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究竟誰在領導德國的抗疫？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根據德國羅科所（Robert-Koch-Institut）週三（4月14日）公佈的最新數字，一日內新增感染21683人（上週同日9677），死亡人數達342例（上週同日298）；全國每10萬人口七天的平均值為153.2（上週同日110.1）。
由於前一陣復活節期間檢測減少，各衞生局上報會有延誤，因此，本週三之後，數據才算基本恢復“正常的可信度”。
羅科所主席威勒（Lothar Wieler）表示，疫情“非常非常嚴峻”，患者的年齡正在進一步下降，重症室人滿為患。可領導抗疫的聯邦和各州政府眼下卻還在為“誰執牛耳”這樣的權力問題爭論不休。
目前，德國正處於比較艱難的第三波疫情中。民眾看不出政府的抗疫戰略是什麼，情緒因而越來越沮喪。
一年多來，德國的抗疫究竟走過了怎樣一條路？本文試圖就此做一個總結。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去年的疫情：1月底，新冠病毒首次登陸德國；3月，第一波衝擊達到高潮；5月中旬，疫情在全國統一採取“停擺”措施後趨緩，並維持在一個可控水準上。
客觀而言，與歐洲其他國家比，德國第一波的抗疫還是相當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1）從開始覺得病毒離自己還很遠到周邊國家短期內出現恐怖疫情，德國人親歷了“輕視”和“驚恐”兩個階段。由於沒有可以完全照搬的抗疫“樣本”，安全意識超強的德國人採取“寧過勿怠”的抗疫措施——停擺，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2）疫情強衝擊之下，雖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內心嘀咕、不習慣戴口罩、甚至認為病毒並沒那麼可怕，但因為首次遇到這種情況，民眾還難以想象病毒會如此“頑強”、緊縮措施會持續這麼久，所以，他們開始時對政府的舉措還比較“樂觀”，也挺配合。
3）為避免立法機構（議會）商討對策過於冗長，德國在抗疫中啓動了所謂的“州長聯席會議”（Ministerpräsidentenkonferenz-MPK）這個“非正式”機制。該機制原本用於各州共同面對聯邦時協調各自立場，這次本意也是為了與聯邦協商措施時最大程度地維護各州自身的利益，但是，由於各州面對如此規模的疫情並無經驗可循，所以，它在第一波中與聯邦總理府會商時更多是“配合”與“聽從”，客觀上避免了“扯皮”現象，提高了抗疫效益。
4月9日，德國《時代》週報還發表深度文章，詳細介紹了州長聯席會議（圖片來源：報道截圖）
4）面對如此規模的疫情，缺乏經驗的行政部門比較認真聽取醫學專家們的意見，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了各州以及聯邦的決策程序；德國人普遍比較尊重“權威”，因此，學者們以各種方式向政府和民眾提供諮詢時收效不錯，科普工作比較成功。
5）不管是因為“無知無畏”，還是“眾志成城”，總之，面對第一波疫情，許多問題雖然已初顯端倪，但尚未影響全局，因而也就沒有徹底暴露出來。譬如，抗疫物資儲備方面“重視大件（急症牀位、呼吸機等）、輕視小件”（如口罩、防護服等）的現象；對抗疫的“持久性”、民眾的“承受力”、抗疫產生的財政壓力、法律後果以及協調複雜性等估計嚴重不足。
5月底6月初，隨着第一輪防控措施的奏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來，政府此時即便對疫情未來的發展不敢過於樂觀，也無法繼續要求民眾放棄個人權利和自由。就這樣，德國人開始到處旅遊度假，就像疫情不復存在一樣。
但病毒並未離開，只是在“等待”時機。日常生活恢復之時，也是病毒開始發動第二輪攻擊的時候。外出度假的德國人雖然心情大好，返回時卻帶回了新的感染源。隨着秋天的到來，病毒開始實施“秋後算賬”，第二波衝擊開始了。
與10月相比，11月全國感染人數從230000增至530000，死亡人數從960增至6150。面對這種局面，聯邦和各州從11月初開始不得不採取新的限制措施，但決策時瞻前顧後，優柔寡斷，搞了一個所謂的“軟方案”（Lockdown light），收效甚微。
結果，進入12月後，新的感染人數有增無減，升至675000，死亡人數甚至超過4月的最高紀錄（6500），達到17000。政府不得不趕緊“拉閘”，趕在聚會集中和頻繁的聖誕節前宣佈採取“硬核限制措施”（Harter Lockdown）。
但是，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馬上見效，所以，今年1月，德國的新感染人數高達50萬，死亡人數2.4萬。當時，日死亡人數超過1000的情況不在少數。
12月底的嚴厲措施，到2月才略顯效應：月新感染人數降至22.6萬，但死亡人數依然上萬。3月，死亡人數雖然降到一萬以下（6300），但新感染人數卻出現了反彈，高達36.6萬。
當時，變異的“英國版”病毒已在德國佔據上風。疫情由第二波幾乎無過渡地直接進入第三波，並一直處於某種“高危”狀態中。
在此過程中，“舊問題”開始漸漸凸顯：第一波中看似行之有效的辦法漸漸失去了效力，聯邦和各州給人留下的“合力”印象越來越靠不住。與此同時，“新問題”又接二連三地浮現出來：
1）從第一波開始，各級政府就反覆強調並保證採取各種措施保護老年羣體，但第二波中出現的高死亡率主要集中在養老院。這説明，政府並未兑現承諾，漏洞並未堵住，許諾的“增加測試”措施也未到位。結合政府其他一些沒有兑現的承諾（如快速測試等），輿論和民眾開始質疑政府的公信力和行動力。第一波中的德國政治新星、衞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威信鋭減。
2）德國的抗疫戰略始終以疫苗為基點，也就是説，所有的希望都壓在疫苗這一張“牌”上。疫苗投入市場併產生羣體免疫效果之前，所有措施只是“過渡性”和“維持性”的，目標是確保公共衞生系統不崩塌。因此，當德國美因茲的“生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 SE）與美國輝瑞率先研發出功效達95%的疫苗時，德國官民都很興奮。然而，接下來的疫苗採購工作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導致德國和歐盟在接種疫苗方面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美國、英國、以色列）。
3）屋漏偏逢連夜雨。由於歐盟採購疫苗的失誤，德國的疫苗本來就供不應求，圍繞阿斯利康的爭議還偏偏沒完沒了：開始時，德國疫苗委員會（Stiko）認為該疫苗臨牀數據不完整，因此不適用於65歲以上的羣體接種；3月初，隨着多個歐洲國家因腦血栓風險全面叫停阿斯利康，德國也暫時停止了該疫苗的接種，幾天後才又恢復。可恢復才兩週又出新狀況，有關部門這次告知公眾該疫苗只適用於60歲以上羣體。如此一波三折，不僅嚴重影響了阿斯利康的市場信譽，監管部門前後矛盾的説辭也讓公眾對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
4）媒體揭出政治家舞弊現象：執政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中有議員利用抗疫物資（口罩）短缺現象，在買賣之間牽線搭橋，從中牟利。這些醜聞影響惡劣，不僅給德國第二、三波抗疫本來就不佳的效果“雪上加霜”，而且也讓聯盟黨（Union）在兩個州選中遭受重創。
5）制定限制措施時，“進一步，退一步，甚至退兩步”；有些措施的“邏輯和意義”讓人難以理解；政治協商機制逐漸失靈，聯邦總理府與州長聯席會議形成的決議在具體落實中出現偏差，各行其是現象普遍，嚴重影響了聯席會議這個協調機制的威信和效益，為眼下聯邦和各州之間的“權力”之爭埋下伏筆。聯邦要求修改《感染保護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以此獲得更大的行政權力；各州的反應不一，有的支持這個意向，有的反對放權。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和輿論無法不質疑各級政府合力抗疫的意願和能力。
6）政界要麼難以形成統一意見，要麼在形成決議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的意見相互對立，有時還前後矛盾，第一波時曾有過的“向心力”不再；政府的決策時而被法院推翻；媒體的表現依然是“世人皆醉，唯我獨醒”，報道更多是“揭露”和“指責”，而非“凝聚”和“解惑”。這些都增加了抗疫的難度。
那麼，德國抗疫決策中為何會出現這種“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局面呢？根據筆者一年多來的觀察，這與以下幾個“矛盾現象”密不可分：
本國與歐盟
這對“矛盾”在此次抗疫中表現得相當突出，以採購疫苗為例：
當去年中旬疫苗有望投入市場的消息傳出後，德國衞生部長施帕恩立刻聯絡法國、意大利、荷蘭三國，有意一起“團購”，以期佔得先機。可是，當時正趕上德國準備接手下半年的歐盟“輪值主席”。為了不授人以柄，落下“老大率先搶疫苗”的罵名，默克爾聞訊後立刻叫停施帕恩，要求把購買疫苗的事務交給歐盟委員會去辦。據説（《圖片報》貌似有證據），默克爾還要施帕恩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寫信對率先購買的作法致歉。
一年前的施帕恩與馮德萊恩（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如果歐盟在後來的採購中表現好的話，默克爾這個“歐盟優先”的作法不僅不會受到詬病，還會獲得國內和歐盟的一致好評。可是，歐盟的採購策略非常糟糕，直接導致現在“供不應求”的不堪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默克爾的“顧全大局”演變成了“喪權辱國”，引起了不少國民的不滿。
歐盟政治一體化雖然陷入僵局，但各成員國在制定政策時卻又無法對這個政治實體的存在視而不見。德國的處境更加微妙：鑑於歷史原因，德國的任何特立獨行都有可能引發鄰國對“歷史重演”的警覺，所以，德國政府説什麼做什麼都特別顧忌這點。而這恰恰又成為國內極右民粹勢力攻擊默克爾政府的有力武器。
聯邦與各州
眾所周知，德國是聯邦制。在此次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這個“德國模式”經受住了各種危機考驗，且相當成功，所以招徠過不少的“羨慕嫉妒恨”。可是，病毒無國界，更無州界。如此規模的病毒流行，令德國現行的政體架構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抗疫需要政府部門作出跨州的迅速反應，可公共衞生與教育、文化、警務等領域一樣，主要是州事務，聯邦授權有限，干預的可能不大。
為了解決這個憲法“漏洞”，“州長聯席會議”這個非正式機制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與聯邦政府一起，共同協調並制定抗疫措施。
第一波疫情出現時，大家都有點“懵”，各州不願也無力單獨出頭，自行解決，所以願意拿聯邦當“主心骨”，這才形成了“抱團合力”的團結局面；第一波之後，德國的抗疫效果不錯，各州的表現雖然參差不齊，但都感覺良好，認為已積攢了足夠的經驗，自然不會再樂於讓聯邦單獨收穫政績紅利。畢竟，各州政府的政治光譜不同，首先要面對的是本州的選民。
就這樣，“聯席會議”雖然照常定期舉行，也形成各種決議，但每次會商的時間越來越長，達成一致越來越艱難，會議經常開至深夜。原因不言而喻：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政治權衡（輿論、經濟、黨爭等因素）非常明顯。這樣“博弈”出來的決議必定是妥協後的結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顧各方，實質不痛不癢，收效甚微。
就這樣，限制措施“down”到現在，病毒照舊在泛濫。民眾被限制得精疲力盡，雖然還在勉強配合，但已怨氣滔天，漸漸失去耐心。
個人與集體
第一波疫情時，民眾在聽聞中國的“封城”，隨後眼見意大利軍車運屍體的場景後，保護意識是起來了，但大家對限制措施到底意味着什麼並不十分清楚，所以，面對政府出台的第一批強限制措施，民眾雖然不習慣，但還是遵從和配合的。
第一波之後，人們真正體會到，什麼是擔心採購不到東西后的緊張，什麼是學校幼兒園關閉後自己數週在家帶孩子的滋味，什麼是聚會娛樂場所被關閉後無處消遣帶來的苦惱和煩躁，公共場合必須配戴口罩意味着什麼，出行受限帶來什麼樣的不便，包括度假旅遊等個人自由無法盡情享受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個人權利被“過度”剝奪後會造成何種憤怒和不滿。
總之，自由的價值只有當它失去後才能體會到。因此，去年夏天恢復“自由”後，政府面對再次嚴重的疫情又要實行限制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西方的自由首先是指私權。個人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這是憲法賦予的。在“集體利益”與“個人自由”出現矛盾時，有素質的人（大部分德國人）會顧念到大家的利益，自覺約束個人行為或遵從政府的規定，但有些人還是會堅持自己的權利。因此，疫情期間，告政府措施不當的案件不少，法院推翻政府決定的案例也時有發生。
少數與多數
德國是個民主社會，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在選舉中可以通過選票來體現，可在抗疫中，“少數服從多數”變得難以實現。
以“限制措施”為例：多次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民眾都支持“短時間，強限制”這樣的抗疫方案，即通過限制更多的個人自由，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將病毒傳播壓縮到可控範圍內，然後再談開放解禁。
但是，小部分人，主要是“陰謀論”的信眾、極端主義者等，不相信也不願意遵從政府的措施，他們上街抗議遊行，提出“保護個人自由”等口號。新聞媒體對這類“吸引眼球”和有“轟動效應”的事件比較關注，給予的報道篇幅頗多，造成“他們才是主流”的假象，
加上德國又沒有進行“公投”的政治傳統，所以，少數人的訴求被過度強化，而代表默默無聞的大部分人的想法（真正的民意）卻被忽視了。
這個現象帶來的副作用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誰動靜鬧得大，誰就會受到重視”。疫情期間，那些始終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的售貨員和醫護人員雖然一度被譽為“真正的英雄”，多方呼籲應該為這羣人漲工資，但事後真正落實的情況據説並不讓人滿意。為何？因為他們太“沉默”。
經濟利益與社會公正
防疫措施不僅限制了公民的個人自由，還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企業的運轉和店鋪的營業。數月來，除了去年夏天幾個月裏曾部分開放之外，酒店、餐飲業、文化設施、健身房、理髮店、零售業等非超市及生活必需品的商家一直無法開張，損失嚴重。
很多行會認為政府的措施不公平，有的實體賺得缽滿盆滿，有的入不敷出，還有的血本無歸；行業之間的互助精神嚴重缺失。關鍵是，這些實體運行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成千上萬個員工的飯碗，而這些員工後面又是一個個靠他們工資生活的家庭。
如何做到顧及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社會公正？這是政府的一大難題。
這次德國投入大量紓困資金，但由於人為錯誤和技術障礙，很多受損的個人和實體很晚或至今都未得到該得的資金援助。倒是一些犯罪個人和團伙趁火打劫、非法騙取政府補助的案例層出不窮。
政治正確與反智言論
“政治正確”本來是文明社會的一種進步，旨在保護社會某些羣體、特別是弱勢羣體的利益。為此，德國媒體在《自律守則》（Pressekodex）中規定，報道中應隱去涉及當事人身份、種族等個人信息，以避免引起偏見和歧視。美國的亞裔因新冠病毒而受到歧視和襲擊，就是歧視性報道以及官方或政客煽動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正確”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如果“政治正確”演變成某種代表正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就會導致另一些問題的出現，譬如，不同意見和少數意見受到排擠和羣毆，新的偏見和成見得以強化。
“陰謀論”和反智言論的盛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化的結果之一。感覺被排擠和被壓制的一些人就會牴觸和反感主流觀念，寧願採信種種“陰謀論”。同時，“政治正確”在堅信自己代表“正確”的時候，也在製造新的“成見、偏見和不公平”。
以疫苗問題為例：世衞組織（WHO）總幹事譚德賽日前表示，全球疫苗分配不平衡的現象依然令人震驚，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接種了超過87%的疫苗，而低收入國家只接種了0.2%的疫苗。
誰應該對這樣的局面負責？這恐怕是個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西方媒體不關注這個不公平現象，卻盯着哪些國家使用了中國疫苗。
歐洲一些國家因為歐盟採購疫苗不力而求助中方，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因為疫苗被富國幾乎壟斷而請求中國提供，這被西方媒體説成中國在搞“疫苗外交”。如果中方對這些求援聲音置若罔聞，恐怕又會被這些媒體批成“自私自利”“冷酷無情”。
“政治正確”一旦意識形態化，就會背離原先的“大同普世”“人皆平等”的初心，產生新的“分別心”。譬如，德國媒體在提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抗疫的成功經驗時，首推韓國、台灣地區和新加坡。按理説，那裏的抗疫措施中也含有不符合德國觀念的一些做法（手機跟蹤中的個人隱私問題等）；更何況，這三個國家和地區的島嶼或半島特性以及面積大小對德國毫無借鑑性，那裏封鎖起來要比德國容易得多。可德國為何偏偏青睞它們而回避或排斥“中國模式”呢？很明顯是意識形態的分別。
這種“姓社姓資”的“陣營意識”到頭來對中國毫無損害，耽誤的卻是西方本身的抗疫成效。再譬如，德國一直排斥俄羅斯的疫苗（原因不言而喻），如今，德國疫苗供不應求了，加上第三波疫情大有失控的危險，所以，衞生部長施帕恩轉而表示願意引進俄羅斯疫苗，前提當然是該疫苗獲得歐盟藥檢部門的批准。巴伐利亞州和梅前州也已經預訂了Sputnik V疫苗。
風險與擔當
整個疫情期間，德國除若干國會議員因 “發國難財” （在黨內和輿論的壓力之下）引咎辭職外，沒有一個官員因為擔責而下台。
是這裏的抗疫沒有漏洞？是沒有出現過任何人為錯誤？都不是。按照德國的體制，因醜聞下台的官員有，但因瀆職下台的卻寥寥無幾。這導致官員們為了保住烏紗帽而失去擔當的勇氣和意識。
這次抗疫過程中，許多機構和人名經常會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有些是大家熟知的，譬如各級政府和公共衞生機構，還有大學醫院、病毒學、心理學等各相關領域的專家，當然還有各種輿論媒體和各級法院等。
有些則是鮮為人知的，譬如“倫理委員會”（Ethikrat）。該機構平常很少進入公眾的視野，即便出現也不為人關注。其實它非常重要，相當於“不是法院的法院”。政府遇到專業問題會請教各方面的專家，若專家遇到難題，就會向“倫理委員會”諮詢。有難題，問倫理。它的作用和影響力尤其在政府和專家很難決策或左右為難時更加明顯。
一方面，德國這種機制分攤了風險，能在各有所長的基礎上集思廣益；另一方面，民主的傳統和氛圍又導致“七嘴八舌”和“莫衷一是”的現象。
疫情期間的一個常態是，政府一個政策剛出籠，各種反對意見即隨之而來；某個專家剛提出一個建議，立刻就會有其他專家的反對意見面世；聯盟黨剛就某事作出表態，聯合政府的另一夥伴社民黨常會提出反對意見，議會的其他反對黨更是有各種表述；媒體作為“第四權”似乎是永遠的反對派和有理者，眼睛只看“負面的”，這個世界似乎就沒有高興的事兒，手永遠指向別人，自省能力幾無。
面對德國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各種“亂象”，人們自然會問：究竟誰在領導德國的抗疫？
目前，德國的疫情走向不明。各類數據似乎證明，一段時間以來的緊縮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還非常不穩定。因此，掌握更多信息的專家們反覆指出德國正處在“高危”階段，特別是接下來幾周，醫院的救治能力將臨近或超過極限，後果堪憂。
今年將要告別政壇的默克爾總理對德國目前的抗疫狀態非常不滿，對“諸侯大員”各行其是的作法漸漸失去耐心。兩週前，她公開點名批評北威州州長、聯盟黨總理熱門候選人之一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威脅”將繞過聯席會議、通過聯邦議會增修《感染保護法》來收攏權力，逼迫各州在抗疫問題上向聯邦放權。她提出的理由很簡單：我就職時曾宣誓要保護德國的整體利益，所以不能對眼下的危險視而不見或無所作為。
默克爾發出警告後，各州反應不一：有的表示理解和支持（巴伐利亞州長、聯盟黨另一位總理熱門候選人索德爾），有的表示反對（社民黨主政的一些州），有的開始轉向，向默克爾靠攏（如拉舍特），有的沉默以對，有的則堅持己見（如薩爾州長漢斯）。
本來要在本週一（4月12日）舉行的聯席會議已告吹。上週五（4月9日）早上有消息傳出：總理默克爾、社民黨籍的財長兼副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以及柏林市長繆勒（Michael Müller）和巴伐利亞州長馬庫斯·索德爾（Markus Söder）這兩位“州長聯席會議”的召集人開了個“四人會議”，對今後如何操作似乎達成了一致。有跡象表明，默克爾的“曲線收權”方案最終或將佔據上風，即通過議會立法的形式來制定適用於全國的抗疫措施。
這意味着，新一輪的“硬核限制措施” 不久將出台；更重要的是，抗疫的決策程序或將出現重大變化，一年多以來最高決策機構（“州長聯席會議”）的權力很有可能將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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