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我決定倒了核廢水，你必須相信這是科學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最終宣佈向海洋排出被“處理過”的福島核電站事故產生的核廢水。這一方針，很可能是早在2016年就已經決定了。

不久前，日本全國盛大地紀念了311大地震10週年，大家感動得一塌糊塗。但是在“排水”問題上，當地漁民和其他羣眾的堅決反對卻並沒有被政府理會。

消息出來的當天晚上，網絡上就有大量的“科普”，告訴反對的民眾，排水這事兒啊，它特別“科學”，非常安全。如果民眾不相信，那就是“不懂科學”，是“愚昧”。因此，傷害福島漁民的是“愚昧”的民眾，而不能怪決定排水的政府和電力企業。

部分日本民眾手持標語抗議政府的“排水”決定

在2011年東京電力公司下屬福島第一核電站（以下簡稱“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前，人們並沒有怎麼去質疑它的“科學”性，這座電站周圍甚至有鳥類保護區。那個時候如此相信“科學”的民眾，到今天突然“愚昧”的原因，與其説是反對“科學”，不如説是對目前掌握“科學”運用權力的人失去了信任。

企業和政府先是把事故拖進了難以收拾的田地，然後經歷十年消極的“佛系”應對，最後突然對你説“我一不做二不休決定把水倒了，你必須相信這是很科學的決定”。這“科學”一詞聽起來必然非常刺耳了。

目前的核心問題，顯然已經不是“排水是不是有科學依據”，而是“應該有足夠的外界——日本民眾與‘真正的國際社會’——監督來保證整個排水過程是‘科學’的”。因為從2011年以來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惡化，再到“倒水”的整個過程看，日本“政府+企業”的決策系統內部似乎並不存在有效的監督和保障機制。

關於福島核電站事故，有兩點是公認的。首先，事故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國際核事件分級表（INES）的最高定級7級，造成了重大的環境影響。其次，事件是天災加人禍，用於“科學”預防此類事件的堆芯隔離冷卻系統——尤其是應該自動待機的應急製冷系統——並沒有有效運作，以及發生問題後未能及時“科學”停堆。

關於具體原因，有地震海嘯破壞電源説，有系統故障説，還有企業操作不合規純人禍説。但不管是哪種説法，都意味着事故完全可能“科學”地避免：

如果政府和企業能夠根據當地的地質與災害狀況做出更謹慎的預防措施；如果能夠及時更新老化的設備與技術；如果為系統的應急能力留出更大的餘量，並在平日注重維護和人員培訓；如果不會因為過多考慮經濟成本而導致應急判斷滯後，等等，結果可能會完全不同。

是的，核能民用產業發展到今天，可以説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應對問題的套路了。而在福島核事故上，“科學”的規程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遵守。

國會2012年的事故調查報告——同期有政府委員會、國會與民間的調查報告，國會報道的態度算是“中間”派——直説這是“體制問題”，日本的核電安全管理體制上一直存在漏洞。

這表現在，首先，從整體的機制安排上看，日本國內的事故對策一般僅考慮發電站內部的故障可能性或者設計上的問題，卻未考慮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作為一個自然災害多發國家，這顯然是一個致命的傲慢，2006年的時候，日本的“核能安全委員會”的官方指南中就認為海嘯並不會對核設施產生嚴重影響。

其次，當事故發生時，電力企業有高度自由的處置權，公共的核能安全機構可以提供建議，但並沒有強制影響。事實上，日本的核能安全機構之前曾經依照國際慣例，提議核電企業注意核電系統在長時間失去電力支持的情況下可能發生問題，並希望企業做出相關的改進措施，但並沒有企業採取實際行動。另一個更直接的例子是，早在2009年，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就曾經建議東電針對大海嘯的風險制定對策，但被東電拒絕。

事故發生之後，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展開了補救的措施，其中人們最熟悉的，就是灌水降温和封存固體污染物。降温和封存當然都是“科學”手段，但這些手段——尤其是有切爾諾貝利的方案作為對比——看上去實際並不是最有效的解決方式，而是更多考慮了企業的經濟成本。這就導致“科學”失去了它的神聖光環，變成了一個為了企業而四處奔走的小廝。

十年間，人們總在聽到這樣的新聞，如：反應堆的温度又升高了；冷卻水的水位低於了安全標準；反應堆的保護殼被燒穿；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觀察反應堆情況的機器人很快因為輻射而停止工作；周邊地區疾病的案例增多，漁民捕到了輻射超標的魚；有4000個集裝箱封裝的固體污染物來歷不明；不斷增加的液體和固體廢物已經超出了現有的儲存能力……等等。

2011-19年及2021-25年日本政府復興事業費的預算投入情況

在出現問題時，一方面企業也能慌慌張張地用一些“科學”方法補救，但另一方面，整個應對過程看起來就像是缺乏有計劃與可控的“科學”規劃。掌握“科學”權力卻沒有慎用的人導致了人們失去對“科學”的信任，而直接的受害者卻是福島的平民。

目前，福島的核反應堆正處在廢堆過程中，根據“科學”的計算，如果順利的話，這項工作“有望”在2041年到2051年左右完成。如果人們不能恢復對政府和企業的信任的話，當地的“復興”也就依然遙遙無期。

而最後，政府決定“排水”的決策過程也讓人感到，是利益的博弈而非“科學”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前所述，在非常被動和佛系的應對方式下，核廢水越積越多，預計在2022年秋天達到東京電力公司儲存能力的上限。

福島核電站周邊地區，密佈核處理廢水儲藏罐  圖自日媒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政府召集諮詢專家會議想辦法。2016年6月，諮詢專家會議提出五種“科學”方案，第一種是在福島縣繼續造新的儲存罐；第二種是到別的縣去修新的儲存罐；第三種是固化後排入地下；第四種方法是把廢水處理後汽化排到大氣中；第五種是處理後倒海里。

第一種方案的困難是，福島縣的有效土地利用已經接近極限——當然，也有日本民眾認為是東電不願承擔修建的成本。第二種方案，沒有縣會願意接。第三種方案，技術上更難實現，同時也需要土地，而且還要應對地質風險。第四種方案，排到大氣裏，只會給民眾造成更大的恐慌，對政府的聲譽和選票是更為致命的打擊。

實際上，在這五種方案中——説不定一開始就只有排到海里這個方案在“科學”技術上好像比較成熟、成本最低，同時引發的負面輿情又小於排到大氣中的情況。

也就是説，在“排水”這個決策中，其他縣不用擔心被佔用土地，鬆了口氣；東京電力用最小的成本解了燃眉之急；政府也表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決斷形象，而且受到的民意壓力會相對小一些。

為了危機公關，還把氚做成了吉祥物……

於是2016年11月，政府就成立了諮詢機構“關於處置多核素去除裝置（ALPS）處理水的小委員會”，開始正式着手“科學地”推進“排水”政策。

在隨後的幾年內，政府不時向媒體放風，試探民眾的反饋。到2018年8月，政府在福島和東京搞了公開聽證會，詢問民眾代表對海洋排水的意見，自然大多數參加者表示反對。哪怕政府和企業表示自己有很成熟的核廢水處理能力，但誰敢信呢？

由於“排水”必然帶來反對的民意和全球輿論的不滿，因此從2020年2月開始，日本政府就一直在努力安撫國內持反對意見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以及考慮未來的輿論公關需求。

同年4月到10月間，政府會見了福島縣的知事、市町村長，以及各團體的代表43人。2021年3月23日，經濟產業部長梶山弘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事務局長視頻會談，請求對方協助處理“排水”之後的國際輿論等問題，而日方媒體報道説雙方達成了“共識”。

“排水”之後，漁民無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從2020年開始。“全國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漁聯）就向政府請願，對海洋排水一直表示“絕對反對”，福島地方的漁民也一直在向當地政府和媒體尋求幫助。

2021年4月7日，距離政府正式宣佈“排水”之前不到一週的時間，菅義偉首相會見了“全漁聯”會長。在整個政策中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在這個決策過程中看上去被放到了一個邊緣的位置上，難道是因為他們不配一起談論“科學”嗎？

在日本政府宣佈“排水”之後，福島地方的行政長官還有當地的民眾都提出了抗議，或者尋求與內閣人士進行溝通。但我們也能很容易地推測出，當地的羣眾以後是沒法對政府和企業採取“強硬”態度的，因為他們還得依賴政府和企業來幫他們解決“排水”之後的負面輿論問題。而導致福島有這麼多“負面輿論”的人，恰恰也就是政府和企業。這就是濫用“科學”權力，又藉着“科學”的權力來充當救世主。

歸根到底，普通的民眾，並沒有複雜的知識和實驗室設備，無法驗證一個決策是否“科學”。人們對“科學”的信任其實就是對掌握“科學”運用權力的人的信任。這種信任建立不易，但失去很容易。

福島核事故無疑是製造了一個很糟糕的先例，可以想見會對未來民用核能事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也損壞了行業內的很多科學努力。為了人類的能源事業能夠更健康地發展並持續造福於大眾利益，福島核事故的處置過程應該受到更多的監督和更“科學”的——在技術和公眾利益兩個方面——的評估。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