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中國，是時候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者”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美國總統拜登宣佈邀請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40位世界領袖，參加將於4月22日至23日舉行的全球氣候變化峯會。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選擇在峯會前訪華，與中方就中美氣候合作交換意見。
拜登此前就已宣佈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以下簡稱《巴黎協定》）。他發起這份全球倡議表明了兩件事：首先，一個值得歡迎的變化是，全球輿論壓力迫使美國推翻特朗普的氣候變化政策——否認氣候變化威脅，重新回到聽取科學建議的軌道上來；其次，鑑於中國在這一全球廣泛關注的議題上發聲所收穫的巨大影響力，尤其是在習近平去年在聯大就氣候變化發表的重要講話贏得世界廣泛讚譽後，美國不想讓中國一家獨美，希望藉此機會重新獲得國際輿論領導地位。
拜登上台後簽署了一系列和氣候變化相關的法案（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特朗普“拆台”，中國成為世界氣候危機的“破局者”
雖然拜登勝選後旋即提名前國務卿克里擔任“總統氣候問題特使”，是美國首次設立這一職位，然而美國推翻特朗普的氣候變化政策，算不上特別及時。科學分析顯而易見：未來五年，對於能否確保人類擁有一個安全而繁榮的明天至關重要——如果在此期間未採取足夠的行動，全球氣温比工業化前升高1.5℃將不可避免，這對人類來説將是災難性的結果。
今年，所有國家必須於11月在英國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之前，向《巴黎協定》提交提高未來10年減排份額承諾的最後期限。如果這個最後期限未能落實，那麼全球氣温升高1.5℃將不可避免, 世界將失去實現《巴黎協定》規定的1.5℃温控目標的機會，可能也無法按時完成全球碳排放量每年減少7.6%，到2030年減少一半的目標。
除此以外，全球融資和投資應果斷轉向支持綠色發展，遠離化石燃料，以避免將使全球氣温升高1.5℃的新的化石燃料項目出現碳排放鎖定效應，並確保發展中國家得到公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全球合作絕不能因為美國處於冷戰思維並想方設法分化那些支持氣候行動的國家而受到破壞。基於以上三點問題，中國在環境領域能否扮演好領導角色，對中國自身乃至世界起着決定性作用。
面臨災難性氣候變化的威脅，國際社會在這一年和今後數年能否有所作為？儘管國際社會已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拖，但這十年的全球預期展望和行動計劃仍遠遠達不到要求，特別是那些承擔着應對氣候變化歷史責任的國家。除非各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召開之前大幅提高2030年減排份額和有效落實10年減排計劃，否則全球升温將超過3℃。
中國對碳中和作出承諾（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去年10月，習近平在聯大宣佈，中國將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並將碳排放峯值時間從“2030年左右”改為“2030年前”，這引發了世界大多數最大經濟體和碳排放大國的一連串積極響應。這是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國際氣候合作首次出現積極的勢頭，因為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全球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合作，因為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威脅而受到破壞。《外交政策》雜誌並非一家支持中國的媒體，但它在談到中國的最新氣候承諾時指出“就憑這短短的兩句話，中國領導人可能已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未來前景。”——這並非誇大其詞。
緊隨中國，韓國、日本相繼承諾到2050年實現零碳排放。歐盟計劃提高2030年減排目標，並宣佈將其總預算的30%用於支持氣候行動。拜登一上台就推翻了特朗普的氣候變化政策，重新加入《巴黎協定》，承諾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以及將在今年設定一個新的有所上調的2030年減排目標，並將投入1.7萬億美元用於氣候行動計劃。在中國的引領下，已多年停滯不前的國際氣候合作總算看到了積極的勢頭。
“碳預算”幾乎用盡，實現排放目標不容樂觀
但要解決人類的這一共同威脅，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佔世界總排放量五分之四的二十國集團(G20)多數成員國，現在均制定了到本世紀中期的減排目標，但未來五到十年至關重要。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的整體減排力度須在現有水平上至少提升三倍，否則本世紀末全球升温將超過3℃。
在這十年的剩餘時間裏，全球碳排放量每年需減少7.6%，到2030年減少一半，這樣才有50%的機會將全球温升控制在1.5℃。這意味着，到2030年，西方國家的排放量將降低65-85%，大大高於目前討論的水平。根據計算，這要求中國在2025年達到碳排放峯值。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和其他18家中國研究機構最近聯合發佈的《中國低碳發展戰略及轉型路徑》報告指出：“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前後達到峯值，約為105億噸左右。”——這需要隨後大幅減少排放量。全球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功取決於所有國家能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重大支持，使它們能夠走上綠色發展道路，而其他國家則要確保到2030年之前，有限的全球碳預算不會用完——這就需要國際交流。要讓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機會大於用擲硬幣決定勝負的機會，這十年就必須大幅提高全球減排力度。雖然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碳排放量在2020年暫時下降，但隨着各國經濟復甦，預計排放量將有所反彈，尤其是因為許多國家的經濟刺激方案迄今為止基本上錯過了支持綠色復甦的機會。
時間如此緊湊，是因為在工業革命將近兩個世紀之後，全球“碳預算”——在全球温升控制在1.5℃之前，大氣中安全的碳含量——已幾乎用盡。如果全球温室氣體排放量繼續以目前的速度增長，那麼全球碳預算將只夠用7年。現在，每一年都很重要，每一年的拖延都將使任務完成更加艱鉅。如果全球排放量到2025年才開始下降，若要實現1.5℃目標每年須減少27％的排放量，但這樣的排放力度無法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
全球温升控制在1.5℃和2℃，聽起來好像差別不大，但事實上兩者帶來的影響大相徑庭：前者代表的是繁榮富足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後者則代表的是悲慘的未來——世界大部分地區將受到糧食和水資源短缺威脅，經常遭受氣候引起的極端天氣事件和不斷升高的疾病風險，遭受更頻繁的疫情。鑑於此，中國明智地將發展道路轉向建設生態文明，正在獲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並在這方面為其他國家樹立了一個典型。
但這並不意味着全球温升控制在1.5℃就是安全的。自2000年以來，隨着全球氣温比工業化前平均水平高出1.2℃，已經有近50萬人死於與氣候有關的極端天氣事件。以淡水為水源的喜馬拉雅冰川已經開始融化，這些冰川為長江、黃河和其他國家的河流提供水源。但通過將全球温升控制在1.5℃，或許能夠避免引發人類無法控制觸發氣温進一步升高的氣候事件（如北極冰川和西伯利亞永久凍土層解凍融化，又或者是日益頻繁的山火），並且應該能夠避免未來氣候對我們的影響。
全球氣温升高2℃對人類發展的影響要大得多。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數據，如果全球氣温升高2℃，多達數億人將面臨與氣候有關的風險和貧困；如果全球氣温升高3℃，影響更為嚴重。舉一個例子，在全球氣温分別升高1.5℃、2℃、3℃的情況下，受熱浪襲擊影響的人數將會分別為39億、59億、79億。這還會減少耕地數量。全球受作物減產影響的人口數量將增加10倍——從全球氣温升高1.5℃時的3500萬人升至全球氣温升高2℃時的3.62億人。在全球氣温升高3℃時，受影響的人數更將升至18億人。這樣的氣候影響也將會對中國造成壓力。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在聯大號召“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完全正確的，也因此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當時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威脅。拜登呼籲召開全球氣候變化峯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抵消特朗普政府所作所為嚴重損害美國全球領導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且試圖蓋過習近平在聯大講話後中國所獲得的聲望。
作為優勢方，發達國家做得遠遠不夠
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未能對氣候變化採取足夠的行動，儘管它們對目前大氣中的大部分碳排放負有歷史責任。那些在19世紀工業革命後發展起來並受益於化石燃料無限利用的國家，應該首先以最快的速度減少排放。為了實現減排的公平份額，到2030年，美國應削減85%的排放量，歐盟應至少削減65%的排放量。儘管西方國家最近有一些積極的舉措，特別是歐盟和美國均增加了綠色投資，但這還遠遠不夠。
位於美國羚羊谷的火力發電站（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歷史總量來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累計碳排放量主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極高，每年人均排放量為17噸，是中國或歐洲居民的2.5倍，是印度居民的8倍。令人欣喜的是，自2005年達到峯值以來，美國的碳排放量下降了14%。這主要是由於煤炭使用量的減少和可再生電力的增加。但與此同時，奧巴馬和特朗普執政時期，水力壓裂法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的熱潮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國。而令人擔憂的是，這就導致了過去10年美國甲烷排放量不斷上升，而甲烷是一種比二氧化碳更為有效但壽命更短的温室氣體。
拜登現在正尋求重新確立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地位。他的第一批動作之一是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撤銷了備受爭議的Keystone XL輸油管道建設許可。拜登已經信誓旦旦地承諾，到2035年實現100%的非化石燃料的清潔發電，以及如果得到美國國會允可，他還將推出一份1.7萬億美元的清潔能源計劃。但他是否會解決水力壓裂法和油氣生產問題尚有待觀察，畢竟上述產業正享受着205億美元的州政府補貼。
檢驗拜登氣候變化政策的第一個關鍵，是看重回《巴黎協定》的美國將提交怎樣一份新版的2030年減排承諾。拜登很可能在4月召開的領導人峯會時宣佈這一數據，華盛頓內部人士建議上報削減45%的排放量。雖然這對當時雄心雄心勃勃的奧巴馬來説是一大進步，但這仍然遠遠低於全球氣温升高控制在1.5℃內美國本該承擔的公平份額。根據計算，美國的減排份額在75%至87%之間。如果減排幅度在40%至50%之間，那麼到2030年，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將達到8噸——高於中國和歐盟目前的水平，幾乎是全球平均水平（4.8噸）的兩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建議，到2030年，全球人均碳排放量需要達到2.3噸。
作為世界第三大碳排放來源地，歐盟的記錄要好於美國，但其目標仍需提高。在過去20年裏，由於煤炭使用量的下降和可再生能源的增加，歐盟總排放量下降了24%，人均排放量從12噸降至8噸。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十年來的緊縮政策導致綠色投資有所下降，因為各國政府在技術成熟之前就削減了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過去6個月，隨着歐盟尋求力推“綠色協議”和綠色復甦，人們越來越關注氣候問題——承諾30%的預算將支持氣候行動，並將2030年温室氣體減排目標從40%提高為55%（與1990年的水平相比）。但這仍然低於全球氣温升高控制在1.5℃內歐盟本該承擔的最低公平份額（65%）。
將主辦今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英國，情況正好相反。它設定的2030年減排目標（削減68%的碳排放量）更高，卻沒有相應的政策或資金來實現這一目標，而且最近還因為批准了新的污染化石燃料項目違背其氣候目標而受到批評。到目前為止，保守黨政府為化石燃料發電發放的補貼是清潔能源所享受到的兩倍多，其最近還取消了支持能源效率的綠色家園補助。
美國和歐盟均承諾增加清潔能源支出，可謂意義重大。聯合國最近的一項重要研究發現，到2030年，綠色復甦預計將使碳排放量減少25%。但迄今為止，全球所有與疫情有關的復甦支出中，只有12%的支出被直接用於支持低碳產業。如果今年要完成碳排放量削減7.6%的任務，扶持低碳產業必須成為重中之重。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驅動力”
鑑於西方在減排方面的作用，中國領導層能否有所作為，進而起到決定性作用呢？首先，這是客觀需要。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陸國家，中國躋身“淨零經濟體”將對全球產生深遠影響。中國的排放量在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加，儘管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但累計碳排放量只有美國的一半，現在的碳排放量則佔世界總量的31%亦或是25%到28%之間（數據之所以有輕微差別取決於核算方法）。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目前已達到西歐的低端水平，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碳預算空間如此之小，未來5-10年中國、美國和歐盟這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和碳排放國的所作所為，將對全人類至關重要。
其次，除了國內政策的效果外，中國領導層還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思路。習近平公佈中國長期氣候目標的講話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如果中國能夠制定出一份雄心勃勃的應對氣候變化藍圖，幫助世界守住1.5℃控温線，進而到2025年達到碳排放峯值，採取措施限制煤炭產量、實現關鍵經濟部門脱碳，同時實現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發展，這無疑將對世界輿論產生巨大影響。
這不僅會激勵世界，而且會產生變革性的影響——這將有助於引導全球產業投資從建築行業轉型到農業，進而支持全球經濟加速綠色轉型，就像中國在太陽能和電動汽車電池領域所做的一樣。“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一些項目執行比當地要求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就如中國最近在孟加拉國所做的一樣。
建設綠色“絲綢之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與西方國家發展模式不同的是，現階段要同時實現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經沒有了高碳和低碳兩種模式的選擇。世界繼續採取高碳經濟發展模式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破壞和阻礙經濟發展，導致更多人陷入貧窮艱苦的生活。中國可以為那些苦於西方國家未能兑現資助承諾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綠色經濟的資金幫助，這些國家往往因為西方國家未能兑現他們的經濟幫助承諾而陷入困難，確保國際社會對煤炭融資的擔憂不會損害“一帶一路”的聲譽。
這有助於克服全球氣候變化合作的障礙。把中國描繪成“氣候惡棍”無濟於事，只有制定明確的減排和煤炭峯值計劃才能守住1.5℃控温線。這就需要西方與中國以及發展中國家達成統一陣線，科學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氣候變化合作停滯不前長達四年，今年全球正將注意力集中將11月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及《巴黎協定》是否會提高2030減排目標。這不僅體現在國家層面，也體現在公眾輿論層面，公眾輿論現在壓倒性地支持強化氣候行動。全球三分之二的人現在視氣候變化為緊急危機。這樣的背景有利於中國與國際社會展開氣候合作。
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與中國合作面臨國際和國內雙重壓力，但與其他問題相比，中美在氣候這一問題上的合作是相對阻力最小的。美國氣候特使、前國務卿克里近來訪問歐盟，勸説他們在國際氣候問題上與美國結盟，並促成美國和歐盟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呼籲“與其他全球夥伴合作……特別是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合作”。歐盟和中國近年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交流顯著增多，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則缺乏與中國溝通 。一個積極的現象是，歐盟一直熱衷於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合作。這與克里和英國外長阿洛克·夏爾馬發表的聯合聲明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沒有提及合作，而是呼籲其他國家“團結起來”。
在國內，美國也面臨着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的壓力。根據2021年2月的民意調查，與在其他問題上敵視中國不同，大多數（5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問題，55%的美國人還認為兩國應該共同出台一個綠色刺激方案，以助兩國同時從疫情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中復甦。
不過，歐盟執行副主席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強調，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之前，美國和歐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很有必要，因為這將有助於“説服世界上其他主要參與者做正確的事”。事實上，讓美國和歐盟提振雄心，兑現拖延已久的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融資的承諾，才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拜登對特朗普聽任美國在“未來的清潔能源競賽”中“落後”中國之舉非常擔憂，中國在發展清潔能源和低碳新技術方面的優勢可以在幫助發展中國家中發揮作用。美國和歐盟今年將提交新的減排承諾——美國預計將在4月底之前提交《巴黎協定》規定的國家自主貢獻（NDC），歐盟則預計將在6月提交升級後的國家自主貢獻——將2030年温室氣體減排目標提高至55%。中國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公平分擔原則的基礎上，為確保守住1.5℃控温線所採取的舉措，無疑將有助於對這一交流產生積極影響。
美國借氣候問題發難不得人心
在這種大勢之下，氣候變化問題不可避免地與美國挑起對華新輪冷戰的企圖聯繫在一起，與之相連的還有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和西方對華動作。
這包括中國和西方進步環保運動勢力之間客觀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這些勢力希望自己的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更遠大的雄心，以期擁有一個安全的未來，而未來能否如他們所願發展則取決於能否控制氣候變化。
自2018年以來，全球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為了未來的星期五”運動——這是西方規模最大的環保運動，呼籲各國政府正確認識並應對氣候變化。2019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峯會召開期間，163個國家的400萬人走上街頭。雖然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這一運動的參與人數受到限制，但過去數年這一運動在公眾輿論中所產生的影響並未消失。根據2021年1月公佈的一份針對50多個國家的全球民調，全球64%的人認為氣候變化是對人類的嚴重威脅，是緊急情況；在美國，65%的人認為全球現已進入氣候緊急狀態；在德國、西班牙和法國，超過70%的人相信這一點；在英國和意大利，81%的人也持同樣的觀點。
西方新的氣候運動關注的焦點是他們的政府能否拿出幹實事的勁頭來應對氣候變化。由於對長期目標與短期政策相沖突感到失望，他們打出“不要空洞的承諾”的口號，並呼籲各國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年度減排目標。
已經有人試圖用侵犯人權或壓制民主的虛偽指控，將西方的這一運動與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割裂開來。美國就曾用這樣的花招，對付過進步運動勢力和尋求與中國交好的勢力。這樣的情況去年也曾在玻利維亞上演：在2019年美國主導的針對民選總統和全球氣候領袖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政變前夕，有關土著居民針對莫拉萊斯的大規模環保示威抗議的虛假信息被用來軟化西方輿論，以換取他們對政變的支持。
令人遺憾的是，西方部分氣候運動組織也人云亦云地傳播這些虛假信息。抗議活動原來是由反對莫拉萊斯政府的土改法的農業企業組織的分裂主義抗議活動。這場反民主的親美運動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打破中國作為玻利維亞開發鋰礦牀主要合作伙伴的地位——鋰是電動汽車電池和許多其他設備的重要原料。但是玻利維亞人民隨後挫敗了這一反動運動的圖謀，促使莫拉萊斯的公開支持者路易斯·阿爾塞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新的選舉。
西方環保運動的其他成員則對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缺乏瞭解。從人均GDP分別為6.5萬美元和3.5萬美元的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角度來看，通過發展經濟來提高生活水平並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是應將現有的經濟活動轉向更具社會生產力和環境安全性的綠色經濟發展。但從人均GDP分別為8000美元和不到2000美元的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南亞或非洲等發展中經濟體的世界絕大多數人口角度來看，在經濟增長是迫在眉睫的——而有了適當的技術和政策，完全有可能幫助他們實現“綠色增長”。
然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在氣候變化，特別是清潔能源方面的領導作用。例如，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中國項目創始人、《中國是否能拯救地球?》一書的作者巴爾巴拉·菲娜莫爾（Barbara Finamore）認為，作為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資者、生產者和消費者，中國在清潔技術領域領先世界。她還正確地指出：“中國在兑現氣候承諾方面有一系列良好的記錄，不僅信守諾言而且樂於奉獻。”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地球之友、350.org、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行動網絡（一個非政府傘狀氣候組織）等大多數總部設在西方的全球重要環保組織，都認同發展中國家負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概念，也承認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和當前經濟發展、促進合作方面所作的貢獻。
綜上所述，拜登呼籲在4月22日召開全球氣候變化峯會，不僅關乎氣候變化問題，而且也關乎全球地緣政治。從人類生存角度來看，將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問題至關重要。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言行一致，這是促進世界各地重要運動達成統一陣線組織的最佳機會，這些運動組織與中國的共同目標是應對氣候緊急狀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中國鞏固其在氣候方面的領導地位，也使美國依然感受到來自其國際盟友和國內的壓力，促使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與中國展開合作，並在未來五年內採取更多行動，用行動履行自己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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