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統：南遷漁陽裏後，陳獨秀為何成了共產主義者？
【文/劉統】
1919年6月12日，陳獨秀與胡適、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個叫“新世界”的娛樂場喝茶聊天。這時的陳獨秀越來越激進了，他製作了一個《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下：
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2.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
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兩條是專門針對皖系軍閥的暴力機關的。徐樹錚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將，段芝貴任京城警備司令，王懷慶是步軍統領。這三個人都是握有軍權的皖系軍閥的重要成員。
大家一起喝了會茶，胡適和高一涵走了。陳獨秀一個人繼續在那兒散發傳單。身着白帽西服的陳獨秀，在新世界樓上樓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當陳獨秀在五樓散發傳單時，當場被拘捕。
在審訊時，陳獨秀説傳單是自己撿來的，否認傳單與自己有關。[①]陳獨秀是名人，這些口供當然騙不了警探。半夜12時，軍警百餘人荷槍實彈包圍陳的住宅，破門而入，陳的家屬從夢中驚起，被搜檢拿去信札多件。[②]
陳獨秀被捕以後，李大釗非常着急，立即找學生羅章龍等設法營救。大家想出來的辦法，首先是將陳獨秀被捕消息告訴全國人民，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使北洋政府有所顧忌，不敢胡作非為。
13日，北京《晨報》首先披露陳獨秀被捕消息，各地大報也相繼報道。15日，上海《民國日報》指出，當此“人心浮動之時，政府苟有悔禍之誠心，不應對國內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加以摧殘，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17日《申報》登載《北京之文字獄》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勢力，以摧毀學術思想之自由”。
報刊輿論一直在關注陳獨秀的消息，據説政府高層是有爭議的。軍界的段祺瑞、徐樹錚力主鎮壓，他們在徐宅開緊急會議，“倡言此次上海罷市，純是一班學生鼓動，而學生風潮，實為北京大學二三教職員所鼓吹。蔡元培陳獨秀均新思潮首領，實為此次慫恿學生愛國的罪魁。對於此次風潮，非取極端壓迫手段不可”。[③]
王懷慶找京師警察廳要人，想置陳於死地。警察總監吳炳湘是總統徐世昌親信，按照徐“維持”的指示，堅持不肯交人。“當陳氏初被捕時，步軍統領王懷慶即與吳爭執權限，斯時陳最危險，蓋一入彼之勢力圈，即無生還之望。幸吳警監堅執不肯讓步，故仍得留置警廳。”[④]
《覺醒年代》中的陳獨秀與李大釗
為了營救陳獨秀，胡適、章士釗、羅家倫都通過各自的關係，寫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馬裕藻、馬敍倫、王星拱等39人聯名請求保釋陳獨秀。6月20日，民國大學校長應善以、中國大學校長洪逵及各校教員馮承鈞、袁敦禮、馬寅初、顧兆熊等30人聯名請求保釋陳獨秀。6月27日，安徽省長呂調元致電段祺瑞、吳炳湘：“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絕與過激派無涉。聞在京被捕，此間人士愛護學者，羣請解救。學潮初定，似不宜又興文字之獄。兩公容納泉流，夙所欽仰，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以慰士望。”[⑤]
當時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攏孫中山，派許世英為代表去上海見孫中山。據沈玄廬1919年12月給胡適的信説，孫中山為營救陳獨秀起了作用：“孫先生一見着許世英，就説起你和獨秀被拘的話。當時正《每週評論》被封，上海方面大傳你也被捕的話。所以孫先生對許説：‘獨秀我沒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身體不好的，或許弄出點病來，只是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着吧！’許聽了這番話，口口聲聲的‘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沒有幾天，我們就聽到獨秀出獄的消息。當時很贊同孫先生的話説得好。”[⑥]
面對國內越來越強烈的抗議和營救輿論，徐世昌最後決定放人。1919年9月16日，經歷了三個月的牢獄生活後，陳獨秀終於獲得釋放。李大釗非常高興，寫了一首詩鼓勵他：
你今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竟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有許多的好青年，
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⑦]
他們都入了監獄，
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監獄裏，
也不須愁着孤寂沒有伴侶。[⑧]
當時北京警察廳對陳獨秀的處理是“保釋戒豫”，就是監視居住。北京中一區警察署通知陳獨秀住地巡警要將陳獨秀的“行狀”上報。1920年2月9日，警察發現陳獨秀出走未歸。“視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記表”備註：“查於二月九日下午一時，見陳獨秀乘人力車出門，聲言至緞庫後身胡適宅拜訪，是日並未回寓。復經調查數日未回家，聞系確赴上海。”[⑨]
陳獨秀為生活出路，先到上海，又去了武漢。北洋政府知道他離開北京，違反了保釋條例，警察署在陳獨秀寓所門前派一個警察站崗，準備在陳獨秀回京時加以逮捕。吳炳湘覺得再把陳獨秀抓起來實在麻煩，於是派人打電話通報了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我們要抓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⑩]高一涵得到這個消息，就同李大釗商量，在陳獨秀返京後，派人先到車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裏藏起來，再設法送他離京。
這時，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李大釗是河北人，講的是北方話，衣着又樸素，很像生意人。於是他們兩人僱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城。陳獨秀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廚師的棉背心，坐在騾車裏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帶幾本賬簿。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釗把陳獨秀送上火車以後，才返回北京。後來談起他兩人化裝逃走事，人們都對李大釗見義勇為表示欽佩。[11]
陳獨秀到了上海，2月14日給吳炳湘總監寫信：
鏡潭總監台鑒：
夏間備承優遇，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啓行，未及報廳，頗覺歉疚。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併為面謝。[12]
1920年4月，陳獨秀住到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這是柏文蔚的房子，陳獨秀曾當過他的秘書，所以借給陳住。這裏離戴季陶住的三益裏很近。陳獨秀結識戴季陶，也就認識了《星期評論》編輯部的李達、李漢俊、沈玄廬等人。一個新的朋友圈建立起來了，這個朋友圈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到了關鍵作用。
邵力子回憶：“共產黨的前身，共產主義小組發起的經過是這樣的：1920年上半年，浙江師範學院（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鬧風潮後，一批教員和學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統因寫《非孝》一文被開除，陳望道、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四個教員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與《民國日報》發生關係，我當時在《民國日報》。陳望道在日本留學歸國時，帶回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另外，一部分國民黨員，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廬。廖仲愷和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很熱心。陳獨秀也曾和國民黨發生過關係，辛亥時曾任安徽省省長柏文蔚的秘書。以上兩部分人，1920年5月間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研究會的有：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陳獨秀、陳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13]
陳望道回憶，他到上海是1920年5月，和施存統等人一起來的。在此之前，他在義烏老家翻譯《共產黨宣言》，原來準備發表在《星期評論》上。當他把譯稿帶回上海，《星期評論》已停刊。於是陳望道委託俞秀松把譯稿轉交陳獨秀。據《俞秀松日記》載，1920年6月28日，“9點到獨秀家，把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他”。[14]
陳望道（資料圖）
這些信息説明：陳獨秀住到漁陽裏後，與戴季陶、李達、李漢俊等結識，從他們那裏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和著作，在5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到上海後，又將《共產黨宣言》的譯稿修訂過，由俞秀松交給陳獨秀。經陳獨秀和李漢俊校訂後在8月用“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印成單行本，這就是中國第一版全譯《共產黨宣言》。陳獨秀也是在此時讀到這本經典著作的。
讀了這些馬克思主義著作，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開始關注工人運動，開始思考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從創辦《新青年》起，他一直在尋找改變中國社會和思想的道路，現在豁然開朗了。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發表了陳獨秀的《談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陳獨秀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論述，談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談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和屬於勞動人民的民主：
我敢説：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
文章最後，陳獨秀莊嚴地宣告：
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15]
這篇文章是陳獨秀思想的一個分水嶺，他從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信仰了馬克思主義。《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實現了一個蜕變，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開始為創建中國共產黨而奮鬥了。
註釋：
[①] 《陳獨秀被捕送案表》，載《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②] 任建樹：《陳獨秀傳》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頁。
[③] 《陳獨秀被捕之真因》，《民國日報》1919年6月17日。b《申報》1919年7月25日。
[④] 《申報》1919年7月25日。
[⑤] 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冊，新華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頁。
[⑥] 沈玄廬：《復胡適》，載《覺悟漁陽裏：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頁。
[⑦] 這兩句話，引自陳獨秀的隨感錄《研究室與監獄》，發表於《每週評論》第25期（1919年6月9日），即陳被捕的兩天之前。原文如下：“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⑧] 《新生活》第6期，1919年9月28日。
[⑨] 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冊，新華出版社2019年版，第780頁。
[⑩] 《新潮與西潮：蔣夢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頁。
[11] 任建樹：《陳獨秀傳》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頁。有人傳説分手時“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當時陳獨秀尚未信仰馬列主義，因此，此事不足為信。
[12] 北京市檔案館編：《五四運動檔案史料選編》下冊，新華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頁。
[13] 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載《“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頁。
[14] 《覺悟漁陽裏：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史料選輯》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
[15] 《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頁。
劉統著《火種》，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