眾宗教信仰自由。土耳其憲法第四條更是明確規定：憲法前三條所確立的建國原則——世俗主義與平等、共和制政府、國家不可分裂——不得刪改。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致力於建立現代、民主和世俗國家的理念更是成為對土耳其立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凱末爾主義”。
然而，由於穆斯林人口在土耳其全國總人口中佔據絕對多數（2019年奧普蒂瑪調查數據顯示89.5%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蘭教，而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報告更表示99.8%的土耳其人為穆斯林），伊斯蘭教對土耳其社會始終具有重要影響，成為埃爾多安總統推行“伊斯蘭化”的社會基礎，也引發了不少人對於“埃爾多安主義”取代“凱末爾主義”的憂慮。
2019年土耳其宗教信仰人口分佈比例，來源：Optimar survey/Wikipedia
與許多土耳其人相似，埃爾多安本人的成長和教育經歷也具有深厚的伊斯蘭背景。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埃爾多安的從政生涯便始於伊斯蘭政黨。1997年他因朗誦讚美伊斯蘭極端主義詩歌，被指控“煽動暴力和宗教仇恨”，並在兩年後入獄服刑四個月。
隨着埃爾多安政治生涯曾經加入的民族解放黨、福利黨和美德黨先後因違反憲法的“世俗主義原則”遭到法院解散，他意識到現有共和體制下純粹的伊斯蘭政黨無法參政執政，於是不再公開宣示伊斯蘭政治主張，轉而在2001年成立了温和保守主義政黨正發黨。隨着正發黨在2002年大選中大獲全勝，埃爾多安正式肩負起領導國家的重任。
儘管擔任總理初期積極推動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經濟恢復，使國家呈現一片邁向現代化的場景，但被廣泛視為“新奧斯曼主義者”的埃爾多安始終致力於在內政外交各方面重現奧斯曼帝國的傳統與榮光。
近年來，隨着土耳其經濟動盪、政壇風波不息、民族衝突不斷、外交爭議與摩擦不止，埃爾多安一方面通過修改憲法、改組政府等方式鞏固權力，另一方面加快“伊斯蘭化”進程以實現其政治願景：
2016年7月以來，埃爾多安以“政變”為由，逮捕各界人士逾萬人，進一步清除堅持世俗主義的公務員和軍官，並通過第二年修憲將國家制度從議會制變為總統制，確保自己可以總統之身繼續掌握行政權。
擔任總統期間，他將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從控制和限制伊斯蘭教影響的職能部門變成推廣伊斯蘭教的機構，大力強化伊斯蘭教令和價值觀在家庭生活和學校道德教育的影響，採取了全面廢除戴頭巾禁令、限制酒類消費等一系列措施；與此同時，他本人“培養宗教青年”的願望，以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前議長伊斯梅爾·卡赫拉曼關於“世俗主義將不在新憲法中佔有一席之地”的言論，都一度引發社會不安。
2020年埃爾多安廢除凱末爾的政令，將位於伊斯坦布爾的千年文化遺產聖索菲亞大教堂由博物館改為大清真寺，成為其伊斯蘭化進程的最新舉措，引發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不少基督教和東正教為主體國家的關切與不滿。
將聖索菲亞大教堂從博物館變為清真寺，是埃爾多安伊斯蘭化政策的最新舉措，圖源：Muhammed Enes Yildirim / 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顯然，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政策得到了宗教保守派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歡迎，這也是他執政的主要支持力量。但無論是內政外交，還是凝聚民眾，伊斯蘭化當下並未照亮土耳其的“復興之路”。
儘管埃爾多安在執政初期延續前人的外向型經濟政策搭上全球化便車，依託天時地利取得了暫時的經濟紅利，但低儲蓄率和鉅額債務也為土耳其經濟發展埋下了巨大隱患。2018年的貨幣和債務危機導致通貨膨脹嚴重、影響至今；今年2月土耳其通脹率升至15.6%，3月22日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率開盤暴跌超過15%，逼近歷史最低水平；面對困境，埃爾多安除了在八個月之內三度更換央行行長，呼籲民眾不要搶購黃金和美元之外，並無有效辦法。
2016年至2021年土耳其通脹率波動，但始終高於5%的警戒線，來源：tradingeconomics.com/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浪潮，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國際油價始終在低位徘徊，來自歐洲和中東的需求持續大幅減少，支撐土耳其經濟的對外貿易前景愈發不樂觀；疫情之下，旅遊業這一重要創匯來源也遭遇重創；進入2021年，土耳其外匯儲備僅不到520億美元，不及2013年的一半。
2011年至2021年土耳其外匯儲備變化情況，來源：tradingeconomics.com/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隨着經濟基礎近乎消失殆盡，埃爾多安近年來打擊世俗主義者和其他異見人士、擴大總統職權和任職期限、被曝豪華官邸與家族生意醜聞、與東南部地區庫爾德人重新兵戎相見等作為，不僅令所代表的的伊斯蘭勢力“民主”、“清廉”形象破滅，也使得埃爾多安本人越發難以凝聚民意。
在2014年總統大選和2017年修憲公投中，埃爾多安的支持率均“碰巧”剛過51%，2019年地方選舉中正發党進一步失去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安塔利亞三大城市的執政權，表明其支持者正在從更多地區持續流失。
從2014年總統大選（上）、2017年修憲公投到2019年地方大選（下），埃爾多安及正發黨的支持者不斷流失，來源：Wikipedia/Supreme Election Council (Turkey)
伊斯蘭化無力解決內政問題與挑戰，而“新奧斯曼主義”的外交政策也時常令土耳其處於孤立之中。由於埃爾多安時常以難民和其它議題“敲詐”歐盟，並且在去年與旨在強化共和主義和世俗主義、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法國隔空交火，如今右翼影響力逐漸擴大的歐盟對土耳其變得越發強硬，導致土歐關係惡化，土耳其的入歐之路變得遙遙無期。
意圖主導地區事務和議題的土耳其近年來積極參與敍利亞和利比亞內戰，以及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並就東地中海就地下資源和“北塞浦路斯”問題直接與希臘和塞浦路斯對峙。不僅造成了它自己與這些國家的政府關係緊張，也與深度涉入敍利亞事務的美國與俄羅斯兩大國存在着利益衝突。
作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堅持向其最大對手俄羅斯購買S-400地對空導彈系統，即使在3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親赴布魯塞爾面見土耳其外長、敦促土耳其放棄收購之後，土耳其政府也堅持“交易完成”、不可撤銷。
向俄羅斯購買導彈系統令土耳其又“得罪”了美國，圖源：AFP
“新奧斯曼主義”邏輯下，土耳其看似維持了獨立自主的“大國外交”路線，且與各國的較量中不落下風，但與世界和地區主要大國均存在矛盾，這意味着土耳其在國際上面臨着被全面孤立的危險。儘管當下土耳其與俄羅斯在敍利亞緩衝區等問題達成一致、實現緩和，但埃爾多安的外交理念決定了這一內在的矛盾無法在短期內化解。
實際上，土耳其有着非常好的潛力。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G20的國家中只有土耳其與中國實現了經濟正增長。如果土耳其能夠着力於解決實際問題而非強調意識形態，相信它能夠為世界的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也能為全球局勢的穩定作出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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