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工作論文：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

財聯社4月14日訊，央行工作論文提出，我國要認清人口形勢已經改變，要認識到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要認識到人口慣性是跨代際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將導致人口反方向變化；要認識到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為此，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的困難，綜合施策，久久為功，努力實現 2035 年遠景規劃和百年奮鬥目標。

央行在工作論文中指出，我國的人口轉型不同於發達國家。

1.人口轉型更快

一是人口轉型期短。與發達國家人口轉型持續一、二百年相比，我國從建國後逐漸開始轉型，預計到 2035 年左右進入第Ⅳ階段，前後也就八十年。因此我國從人口膨脹到人口趨少、從就業壓力到勞動短缺，時間更短、轉變更快。這意味着我國遠沒有發達國家那麼長的時間來做準備。

二是人口紅利期短。以總撫養比小於 50%作為人口紅利的判定界限，我國1995 年降至 50%以下，2019 年為 41.5%，預計 2030 年超過 50%，顯示人口紅利

還有十年；另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峯出生的人還有約十年退休，所以説人口紅利還有十年。但總共算起來，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只有 35 年，這與日、韓、加等發達國家相比，都要更短。

2.老齡化更嚴重

一是老年人規模大。2000 年，我國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 8827 萬，佔比 7%，進入老齡化社會；2019 年，該數據分別為 1.76 億和 12.6%。中國老年人口規模長期居於世界第一。

二是老齡化速度快。聯合國數據顯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為 2.7%，發達國家為 2.1%，而我國為 3.2%，預計未來二十年都將快於世界平均增速。2000-2019 年，我國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從 7%上升至 12.6%，預計 2022 年超過 14%，由老齡化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32。這一過程僅用 22年，遠快於最早進入老齡社會的法國（140 年）和瑞典（85 年），也快於美國（72年）。

此外，發達國家老齡化通常發生在高收入階段，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 多在二千美元以上，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時多在三萬美元以上，但我國該數字分別為約一千和一萬美元。

3.少子化更嚴重

1950-2019 年，我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國家轉變為低生育率國家（其中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並持續走低），總和生育率從 6.71 下降至1.70，減少 5.01，同期美、日、英、法則分別減少 1.28、2.08、0.33 和 1.00。

我國生育率下降更快，除了有收入上升導致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的原因外，還有其他因素，比如：計劃生育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資源集中於獨生子女，抬高了養育成本，降低了婦女生育意願；育齡婦女減少、生育窗口期縮短，也帶動生育率加速下降。

應對之策

老齡化意味着淨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沒產出，那很自然的應對方法就是儲蓄。放開和鼓勵生育，是勞動力的儲蓄；儲蓄和投資，是資本和產出能力的儲蓄；完善養老體系，是財富的儲蓄；教育和科技進步，是生產率的儲蓄。

一是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出生率取決於育齡婦女佔比和生育率，前者受歷史人口狀況的影響，改變起來難度大；後者受當前婦女認識的影響，提高起來見效相對快。一方面要全面放開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猶豫觀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現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讓生時放開，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則沒了用處。另一方面大力鼓勵生育。要創造良好的生育環境，切實解決婦女在懷孕、生產、入托、入學中遇到的困難，讓婦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導生育不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二是重視儲蓄和投資。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儲蓄率過快下降的趨勢。要清楚我國不僅肩負發展的重任、而且面臨沉重的養老負擔，要明白沒有積累何來增長。其次要認清消費永遠不是增長的源泉。要明白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要清楚發達國家消費率高有歷史原因，其力圖改變、但迴天無術，因此不要以此為學習的榜樣。第三要重視投資。要擴大國內中西部的投資，雖然我國總體的資本邊際收益持續遞減，但中西部的機器換人仍大有可為；要擴大走出去，尤其是亞非拉的投資，因為這些地區提供了大量的、僅存的人口紅利。

三是推進養老改革。首先，養老制度要由即時支付型轉為儲蓄型。我國現有養老體制的初衷是考慮了儲蓄養老的長遠需要，但實際執行下來變為現收現付的Pay As You Go。這在人口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尚能勉強維持、也簡單易行，但遇上人口轉型帶來的老齡化危機，則難以應對。

其次，區分基本保障和個人賬户。絕大多數人混淆二者並將二者置於養老金下統一討論，給我們的認識和行動帶來了巨大的困擾。實際上，兩者的目的、產品性質、資金來源、繳費標準等都有根本不同。

從目的看，前者是為了構建社會基本保障網，後者是為了解決短視造成的跨期配置；從產品性質看，前者是公共產品（全覆蓋、無差別），後者是市場化產品（有差異、有激勵）；

從資金來源看，前者應財政兜底，後者則由企業和個人繳納，政府不應補貼；從繳費標準看，前者是保基本，不應標準過高（基本而非奢侈），後者則可根據企業和個人條件、需求而變換繳費率和養老金待遇標準。

第三，妥善解決轉製成本。在區分基本保障和個人賬户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個人賬户；發行特別國債補充轉製成本，保持個人養老金繳費、支付連續，實現平穩轉制。

第四，多項制度配合。有人認為養老改革可很快實現轉軌，實際上任重道遠。改革要麼降低養老金標準，要麼多付出勞動，以實現養老金可持續。前者可降低替代率，杜絕退休工資拿得比在職高的現象；後者可延長退休年齡，但要早做，拖得越久，越難解決。養老改革也需以税收制度完善、企業年金法律體系健全、養老金資產管理機構能力提升、居民養老保障和投資管理意識增強等為保障。

四是促進教育和科技進步。未來我國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不是一句空話，而需要實實在在的支持。首先環境寬鬆。要抓主要矛盾，把握好創新與監管的平衡。其次建立基本的社保體系。創新要冒風險，如果人們知道即便失敗，也有飯吃、有房住、有病看，就會敢冒險、敢創新。

第三控制房價。創新創業靠的是年輕人，但其多半沒錢。一個城市房價太高，把他們都逼走了，何談創新。這是深圳過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經驗，未來也有可能成為限制其長遠發展的障礙。

第四重視教育。要重視母親和少兒的教育；重視基礎教育，提升教育覆蓋面、教育公平性；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和科技進步週期長、見效慢、不可控（熊彼特也認為創新性破壞難找規律），因此我國當前還是要以人、財、物的儲蓄為本，教育和科技為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