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中俄關系不結盟和不封頂，這兩種説法並不對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紹雷】
談到俄羅斯，我經常用“俄羅斯現象”這個説法，它指的不僅是一個國家，也是一種文明、一種選擇，這裏面所藴藏的內涵，實在太豐富了。
中俄兩國，我覺得還是這句話：“和而不同”。我們不能都搞一個模式、一種觀念、一種意識形態，現在已完全不是這個情況了。我們主張“和而不同”，追求的是一個多樣化社會下的包容與廣譜的選擇，這是一種生活狀態。這也恰恰是我們一直在批評西方邏輯的原因——以意識形態劃線，搞排他性的拉幫結派。所以，究竟哪一種思想模式更合適呢？為什麼選擇“和而不同”？因為我們當前面臨的是一個多樣化世界。
研究俄國問題有時候爭議太大，有些事情鬧不清楚，經常會有激烈地辯論。但另一方面，這對我們更有幫助，“非規範”的俄羅斯現象使得我們在看待世界時，保持了多樣性和複雜性，得到不少啓發。
回想我個人的求學歷程，其實當年選擇的不是這個專業。我是“77屆”，也是被改革大潮席捲進來。在大學唸書時，與志趣相投的同學們成立了一個蘇聯東歐問題研究小組。改革剛起步時，實際上大量的信息和動力來自蘇聯東歐。沒想到這一搞，就是40多年。今天聽了幾位老師的發言很有收穫，平時我們在學校的工作都非常緊張，今天藉助觀學院這個平台，也得到交流，受益匪淺。
比如，張昕老師（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談到前蘇聯空間變化，關於俄羅斯處理周邊問題的方式，他的説法我非常同意，一方面俄羅斯仍在全球安兵佈陣，但另一方面周邊動盪起來了，怎麼應對？如果以當年前蘇聯方式去處理，周邊國家根本就不理你，更不能用一種帝國方式。
2014年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代表簽署條約，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將以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羅斯。圖自克里姆林宮網站
其實，烏克蘭危機之後，最近幾年俄羅斯內部有很多反思和辯論。很多俄羅斯一流的專家，比如，像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費德羅·盧基揚諾夫都參與了。有的認為，俄羅斯都做對了；而有的則認為，還有很多做法值得反思。
大家知道，俄羅斯朋友很多都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種風格，知識分子式的掏心挖肺地自我批評，這是他們的一種生活與文化方式。這種反思，也帶來了俄國今天處理問題時的彈性。
“前蘇聯空間”真的會完全消失嗎？張昕用的詞很好——“剛剛開始”。比如，季默菲也·博爾達切夫就提出，除了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不能動，在其他地方，俄羅斯不能再用有限的國內資源去做無謂的投放。可見，俄羅斯在處理周邊問題時，經過痛苦的反思後，有了新的探索。
包括曲文軼（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中心教授）老師講到的“帶盟”對接問題，有人曾經説過，俄羅斯是一帶一路倡議中最重要的國家，但遺憾的是，實際操作起來又碰到困難。
首先，這是一個地緣經濟空間，俄羅斯希望能夠保存。中國大量商品進去以後，他們本國的產業會面臨挑戰。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將心比心，做好預先評估。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如果空間被封閉後，產業起不來，又該怎麼辦？我們也是好心好意。所以，雙方如何找到一個能夠對接的切入點和路徑，這很重要。
其實，除了能源，還有農業。曾任葉利欽時期的經濟部長，是葉利欽總統諮詢中心主任葉甫蓋尼·雅辛博士，現在已經80多歲了，是俄羅斯自由派的精神領袖。最近幾年，特別是烏克蘭危機後，他説了幾句話，令人感觸頗深。其中一句話是，無論如何，危難期間是普京拯救了俄羅斯。反對派的精神領袖能説出這樣的話，可見俄國政治譜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前些年，普京請雅辛回來擔任政府宏觀經濟社會問題的高級顧問，因為雅辛提出了一個重要建議，就是以發展農業作為振興經濟的抓手。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話題，整個東亞地區與俄羅斯的空間、土地、環境、水、種子、肉類，有着極強的互補性。但是，俄羅斯的產出又極其有限。這樣的背景下，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應該進行非常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我相信，這些問題遠遠不只是學界的問題，我們期望能通過各種平台與各方交往，得到更多學習機會。
當然，毫無疑問的一點是，放到當前的國際格局中來看，人們不僅關注中俄關系，也關注美俄、中美俄三者的互動。
首先，關於美俄關係，從托馬斯·格雷厄姆的最新表述來看——他曾深度參與決策——他認為，儘管俄羅斯武庫還有那麼多核彈頭，但似乎拜登已不那麼在乎了。對美國來説真正的對手在這裏，而不是那裏。這一對手排行榜已經翻轉過來。
在此現狀下，雖不會重啓克林頓、或小布什時期的美俄關係——小布什第一次碰到普京，看着普京的眼睛，覺得這個人眼睛裏有戲，類似這樣的故事不會再有了。當然，也不會像奧巴馬上台後，大規模重啓對俄關係，這種重啓是有實質性政策內容的。第一，對前蘇聯周邊地區，不會大幅度干預或攪動；第二，對俄國國內政治體制，批評聲調大幅降低。一般在重啓階段，這兩件事是必定做的。
拜登至少在近期或一兩年之內不會重啓，但也不過分激化對俄關係；反正俄羅斯就這麼回事了，對美國也不會有太大殺傷力，要集中精力先解決中國問題，這可能是拜登的一個考慮。
在拜登“殺手”一説後，普京的回應：我祝他身體健康
反過來看俄羅斯方面，在“殺手”對話之後，俄羅斯國內的總體反響——不光普京一個人的反應，還包括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其他各個部門、各家大媒體的回應，我覺得俄方的基調是：當有人説了錯話，我們還真不能太當回事兒，以妨礙兩國合作。
美俄關係已經降到冰點，再往下走就沒什麼空間了，美俄關係不能再糟糕了。可以説，俄羅斯對美俄關係，沒有寄太大希望，只要維持目前這一狀況，不要再糟糕。事實上，美俄間也沒有太大的經濟往來，無非就是政治上繼續掣肘。地區問題也可能繼續惡化，比如烏克蘭危機。
但是，如果今後美俄關係可以調整的話，俄羅斯人也不會放棄。現在，確實是美俄關係的一個重要節點。
至於和中國聯繫起來，拉夫羅夫的桂林之行就很值得一看。
特朗普2016年上台後，對普京彷彿有一種“特殊的好感”，甚至將普京跟美國國內官僚做對比，他説，你們懂什麼，看看人家管理得多好；又稱克里米亞本來就是俄羅斯的，這一表達像是被莫斯科“培訓”出來似的。所以，到現在為止，俄方朋友對特朗普還是有那麼一點“情意綿綿”。特朗普上台，美俄關係復甦的確一度被寄予希望，但他沒有回天之力；特朗普想前進一步，民主黨在後面把你死死拖住，反而又落到低谷。在美國國內民主共和兩黨廝殺之下，美俄關係不太會有大的起色。
至於中美關係，就目前狀況來看，拜登團隊的判斷是有問題的。第一，我們一直抱着誠意，確實希望中美關係能峯迴路轉，有一些合作的機遇。但拜登團隊以為我們有了這種心態，就會忍氣吞聲，這就錯了。他們沒料到中方會有如此強硬的反彈。
第二，美國藉口指責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完全沒道理。事關中國主權，這是威斯特伐利亞的傳統。至於意識形態問題，就更不用説了。這是一個沒有道理可言的界定——以所謂民主跟威權專制將世界劃線。這方面我們可以進行專門的討論和辯論。
以台灣問題為例，此前台灣原新黨主席趙少康先生宣佈準備重新出馬，儘管結果未必如願，但至少代表着一種希望推動兩岸合作、不要完全跟着美國指揮棒走的聲音在島內起來。
香港問題，如果系統關注過2019年下半年以來整整半年多的香港暴亂，我們會發現，把衝擊國會山和衝擊香港立法會的兩張照片或兩個視頻放在一起時，幾乎一樣。難道這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該有的現象嗎？如此不講道理，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大國，這是失格的。
再説新疆問題，針對所謂的種族滅絕，中方已經回應，這幾年新疆人口成倍增長，而且當地情況也在安定下來，並不是外界所傳言和扭曲的那樣。
這些敏感問題或內部問題，不是不可以討論。真正友好國家，態度誠懇，相互做一些交流切磋，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有些國家，因為自己內部搞不定、把莫須有罪名戴在別人頭上，樹立一個敵對目標以轉移視線，那就不對了。
王毅外長在安克雷奇會談上，説美國要改一改自己的老毛病。我覺得，美國有些人始終是想要找到一個外敵，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聚集所有的國力。美國還想要領導世界，這個態度怎麼行呢？
我認為，中美之爭有一個道義上的問題，有一個思想原則，是究竟該如何看這些問題。這不僅是國家利益之爭，也不僅是地緣之爭，也沒什麼太多意識形態之爭，而是需要從構建世界秩序的一個新高度，來看待中美關係。
從這個立場來説，俄羅斯處理美俄關係，以他們這幾年對待中美關係的態度，可以感覺到俄羅斯朋友在關鍵場合的表態相當堅定。2017年，特朗普剛上台，北京大學跟哈佛大學共同舉辦了一個會議，我有很多朋友到哈佛去了，美國的很多專家也出席，另外還請了幾位俄羅斯專家。結果，還是美國朋友告訴我的，説俄羅斯專家對中美俄三邊關係、對中俄合作的立場，在美國人面前表現得非常堅定。
每個大國處於極其敏感微妙的變動時期，出於國家利益，會有一些調整。比如我們的《俄羅斯研究》雜誌上曾公開發表過俄羅斯一些重要機構對於國際變化、對中美兩極抗爭局面的看法。俄羅斯國內確實有一種觀點，認為俄羅斯不能任意摻和。在中俄合作優先的前提下，要避免過度對抗，適度保持中立。另外一種觀點是，現在還不是中美兩極世界，不要誇大中美對抗。兩極，就意味着兩個領導者，但我們領導誰啊？除了美國在拉幫結派，我們沒幹這種事。我們的應對，俄國人也看得比較清楚。目前來看，俄羅斯的原則性還是很清晰。
曲文軼老師講到，經過這麼多年的經營，中俄有了比較穩固的基礎。當然，不是説沒有問題。我記得十九大召開時，正好索契在舉辦瓦爾代論壇。我問普京總統，您怎麼評價中俄目前的狀態？普京總統高度評價了中俄關系，同時也坦言，中俄之間還是有一些問題。他認為，恰恰是因為有問題，所以，才要主動溝通，找對方直截了當地進行磋商，一個一個解決這些問題。這樣，才能讓中俄關系往前走。中俄間這種坦誠相見的態度，才是中俄關系的動力。我覺得如果領導人、精英層都有這樣比較明智的態度，合作就能堅持得下去。
中俄關系一向主張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者，這是我們的宣示。但是，另一方面，最近兩年普京也已經提了幾次，中俄現在不結盟，但今後可以發揮想象力。普京這句話説得意味深長。前些時候，中方也有一些新的表述，中俄夥伴關係不封頂，意思是夥伴關係本身還是有很大彈性。
那麼，這兩種説法是不是截然對立？倒也不見得。形勢在不斷變化，為了應對當前變化如此迅速的局勢，這兩種表述都要考慮，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如果，現在我們只是為了不對抗，不激化與歐美之間的矛盾，不針對第三者，看來僅此也未必能夠避免來自外界的步步緊逼。所以，還是要發掘中俄合作的潛力。但發掘潛能或是內生動力，不是為了跟美國對着幹。我們的本意是，中俄關系本身發展水平還很有限。一個是發展中國家，一個是非常困難的轉型中國家，而且，兩國歷史上還曾有過不少問題。這都亟需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間溝通上能夠深化，進一步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既要有積極的、前瞻性的態度去發展推動中俄關系，同時，又要非常理性地認識到中俄關系的確不是為了專門針對第三者。但是，當我們遭受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時，中俄之間適當地接近、有分寸地深化戰略合作，也是必然的、很自然的一個結果。
最後，簡要補充一些信息。前面提到“前蘇聯空間”，我想把幾個問題綜合起來説一説。最近，我跟曲文軼老師一起在上海蔘加上合組織會議。我和上合組織秘書長諾羅夫先生談到了最近的發展情況。大家看這張地圖，中國、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裏有一條尚在構想中的重要鐵路線路叫“中吉烏鐵路”。
圖自新華絲路
這一帶都是內陸國家，完全沒有出海通道。如果有一條鐵路，從中國到吉爾吉斯斯坦，再到烏茲別克斯坦，通往裏海，再往西走，直通歐洲，這非常重要。這個鐵路計劃的提出，其實比“一帶一路”還更早。這對中吉烏三國、對整個歐亞地區，實際上都很有利，尤其是兩個完全內陸的國家。但是，這個項目很多年來一直沒有得到實現。
諾羅夫先生是烏茲別克斯坦人，他告訴我，普京總統近來表示，關於這條中吉烏鐵路，我們應該幫幫米爾濟約耶夫總統。看來，轉機在出現。只要有耐心，只要我們相互尊重、從長計議，一步步來，機會就會出現。也只有將心比心、互利互惠的換位思考，合作才能走得深。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圖自烏總統新聞局
另外，結合剛才有位朋友提到的，為什麼普京這個人，大家都對他比較肯定？雖然過去16年來，我差不多每年有幸跟他見面，每次都會有一些直觀的感受。我們可以談談普京是怎麼處理政務、處理國家大事的。比如，前蘇聯空間的話題，尤其白俄羅斯大選局勢動盪這樣非常複雜敏感的問題，他怎麼處理？白俄羅斯大選局勢動盪，總統盧卡申科還沒有準備好一下子就從位子上下來。其實，普京早就説過，你可以考慮通過全民公決或修改憲法，來解決問題。但普京的建議，既不是盧卡申科的初衷，也不全是街頭鬧事者或是歐美施壓的目的。
從最近變化來看，大家也都知道了，盧卡申科基本接受普京的建議，修改憲法，準備全民公決。對於這樣一個過程，民意的反應如何呢？前幾天在閲讀各類評論時正好做了一點摘錄，讀給大家聽一聽。英國皇家研究所的民調顯示，盧卡申科接受普京方案以後，白俄羅斯民眾有54%支持普京，28%反對。而波蘭地緣政治智庫——大家都知道波蘭民意，一直比較敵視俄羅斯——但是其最新民調顯示，60%的白俄羅斯人支持普京，71%的人對與俄羅斯結盟持積極態度，主張跟歐盟發展關係的為62%，其中有54%的白俄羅斯人主張和俄羅斯深度結盟，52%的人肯定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政策。
這就是兩個對俄不太友好的國家——英國和波蘭的智庫，對普京處理白俄羅斯問題的方式和結果，從白俄羅斯民間所得到的反饋。對於這樣一個民調數據，可能大家比較能接受。在處理這類問題時，即使跟自己切身利益相關，或牽動周邊敏感關係，普京仍能如此得體地解決，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最後，有一個相當複雜也很重要的問題，跟曲文軼老師講的俄羅斯經濟有關。2020年7月，普京簽署的“七月法令”，事關重大。法令宣佈，今後10年，俄羅斯將把化石能源貢獻佔整個GDP的比重降到1/3，也就是70%的GDP將不再來自碳氫能源。這意味着俄羅斯主要不再靠能源吃飯，按這一構想，過去的能源依附模式在10年之後將會有徹底的改變。
2020年7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七月法令”
很多年以來，大家一直呼籲要改變俄羅斯經濟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即能源依附模式。但普京始終沒開這個口。這次如果真的按照“七月法令”所規定的那樣，10年之後俄羅斯的能源依附模式將會消失，那麼這個局面意味着什麼？這就意味着，不光是俄國的經濟，還有政治，包括國內利益集團將會發生重組。
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覺得必須有一個前提，離不開強有力的政治調控。如果在政治不穩定的基礎下，推進如此牽動全局的改革，國內會亂成一團。沒有強勁的政治掌控，怎麼可能經受住10年之內如此深刻的社會政治結構大變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基於未來俄羅斯政治經濟的可能走向，無論是專業研究者、還是對該問題的關注者，我們都應該持有的一個基本的思考角度。
至於中俄能源關係，是否在這一過程中也會發生變化，也要持續關注。所以，這還真是與我們有關，何況還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
最終還是落到一句話，我們生逢一個國際大轉變、也是大動盪時期，甚至是面臨着諸多深刻大危機的時期，出路在哪裏？關鍵是改革內部。
歷史上，大危機的背景之下，“羅斯福新政”就是通過改革內部，增強國力，最後經過二戰，讓美國真正成為世界頭號強國。70年代末，美英的“私有化”改革，掀動了全世界新一輪全球化，一直延續到今天。蘇聯在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一直走不出來，結局就是垮台、解體。有一次，普京本人在瓦爾代論壇主動回應這個問題時説：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會鬧到解體，不是別的原因，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原因。當然，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如果説在此情況下也什麼都不做，那也不現實。但是，這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對於每一個大國的成長，特別是危機背景下的大國戰略路徑的選擇，首先在於練好內功，真正完成內部的治理體制與治理能力的提升。現在正是習近平主席所説的“轉危為機”這一關鍵時刻。要怎麼轉，機會就在如何籌謀在一個較長時期堅定不移地推動自己的改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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