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塔·德弗朗茨：抵制奧運會的行動只會傷害到運動員

【文/安妮塔·德弗朗茨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從英國政界人士到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Nikki Haley），有一大批人最近在呼籲本國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他們認為，鑑於中國政府的行為，他們國家的運動員不應參加此次冬奧會。

就在他們把奧運會當作政治工具之時，40年前那次類似行動的噪音又惱人地迴響在了我的耳邊。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威脅美國將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刻。我是466名美國參賽運動員中的一員，我們能否參賽始終懸而未決。多年來，我們一直圍繞着此次奧運會來組織自己的生活。對我而言，這意味着我要在賽艇訓練和全職工作間保持平衡。我會在天亮前起牀，訓練，然後開始自己的律師工作。為了成為一名奧運冠軍，所有這些犧牲都是值得的。

40年前本文作者接受媒體採訪，反對抵制莫斯科奧運會 圖片來源：資料圖

但在1980年初，國際政治毀掉了這次機會。我當時感到既震驚又困惑。震驚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會發生這樣的事；困惑是因為我不理解自己參賽與否能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種困惑不是沒來由的。蘇聯對卡特的威脅置之不理，於是美國和其它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運動員和我在內的多國運動員，退出了此次奧運會，我錯過了這次賽事。

在經歷過那次抵制行動後，我希望在未來不會再有奧運選手需要面對另一次這樣的行動。歷史能證明：蘇聯軍隊在阿富汗又呆了10年，為了報復美國的抵制行動，蘇聯和其它13個國家拒絕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全世界從抵制行動中一無所獲，而這次行動卻對我國運動員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例如，伊芙琳•阿什福德（Evelyn Ashford）是美國田徑史上速度最快的運動員之一，也是最有可能在1980年贏得多枚金牌的運動員之一。這次抵制行動使她深受打擊。她當時説：“對此次抵制行動的最佳形容方式是，我覺得自己的靈魂好像被扯出了體外。”

類似的故事不計其數。對任何想抵制奧運會的人來説，請記住這一點：因為每四年才舉辦一次，所以奧運會不同於地球上的任何其它體育賽事。運動員不一定有第二次參賽機會。在接受訓練準備參加1980年比賽的466名美國人中，有200多人沒能參加下一屆奧運會。

當美國奧委會投票同意實施卡特呼籲發起的抵制行動時，一些運動員發出了抗議，我還組織發起了一場訴訟行動。我收到過死亡威脅和仇恨郵件，還有人説我不愛國。我們輸掉了官司，但批評我們的人後來卻改變了態度。這些年來，眾多政府官員向我表達了遺憾之意，有些官員甚至還向我道了歉。

去年，美國奧委會也表達了悔恨的意思。奧委會主席莎拉•赫什蘭（Sarah Hirshland）寫道：“事後看來，很明顯，不派代表團去莫斯科的決定對當時的全球政治形勢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反而只對你們造成了傷害。”我和其它運動員更喜歡在1980年參加比賽，而不是在2020年收到別人的懺悔。儘管如此，這些話仍然是一種承認——我們當時被奪去了什麼；同時也是一次提醒——我們現在正面臨着怎樣的風險。

此次疫情已經使東京奧運會延遲舉辦，並且仍將對北京冬奧會造成影響。運動員不得不重新安排他們的生活和訓練，而這種不確定性使運動員、他們的教練和家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此之外，他們不應該成為政治棋子。那些為參加2022年北京奧運會而訓練的人贏得了代表他們國家參賽的權利。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這一權利，我們必須支持他們和尊重他們為此作出的犧牲。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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