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民：泰坦尼克號上只有6名中國倖存者，還被潑了污水
【文/王佐民】
作為現代史上影響最大的海難，泰坦尼克號的遇難無疑影響深遠，而1998年卡梅隆的《泰坦尼克號》則讓泰坦尼克這個名字在中國家喻户曉。然而鮮為人知的是，1912年4月泰坦尼克號處女航時，船上還有8名中國人，他們不幸遇上了這場重大海難。其中有6人幸運地存活了下來，但對他們來説，從海難中倖存並不是他們人生中最艱難的部分。
百餘年後，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導演施萬克在得知泰坦尼克號還有中國倖存者後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次海難有七百多名倖存者，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着詳細的人生軌跡和故事，但倖存下來的6名中國人卻如同人間蒸發一般，沒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痕跡。而這一切也促使施萬克想要探尋這6名中國倖存者，並最終將探尋經歷製作成了這部名為“六人”的紀錄片。
在這部紀錄片中，最讓人驚喜的莫過於詹姆斯·卡梅隆的出鏡，以及1998年《泰坦尼克號》上映時被刪減掉的鏡頭：折返尋找倖存者的救生艇搭救了一名中國倖存者，他可能是那次海難中最後一名被搭救起來的人。
109年前的4月，大清已經亡了，歐洲正在備戰，美國正在排華，整個世界都處於動盪不安之中。那8名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在這時代洪流中顯得微不足道。當泰坦尼克號從英國出發時，除了頭等艙裏數不清的社會名流之外，還有三等艙裏的底層人民。電影《泰坦尼克號》中萊昂納多扮演的男主傑克就是在牌桌上贏得了泰坦尼克號的三等艙船票而坐上了這條駛向美國的巨輪。那8名中國人和電影中的傑克一樣，只能待在底部的三等艙，而且還共用一張船票。船上奢華的頭等艙與豪華舞會與他們無關，但在沉沒之後，污水卻潑向了他們。
泰坦尼克號登船記錄上的8名中國乘客姓名
當載着泰坦尼克號倖存者的卡帕西亞號在紐約靠港之後，七百多名倖存者或被送往醫院，或安置在賓館之中，唯有6名倖存者留在卡帕西亞號上——沒錯，就是那6名中國倖存者。泰坦尼克號沉沒無疑是當時的頭條新聞，影響之大可與百年之後的波音兩起737MAX空難相比。這不僅僅因為這條當時最大的豪華郵輪戲劇性地在處女航中就沉沒，還因為上面有着無數商業巨賈、社會名流以及貴族。
在卡帕西亞號到達紐約之前，美聯社的記者們就在港口等着拍攝倖存者的畫面。美聯社甚至還租了條船一路跟拍載着倖存者的卡帕西亞號。當時的宣傳與報道大篇幅地讚揚着海難中的“人性光輝”與“紳士精神”，諸如婦女兒童先上、紳士讓出了救生船上的位置、名流們拒絕登上救生艇、船員們堅守崗位到最後一刻等。至於船長事發時在打牌、大副翫忽職守、早就收到了冰山警告這些事則壓根不見報端。這種操作我們一般稱之為“喪事喜辦”。
既然立了“正面典型”，那自然需要樹一些靶子來打一下。載有兩千多人的泰坦尼克號最終只有705人獲救，生還率不足三分之一，三等艙男性乘客生還率只有六分之一，船上幾十名土耳其人無一生還。而8名中國人中有6人倖存了下來，生還率遠高於平均水平。
1912年的美國還處於排華情緒中，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終止，而剛剛滅亡的大清王朝與新生的民國顯然也顧不上維護海外國民的權利。這些都使得6名中國人成為了極佳的靶子。
生還的6名中國人有5人坐上了泰坦尼克號的C號摺疊救生船，恰巧泰坦尼克號的船主伊斯梅也乘坐了這條船。作為泰坦尼克號海難中最受指責的人，他對於海難的證詞中充滿了對中國生還者的攻擊，指責中國生還者躲在救生艇的座椅下方混入救生艇。而其他生還者的證詞也對中國生還者不利，甚至有人指責那五名中國人是“男扮女裝”混上救生艇的。
在紀錄片《六人》中，施萬克的調查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梳理。這8名中國人那時待在三等艙的單身男性艙室，即泰坦尼克號的右前方位置，距離冰山撞擊的位置較近，也因此對冰山撞擊後的不祥預感更強烈。而這8人登記的身份是水手，使得他們更早覺得情況不妙並進行逃生。
根據調查中對當時情況的還原，左舷救生艇的原則是“僅上婦女和兒童”，而右舷救生艇則是“婦女與兒童優先”。換言之，婦女和兒童坐好後還有空位的話男性是可以上的（船主伊梅斯也作為男性上了同一條救生船）。施萬克甚至根據中國倖存者搭乘的C號救生艇的圖紙1:1還原製造了一條救生船，並模擬了逃生者搭乘救生船的情況，證實了所謂“中國人躲在救生船座位底部”是完全不可能的。
紅圈中的C號摺疊救生艇就是5名中國倖存者與船主伊斯梅所乘坐的救生艇
橫的木條就是摺疊救生艇上的座位，能否藏人一目瞭然
坐滿倖存者的摺疊式救生艇，真要座位下藏人那早就被發現了
對於這些指控，中國生還者們無力也無法進行反擊與駁斥。當倖存者們踏上美國土地之時，他們被勒令不準上岸，只好留在卡帕西亞號上，第二天就被轉移到了安納塔號水果運輸船上，踏上前往古巴的旅程。剛從一場世紀海難中倖存，他們就被美國驅逐出境，停留時間不足24小時。沒有人在乎他們是否對乘船有陰影、有沒有從海難中恢復過來，就讓他們乘坐另一條船離開，甚至沒有提供反駁對他們指責的機會，而這一切都是源自美國的《排華法案》。
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乾眼淚笑呵呵。——方榮山
1863年美國開始建造太平洋鐵路時，由於缺少勞動力，引入了大量的中國勞工。一萬兩千名中國勞工佔建設鐵路勞工總數的大半。1869年太平洋鐵路的建成連通了美國東西海岸，成為了美國的經濟動脈。中國勞工用自己的汗水為美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1882年，美國政府以中國勞工搶佔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通過了《排華法案》，將大量的中國勞工拒之門外，它也成為了當時《美國法典》中唯一一部針對特定族羣的法案。
在《排華法案》實行之後，中國人想要以合法身份進入美國長期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產生了“紙生仔”現象，即利用當時身份户籍檔案不完善的漏洞，冒稱自己是出生在美國的華裔，抑或偽造身份將自己弄成有着合法美國國籍的華人的子女進入美國。因此，當時大量進入美國的華人不得不改名換姓。
在泰坦尼克號的六名中國倖存者中，“fang lang”就是一個典型。在找到“fang lang”的後人並對他的人生履歷進行研究時，確認了“fang lang”就是方榮山，並且發現他此前還有着另一個名字：方森。他為何會有兩個名字已經無人知曉，一切都隨着他的離世成了一個謎，但研究者相信與當時美國的《排華法案》有着密切的關係。《泰坦尼克號》的導演卡梅隆在訪談中這樣評價《排華法案》與中國倖存者的遭遇：“這六名中國倖存者經歷瞭如此重大的災難，只因為當時的美國不再對中國人開放。只有這些被長期利用的中國廉價勞動力被驅逐出去，在我心裏這無疑又是一項美國的暴行。”
方榮山在美國的遭遇並不是個案。其他幾名中國倖存者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英國，均遭遇了系統性的對華人的歧視。1885年，1.7萬名華工在加拿大剛建設完太平洋鐵路，就遇到了加拿大的《人頭税法》，對每一位來加拿大的華工徵收50加元的人頭税。在2021年的今天，50加元聽起來似乎沒多少錢，按照匯率換算也就約260元人民幣。然而這是在加元還實行金本位制度的19世紀末期。按照金本位，一加元約相當於6克黃金，對當時的華工而言意味着兩年的收入。很多華工要麼被迫籌款支付鉅額人頭税，要麼面臨妻離子散的局面。
人頭税在1900年提高到了100加元，在1903年更是提高到了500加元的天價。而1923年加拿大還通過了《華人移民法案》（也稱排華法），禁止除商人、學生、外交官外的中國人進入加拿大。這一“排華法案”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而這時二戰已經結束兩年了，再過兩年新中國也要成立了。
一名叫亞林的中國倖存者去了英國，遭遇更是悽慘。由於一戰爆發，英國大量商船水手參戰導致商船缺少水手，幾千名中國水手，包括亞林前往英國填補了這個缺口。然而一戰結束之後的經濟危機加上失業率的劇增，這些無依無靠的中國水手無疑成為了英國當局的目標。一夜之間，幾千名華工被強制驅逐出境，包括那名中國倖存者。這是現代史上中國海外勞工常見的一幕，需要的時候被叫來流血流汗，不需要時棄之如敝履，十足的“卸磨殺驢”。國家屈辱的歷史與個人悲慘的遭遇交織在了一起。
“他們堅信未來會更好，他們能忍受一切艱苦，只為了下一代能有更好的生活”——《六人》
舊金山的天使島有着美麗的名字，然而這名字的背後滿是華人的血淚。作為華人入境隔離區，有十萬華人先後被關押在天使島上被拘留，等待隔離審查。天使島上留下的建築牆上依然有大量當時被拘華人刻下的詩。
嗚呼！白種強權，黃魂受慘。
叱喪家之狗，強入牢籠；
追入笠之豚，嚴加鎖鑰。
魂消雪窖，真牛馬之不如；
淚灑冰天，洵禽鳥之不若也。
但我躬既竄海曲，性品悦看報章。
稱説舊鄉故土，剖瓜分；
哀憐舉國斯文，狼吞虎噬。
舊金山天使島華裔拘留所牆壁上所刻詩詞
隨着時代的發展與進步，那些對華人充滿歧視性的法案逐漸消亡，美加政府也先後就當年的《排華法案》對華裔進行道歉與賠償（加拿大2006年正式道歉並對當年華裔後人進行了一定金額的賠償，美國政府於2012年正式道歉但並未進行賠償）。然而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能發現當年的排華行為還在不斷重複。歐美國家的政府官員與右翼勢力依然在指責華人搶走了工作機會、依然在叫囂着讓華裔“滾出去”並襲擊華裔、依然在進行着無端的指控，想要看剖肚子卻絲毫不在乎肚子裏到底有幾碗粉。
百年過去了，哪怕看上去進步了很多的歐美依然“還是那個味”，然而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那個腐朽而又無能的清王朝了。如果某些人還想玩百年前那一套，那先得問問中國人民答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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