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西方比較政治學有明顯破綻，中國和小國一個分量？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雲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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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求學術自主發展，就要掌握與引領學科發展核心概念的話語權。例如“政治”、“公共領域”等比較政治的範疇與核心議題，這些學術典範議題，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觀。

過去歐美比較政治學以“政體類型”為核心概念的研究議程是非常狹隘的，甚至是偏頗的，中國政治學不能盲目的跟隨。這些核心概念應該如何界定，涉及意識形態立場，涉及核心價值，以及不同文明體系的歷史經驗，不能輕易以為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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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主權國家視為一個高度自主性的單元，然後在國家範圍內找尋因果機制與因果關係，這是西方主流比較政治學的巨大盲點。當今世界上絕大對數主權國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壟斷資本的支配，西方媒體與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國霸權和西方前殖民宗主國的干預與主宰。比較政治學必須結合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霸權體系、全球政治經濟分析的視野，不然會見樹不見林，而這種帶上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霸權體系等視角的分析，也是刻意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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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高大尚的西方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與實證是有明顯破綻的，經不起嚴格的檢視。例如西方文獻中積累了大量圍繞政體分類（例如Polity IV）概念與評比的跨國分析經驗發現，這些發現都是套套邏輯（tautology）的自我循環。因為他們用的資料與分析方法都一成不變，這些跨國分析的資料結構都被兩大區塊所決定——一塊是接近30個大大小小的、但同質性極高的西方國家，各種指標都是先進的；一塊是他們的前殖民地，特別是非洲國家，各種指標都是嚴重落後的，統計分析的結果已經被這兩個版塊基本上決定了。

把中國放入這種跨國分析完全不會影響結論，因為在沒有國家規模的加權下，中國的作用跟任何一個歐洲小國家是等量齊觀的，也就是一個比利時抵得上一個14億人口的中國，而在真實世界中國抵得上125個比利時。在管理學中，許多以公司為單元的統計分析都應按照公司的營業額或者市值進行加權，但西方比較政治學者永遠都拒絕這樣的資料處理，如果按人口加權，中國與印度的經驗就會主導統計分析的結果，而許多過去的結論都會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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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很多學者對自己的歷史與發展經驗都是選擇性的詮釋，甚至存在美化和漂白的嫌疑。中國學者應帶領廣大全球南方學術社羣，來揭露這些偽善的、華而不實的理論與歷史分析，還原歷史原貌與全貌。例如諾斯和托馬斯（North and Thomas）對西方崛起的經濟學解釋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他們刻意掩蓋戰爭、殖民掠奪、種族滅絕、奴隸販賣在西方崛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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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的民主體制危機本身不斷在惡化、深化，我們看到一旦西方國家失去了他們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優越競爭地位，不再享受與廣大非西方世界之間不公平交換關係，他們的內部矛盾就不斷激化，社會衝突就會失控，民主治理失靈、民主體制面臨合法性危機。經濟停滯、貧富懸殊、財政危機、激進排外主義等問題解決不了，西方國家的優雅身段會逐漸消失，西方文明的種族主義、對不同文明體系的殘暴與侵略本質會日益暴露，政治的法西斯傾向會越來越濃厚，對中國歇斯底里的敵意會不斷升高，我們過去對西方仰視所形成的三觀都會被顛覆，許多比較政治理論都要改寫。

《比較政治學》，王正緒、耿曙、唐世平 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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