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現場| 李稻葵、斯賓塞等：數字經濟的機遇與挑戰-李稻葵、邁克爾·斯賓塞

**主持人：**請李稻葵教授講講，在數字經濟模式帶來的監管新課題中，哪些問題不再是政府官員，而是社會層面上的新嘗試？比如大家關心的大數據平台企業的監管。您覺得未來我們應該重點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對數字經濟，尤其是大的數據平台監管作出努力和嘗試？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這是非常好的問題。首先，我覺得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社會各界對於數字時代企業發展基本規律的認識還遠遠不到位，大家需要有虛懷若谷的狀態。現在很多的數字平台被認為具有壟斷定位，實際上不一定如此，比如零售行業。

很多人説阿里已經大得不得了了，誰也沒有想到拼多多現在的零售量超過了阿里。我想説的是，即便是零售這個相對而言比較成熟的行業，它的大產業格局還在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説數字平台已經形成了壟斷的格局呢？怎麼能用100多年前美孚的經驗來進行互聯網平台的監管呢？

我覺得我們社會各界得認認真真地坐下來研究。已經發生的一些非常具體的、明顯不太符合互聯網產業發展的行為，我認為應該監管，比如阿里“二選一”的問題確實不符合商業競爭的基本道理，可以監管。而利用大數據欺負老客户的行為也可以監管。不過，我覺得我們不能一刀切，或者使用回溯性很強的監管措施。

所以，我在兩個月前提出，國家層面應該對數字經濟專門成立一個數字經濟監管與發展委員會，把監管與發展的問題放在一塊兒討論。重點是放在發展，而不是監管。監管是為了發展，也是為了保護社會的利益相關方或者企業。但是，其根本的目的不是要懲罰這些企業，而是要保證我們的互聯網產業，乃至整個數字經濟能夠健康發展。

**主持人：**李稻葵教授的觀點非常清晰。監管和發展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姿態是非常好的。今天，幾個大平台都在我們的圓桌上。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遠一點，不只是此時此刻，還有長遠未來的數字化監督和管理。請問林海峯總裁，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着重關注哪些領域的監管和治理？

**騰訊公司副總裁、騰訊科技總裁林海峯：**我覺得我們要了解監管的核心目標是整體的、長期的福祉的增加。第一是要增加消費者的利益，第二是要保護競爭。而保護競爭的目的還是為了增加消費者的利益。監管如果思考到這兩個核心點，我們就能夠更好地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我們一直説堅持企業文化，以用户的利益為最大的依歸。這個話很多企業都會講，但是真的要做到，尤其是在碰到有些商業利益衝突的時候，是很難的。

在現實中，比如在理財業務裏，我們會極大地突出對金融資產銷售過程中的風險監管，因為很多時候用户對於持有期是有判斷的，但風險是他很難發現的。我們希望跟監管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如果全社會都能夠在理財業務裏對於風險這件事情有非常清晰的監管，並讓老百姓聽得懂，其實不需要產生金融資產的銷售，或者，錯誤的金融資產和用户就不會匹配，用户自然就會獲得長期調整後的收益，這就形成了用户長期福祉的增加。

所以，我的觀點是要圍繞着用户長期的福祉增加和保持競爭。每個行業和領域都有可以深入的點去琢磨。我怕的是如果一刀切，看上去解決了問題，但其實對客户的利益是有害的。所以需要企業和監管良性的互動。

**主持人：**通過良性互動可以把這個觀點傳導出去。您剛才講的重點是所有的治理是為了用户。我想問問陳龍教授，您有什麼想發表的意見？

**羅漢堂秘書長陳龍：**數字革命本身是協同關係的革命。所以最大的表現不是經濟一下子增長很快，而是我們人類協同的可能性。我們可以打通時空的邊界。早前，我們每次的工業革命催生了工廠、公司，和它們的標準化，現在是一些平台連接了很多的企業和消費者。這個現象已經在起來。

羅漢堂秘書長、湖畔大學教授陳龍（圖源：博鰲亞洲論壇）

其實我跟邁克爾·斯賓塞教授在寫一篇叫《平台經濟學》的文章。我們在想，這個時代，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叫平台，我們每個人都是它的受益者，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就業的機會。不好的我們要去管，要設置邊界，但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知道它的好處。我覺得這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

這樣的話，我們要有一個共識的：我們到底要監管什麼？監管的目的是什麼？它既然是一個協同的革命，所有人都是受益者或者是受害者，我們怎麼做？我們協同的質量很重要，在意的應該是實施，而不是臆斷或者恐懼。所有技術革命的歷史就是一部焦慮史。我們不知道一樣東西是什麼，就會有臆測。憑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大膽地嘗試，以及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空間給了我們市場化的機會。我們不應該忘記今天為什麼走下去，不應該臆斷和恐懼，扼殺協同革命本質的一些東西。

我們應該有協同的質量和共識的機制。既然是協同的受益者，我們各方，包括用户、企業、政府，都應該坐下來，一起虛心地討論這個問題，就像李稻葵教授剛才講的那樣。我們應該有一個信任機制，要相信對方。

**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剛才幾位講得非常好。我補充一點，就是監管和創新有時候千萬不能對立起來。其實監管有時候是為了更好地推動創新。前天我參加了數字貨幣的討論，聽了周小川行長講述數字貨幣，可以把這個作為一個例子。中國央行定性，許多數字貨幣是炒作，要堅決遏制，很多數字貨幣的交易所被取締。這是非常嚴格的監管，保護了很多人的財富。

我們知道，數字貨幣的價格波動可能非常大，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如果放任做的話，中國的很多散户會進去。另一方面，也並不是説光有監管遏制。中國也推出了數字貨幣。現在非常清楚，很多資產不是數字貨幣，央行也在主動創新，推出了央行數字貨幣，京東和央行都推出了數字貨幣試點。貨幣在全世界進行了數字化。具體不展開了。

還有一個宏觀的例子。我在歐洲待了很多年，中國這些年數字發展的很多方面是領先於歐洲的。歐洲在監管和創新方面可能更多的側重是監管。基本上，以保護為主的法律一出來，很多企業，特別是新興的創新企業，就沒有辦法承受法律方面的費用。

中國是旗幟鮮明地提出數據是生產要素的國家，然後把發展放在前面。所以我們的數字經濟這些年飛速地發展。除了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力，也有很多的競爭，這點是非常關鍵的。發展之後也要考慮監管，包括今年要出台數據保護法。在發展當中創新，平衡好創新和監管的關係，這個是至關重要的。

**主持人：**大家的觀點非常一致，監管是需要的，但是需要有目的。我也想問問邁克爾·斯賓塞，您覺得在世界範圍內，目前對數字平台企業的監管、治理等方面，有些什麼樣的做法，大家是如何來解決壟斷問題、隱私問題、公平有效問題，和發展之間的平衡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這個話題很大。一般來説，我們這個時代就是一場工業革命。曾經，機械自動化實現了以後，很多物理的過程都自動化了，但信息、數據控制、決策都是由人來處理。而我們現在進入了未知的領域，機器和我們共同在信息和決策方面發揮作用。

一定程度上，平台是推動新的經濟協調模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這些平台不僅是企業，還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架構，裏邊有各種各樣的決策在發揮作用，有大量的資源，而我們知道它們本身也是活躍的競爭和創新中心。

以我作為研究信息不對稱的顛覆性效應的經濟學家來講，數據量非常大這點是非常吸引人的，這些數據以越來越複雜的算法縮短信息的鴻溝。如果不理解產品的本質是什麼，很多人就會有信息上的鴻溝，不能夠形成市場。所以，我們需要深度地用經濟工具去了解這些平台能夠帶來的好處到底是什麼，並解決相應的問題。

我剛才的這些同事也已經談到了這些問題。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習，我們要不斷地謙虛學習，要瞭解到有很多東西要學，不要過早作決策。數字化的技術是非常有前景的。

我認為，監管方面最大的挑戰就是網絡內容的監管，這是目前為止最複雜的東西。因為它是在個人權力和集體智慧之間的一個矛盾的選擇。有一些網絡內容確實會影響到社會凝聚力，會煽動社會的不安。我們甚至還沒有完全地理解這個問題，更別説解決它。

數字經濟的機遇與挑戰分論壇現場圖（來源：博鰲亞洲論壇）

**主持人：**我想把我們這一環節的最後一個問題請教李稻葵教授。我們現在把眼光放得更遠一點。剛才講到了監管和發展中的平衡問題。您的遠景想象中，如果在一個已經相對發達的數字經濟時代，在治理的過程中，有哪些主題可能是我們未來需要特別關注的？

**李稻葵：**我現在還沒有形成特別成熟的觀點。數字經濟對我們人類社會，包括政治治理和經濟生活的衝擊，恐怕不亞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衝擊。而它帶來的衝擊是根本的，因為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觀點的碰撞、信息的不對稱。我們面對的既是重大機遇，也是挑戰。其實人類有兩類思路，一類是歐洲大陸的哲學家的思路。他們的基本想法是我要先想清楚，想清楚之後我再去發展。另一類的思路是英國人的思路，在實踐中走一步看一步，出現問題我們再來解決。

坦率地講，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經濟都有一種實踐精神，都有一種讓實踐先走一步的態度。中國和美國有競爭關係，但是中國和美國的哲學理念是相通的，我們雙方實際上有共同點。我還要講一個原則，英國人也提出過了，就是“砂箱實驗”。換個角度來説，數字經濟像孫悟空，對我們的社會產生了各種衝擊，但是我們要找到如來佛的手掌，讓數字經濟跳不出去。

這個手掌是什麼呢？一是不能產生系統性的危機，二是不對上線的企業和個人產生過大的衝擊，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調整。三是不能在互聯網上進行不實的傳播等。互聯網是新事物，我們應該擁抱它，接受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要牢牢把握底線。只要底線把握住了，讓實踐先跑一段，我們再總結，產生理論，再過來補課和監管。這就是我基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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