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麥考伊：以為自己可以永遠主導世界是華盛頓的妄想

原導語：實話實説，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實在是有些滑稽（如果你真地不覺得有點可悲的話）。你一定聽説過特朗普總統為確保最後2500名美軍士兵在今年5月1日之前完全撤離阿富汗與塔利班達成的那份協議吧？這對拜登政府來説已經構成了一場潛在的危機，媒體在過去數週裏一直在關注這件事。無論情況如何充滿不確定性，“2500”這個數字的確是清清楚楚寫在那裏的。畢竟是總統親自簽署的協議，在駐軍這件事上誰會比我們的三軍總司令更瞭解實際情況呢？雖然此前曾發生過“某些官員向特朗普總統保證所有美軍已經撤離敍利亞而實際上仍有700多人留在那裏”的事件，不過我們暫且最好還是不要舊事重提了吧。

然而就在幾天前，《紐約時報》果然報道稱美軍在人數統計上出了“一個小紕漏”。這篇報道指出，如果把所有“未登記在冊”的特種部隊和各種“執行過渡任務”的人員都計算在內的話，實際上留在阿富汗的美軍總人數約為3500人（我們姑且認為這是個準確的數字）。情況之糟糕還不止於此，《紐約時報》的幾位記者在報道中指出，“從敍利亞到也門再到馬裏”，許多美國軍人為了這場災難性的全球反恐戰爭走上戰場，然而與阿富汗的情況類似，他們並未被登記在冊，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未獲得應有的承認（similarly off-the-books and unacknowledged）。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教授阿爾弗雷德·麥考伊（Alfred W.McCoy）2021年3月21日在美國TomDispatch網站發表了評論文章：《以為自己可以永遠主導世界是華盛頓的妄想——中美兩國就亞歐大陸這個世界權力中心所展開的博弈》

在喬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總統以入侵阿富汗為開端對大中東地區和非洲部分地區發動“戰爭”20年之後的今天（用時任國防部長的話來説，在理論上這是美國對60個國家發動的一場“戰爭”），我們看到白宮的主人換了又換，但美國在上述地區的戰爭卻始終未能畫上句號。美國已陷入災難性的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漩渦，而這個國家的軍事首腦們卻很顯然認為一切盡在掌握，那位最高司令長官是應該為此下地獄的。

最為奇怪的是，我們往往會忘記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各地被捲入各種衝突，忘記我們的軍事基地遍佈全球，忘記新世紀以來我們所進行的那些四處入侵和軍事幹預行動。在這個國家裏，“美利堅合眾國”從未被視為“帝國主義勢力”（哪怕在今天也沒有人説美國是“衰落中的帝國主義勢力”）。至少在主流媒體上，他們從未給這個國家賦予這樣一種形象。如果沒有人認為美國是這個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國主義力量（an imperial power of the first order）的話，那麼歷史學家們研究人類歷史或美國曆史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是幸運的，阿爾弗雷德·麥考伊（Alfred W.McCoy）教授是一位專門研究帝國曆史的學者，他已經為本網站提供了多篇稿件。在他此前出版的專著《在美國世紀的陰影中：美國全球霸權的崛起與衰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Global Power）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過去半個多世紀裏與帝國主義有關的許多歷史的解讀。在今天的這篇文章裏，阿爾弗雷德·麥考伊教授就他即將出版的新書《統治全球：世界秩序與災難性的變革》（To Govern the Globe:World Orders and Catastrophic Change）為我們提前披露了其中的許多細節。這本新書的內容涉及從17世紀至今的帝國主義歷史，並且對帝國主義的未來進行了展望。作者指出，在今天這樣一個氣候不斷變暖的世界上，“帝國主義”一詞未來可能不會再具有過去那樣的含義。這本新書將於2021年10月出版，下面讓我們通過此文先睹為快吧。

以為自己可以永遠主導世界是華盛頓的妄想——中美兩國就亞歐大陸這個世界權力中心所展開的博弈

【文/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教授阿爾弗雷德·麥考伊】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生與死往往與他們對自己產生的想象有關。想象自己獲得霸權的樣子可以激發出一個帝國攀登權力巔峯的慾望，而幻想自己無所不能也會讓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帝國加速湮滅於歷史的塵埃之中。20世紀50年代的大英帝國是這樣，如今的美利堅帝國也是如此。

在1956年之前的10年裏，英國為了讓經濟儘快從二戰的廢墟中恢復過來，一直對自己的全球性帝國地位無恥地加以利用，而且英國希望在此後的數十年裏繼續維持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不過就在這時，一位名叫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名不見經傳的埃及陸軍上校奪取了此前由英法兩國掌握的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英國政界極為震怒（這種憤怒情緒中也帶有一些種族主義色彩）。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爵士（Antony Eden）與法國和以色列組建了三國聯軍並派遣了六艘航母前往蘇伊士運河附近海域，埃及的坦克部隊在西奈沙漠地區被擊敗，而埃及空軍也幾乎全軍覆沒。

埃及的納賽爾總統對大國地緣政治理論有很深的理解，而英國領導人卻似乎早已把地緣政治學忘得乾乾淨淨。蘇伊士運河是英國的戰略中樞所在，它把英國與波斯灣油田以及通往新加坡的航道等英國在亞洲的帝國利益聯結在一起。納賽爾總統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地緣政治辦法，他下令把幾艘裝滿石頭的鏽跡斑斑的貨船沉到蘇伊士運河的入口處，這樣埃及很容易地就使英國的戰略中樞陷入了癱瘓。這場戰爭最後以英國屈辱地接受失敗告終，艾登首相被迫撤回了英國軍隊，隨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英鎊體系瀕臨崩潰。僅僅一夜之間，英國人心中的帝國身份認同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一樣消失了。

在中國問題上持續長達20年的錯誤觀念

與英國相似，華盛頓也為自己的傲慢自大付出了代價，因為中國已經制定了把亞歐大陸打造成全球最大經濟區的宏大戰略。在過去20年裏，中國通過一步步努力獲得了今天的全球大國地位，而在這期間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卻被“美國必須永遠掌握軍事霸權”這一高於其他一切目標的慾望遮蔽了雙眼。從比爾·克林頓政府到如今的喬·拜登政府，華盛頓的對華政策體現了美國政治家在中國問題上從“充滿幻想”到“受到遍及兩黨的謬見支配”的轉變。

2000年，當時的克林頓政府認為，北京一旦加入WTO就會嚴格按照華盛頓制定的遊戲規則來參與全球貿易。可是中國卻使出了“偷竊專利”、“操縱匯率”等咄咄逼人的手段。而在精英人羣中頗有影響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當時卻認為，“對中國進行這樣的指責毫無意義，華盛頓應避免與中國爆發全面貿易戰，華盛頓應學會尊重兩國之間的差異並尋求實現共同利益”。

僅僅3年之後，由中國廉價勞動力製造的商品大量湧入美國市場，因此倒閉的工廠遍及全美各地。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指責北京以低於市場價格向美國非法傾銷商品。而當時的喬治·沃克·布什政府卻以“缺乏確鑿證據”為由未予理會，海量的中國商品因此得以繼續毫無阻礙地進入美國市場。

最為關鍵的是，布什總統和切尼副總統完全忽視了中國的存在，他們把精力花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以及實施“便於美國長期控制中東巨大石油資源”的戰略上。2011年華盛頓從巴格達撤離時，美國已經在這場不明智的戰爭上浪費了5.4萬億美元，而此時頁岩油革命卻使得美國已接近實現能源自主。不但如此，與木材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一樣，未來石油被當作能源利用的日子應該並不會太長久，這意味着中東地區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勢必會大大下降。

就在美國人在沙漠中拋灑鮮血、燃燒美元時，中國人卻獲得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於是中國開始推動一項名為“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希望通過這項倡議啓動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進而把亞歐大陸緊密連接在一起。為了對中國進行反制，奧巴馬總統非常大膽地提出了“重返亞洲”戰略。這一戰略的目的在於把美國分散在全球的軍事力量集中於亞太地區，並且通過簽署一系列新的貿易協定在貿易領域把亞歐各國拉攏到自己身邊。“重返亞洲”雖然在理論上看是非常高明的，但這一戰略很快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陷入了困境。在戰略實施的初期，華盛頓發現要實現美軍從大中東地區的戰爭泥潭裏抽身比想象中要困難得多（這個中東亂局恰恰是美國自己製造的）；在另一方面，由於工廠倒閉、收入增長停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浪潮席捲全美各地，這導致奧巴馬政府與世界各國簽署貿易協定的想法已變得幾乎不可能實現。

其實，奧巴馬總統低估了中國對美國全球霸權所構成的挑戰的嚴重性。奧巴馬政府的兩名高級官員後來曾這樣寫道：“無論在意識形態光譜上處於哪個位置，美國外交政策圈子裏的人都認同一個很基本的觀點，那就是以美國的實力和霸權地位，我們完全有能力輕而易舉地讓中國按照美國的意願行事……然而我們都錯了”。

不過唐納德·特朗普卻不同，他並沒有接受上面提到的那個“很基本的觀點”。特朗普在對華貿易戰上花費了兩年時間，他認為自己可以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力量（最後人們發現他的手段只是加徵了一些關税）讓北京屈膝投降。雖然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飄忽不定，但令人驚訝的是有一點他是始終如一的——他一直認定中國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間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觀察者網注）曾指出，華盛頓正在讓一個國家的實力變得越來越強，“這個國家不僅決心取代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而且還意圖在全球範圍內輸出與我們構成競爭關係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模式”。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也在一份報告中警告稱，北京“志在取得霸權”，北京的目標是“取代美國的全球最強國家地位”。

最終，特朗普還是在現實面前屈服了。2020年1月，由於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對美國的農業出口造成了嚴重打擊，美國的貿易供應鏈也因此損失慘重，白宮不得不取消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的懲罰性關税，以換取北京“採購更多美國商品”的不具約束力的承諾。

喬**·**拜登的帝國幻想

即便現在，在經過民主、共和兩黨長達20年的對華政策失敗之後，華盛頓的政客們依然陷在帝國幻想中無法自拔。拜登政府和他的外交政策專家們似乎認為，中國與新冠肺炎疫情一樣，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無論特朗普政府做什麼，只需反着來就可以了。2020年12月，建制派的《外交事務》雜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文章寫道：“也許有一天，美國回顧與中國交鋒的這段往事時看中國的感覺會與我們今天看蘇聯的感覺差不多，兩者都是很危險的對手，不過在他們表面那些顯而易見的優勢之下隱藏的卻是體制的脆弱和發展的停滯”。

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國事務部門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中國也許正在多個經濟指標上超越美國，中國的軍事力量也在不斷壯大，不過中國還沒有發展到遠超美國的程度。“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日趨嚴重，債務規模不斷膨脹，而且政治也非常僵化”，在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説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狀況都十分脆弱，因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不足以保障其海上重要運輸線的安全”，何瑞恩説。

在2020年總統大選投票前的幾個月裏，奧巴馬政府時期前國務院官員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已開始為自己被提名擔任拜登政府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所扮演的新角色進行預熱，他在這一期間也表達了與何瑞恩相似的觀點。傑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也許“在經濟上比蘇聯更加強大”，不過華盛頓仍然可以塑造“一種與其穩定共存而且對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觀均有利的雙邊關係”。傑克·沙利文進一步指出：雖然中國正努力“確立世界領袖的地位”，但美國“仍然有能力確保在競爭中守住這一地位”，只是美國決不能再犯下特朗普的那些“傷害美國自身的錯誤”了。

不出所料，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下屬，傑克·沙利文的觀點與其未來的領導喬·拜登的觀點完全一致。拜登在2020年總統競選活動中已經闡明瞭自己的外交政策方向。他指出，“為了贏得與中國之間這場爭奪世界未來的競爭”，美國必須“加強自身的科技創新優勢並與全世界各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聯合起來”。

上文提到的都是有着豐富國際經驗的很老練的外交政策專家，不過他們似乎對全球性大國的地緣政治基礎（the geopolitic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power）並不十分了解，而中國領導人以及此前埃及的納賽爾總統卻似乎僅憑直覺就能掌握其關鍵。與20世紀50年代的大英帝國一樣，今天的美國領導人已經在超級大國的位子上坐得太久，以至於他們似乎已經忘記美國是怎樣獲得這個位子的了。

二戰結束之後，冷戰時期的美國領導人很清楚，與此前的大英帝國相同，美國的全球地位也有賴於對亞歐大陸實施牢固的控制。在此前的400年多里，每一個全球性霸權都要盡全力掌握這片廣袤大陸的控制權。16世紀，葡萄牙在從里斯本到馬六甲海峽（這條海峽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一條通道）的漫長海岸線上一共控制了50座港口；19世紀末，大英帝國的海軍基地分佈在從斯卡帕灣（位於蘇格蘭地區最北端的一片半封閉水域——觀察者網注）一直到新加坡的漫長海岸線上，從而實現了對海洋的控制。

葡萄牙的戰略是控制海上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而大英帝國則受益於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對地緣政治學的系統性研究。哈爾福德·麥金德認為，要想獲得全球霸權，就必須控制亞歐大陸，或者擴大一些來説，必須控制由亞洲、歐洲和非洲所組成的“世界島”。然而，即便在那些世界霸權最鼎盛的時代，他們中也沒有一個能夠完全控制亞歐大陸的兩端，因此也就沒有實現對全球的真正主導。直到美利堅合眾國走上霸權的歷史舞台，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圍繞亞歐大陸控制權而展開的冷戰鬥爭

二戰結束之後，在美國獲得全球霸權的第一個10年裏，華盛頓開始目的非常明確地着手打造強大的軍事集團，以便實現對龐大的亞歐大陸的控制。數十年之後，美國通過層層部署的軍事力量以及不斷擴張的軍事基地網絡實現了對共產主義的“遏制”，為此打造的鐵幕橫貫亞歐大陸，從德國的柏林牆一直延伸到了韓國首爾附近的非軍事區。

通過對日本、德國等在二戰中戰敗的軸心國的佔領，華盛頓在亞歐大陸兩端獲得了大大小小許多軍事基地。以日本為例，從最北端的三澤空軍基地一直到最南端的佐世保海軍基地，美國在日本共擁有100多處軍事設施。

可是此後不久，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隨後朝鮮戰爭也於1950年6月爆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NSC-68號文件”（1949年，由於蘇聯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彈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麥卡錫主義在美國迅速興起。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杜魯門於1950年1月指示國務院、國防部重新審議美國的整個防務及外交戰略。4月14日，以保羅·尼采為主席的特別委員會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並提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就是《美國的目標與國家安全計劃》，也被稱為“NSC-68號文件”。它是説明美國冷戰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為美國提供了“從1950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期間美國對蘇冷戰的軍事藍圖”——觀察者網注）中明確指出，實現對歐亞大陸的控制是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戰勝共產主義的關鍵。文件起草者在這份基礎性文件中指出，“蘇聯正在致力於實現對亞歐大陸的主導”，而美國必須加強軍力“以儘可能對蘇聯的擴張行為進行威懾，並在必要時挫敗蘇聯的挑釁行為或受到蘇聯支持的其他國家的軍事行為”。

為了實現“NSC-68號文件”中提到的戰略目標，五角大樓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把軍事預算從135億美元提高到了482億美元。從西德的拉姆斯坦空軍基地到位於菲律賓呂宋島附近的規模龐大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再到日本的橫須賀海軍基地，華盛頓很快就構築起了由500多處軍設施組成的龐大的亞歐大陸包圍圈。

從歐洲的北約（NATO）到南太平洋的囊括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美澳新安全條約（ANZUS），眾多軍事基地的建立意味着美國成功構築起了橫跨亞歐大陸的“共同防禦條約”鏈條。沿着被稱為“太平洋沿海地區”（the Pacific littoral）的面向亞洲大陸的戰略島鏈，華盛頓通過與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等國簽署雙邊防務協定快速鞏固了自己的戰略優勢地位。

在位於歐洲中心地帶的鐵幕兩側，北約的25個現役師與由蘇聯主導的華約組織的150個師形成了對峙局面，雙方都配備了大炮、坦克、戰略轟炸機和核導彈。為了在亞歐大陸漫長的海岸線上執行巡邏任務，華盛頓動用了包括核潛艇和航母在內的大量海上軍事力量，其中第六艦隊在地中海遊弋，而規模龐大的第七艦隊負責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巡邏任務。

在此後的40年裏，作為華盛頓的冷戰秘密武器，中央情報局（CIA）在亞歐大陸的邊緣地帶進行了自其成立以來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隱蔽戰爭（covert war）。20世紀50年代，為了刺探中蘇關係的弱點，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西藏和中國西南地區進行了一系列小規模入侵行動；60年代，中央情報局為了在老撾發動秘密戰爭（secret war）動員了多達3萬名當地赫蒙族民兵；80年代，中央情報局針對阿富汗紅軍發動了規模龐大、耗資數十億美元的隱蔽戰爭。

在同一時期，美國為遏制共產主義中國的擴張在亞歐大陸的邊緣地帶進行了少有的兩場熱戰。從1950年到1953年，為了阻止朝鮮軍隊和中國軍隊南下跨過北緯38度線，有近40000名美國軍人死在了朝鮮半島（死亡的韓國軍人數量不詳）；從1962年到1975年，在東南亞，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到北緯17度線以南的南越地區，有近58000名美國軍人死在了越南戰場（另有數百萬越南人、老撾人和柬埔寨人死亡），然而美國並沒有實現越戰目標。

到了1990年蘇聯即將解體時，美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性軍事大國。美國的軍事存在橫跨亞歐大陸，其中包括700多個海外軍事基地、1763架戰機、1000多枚彈道導彈、600多艘軍艦（包括15個配備核武器的航母戰鬥羣），所有這些武器都通過各種通信衞星、導航衞星和偵察衞星連為一體。

本文作者阿爾弗雷德·麥考伊撰寫的《在美國世紀的陰影中：美國全球霸權的崛起與衰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Global Power）一書封面

雖然名為“全球反恐戰爭”（the Global War on Terror），這場美國於2001年發動的戰爭事實上與冷戰一樣，都是在亞歐大陸邊緣地帶進行的戰爭。除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實施的入侵行動，美國空軍和中央情報局花費了10年時間通過由60個收割者和捕食者無人機專用基地組成的網絡（範圍從意大利西西里島的錫戈內拉海軍航空基地到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對亞歐大陸南部邊緣地帶構建了包圍圈。不過，上述一系列失敗的、永遠無法停止的反恐戰爭説明，對亞歐大陸進行“遏制”、約束和支配的傳統軍事戰略顯然已經失敗（the old military formula for“containing,”constraining,and dominating Eurasia was visibly failing）。在某種意義上，美國發動的這場全球反恐戰爭其實是英國災難性的蘇伊士運河戰爭的當代加長版。

中國的亞歐大陸戰略

雖然付出了這麼多努力，然而華盛頓這一代領導人似乎與上世紀50年代的英國領導人一樣，他們都對帝國的地緣政治極度缺乏敏感性（blindingly oblivious to the geopolitics of empire）。具體來説，如今的美國領導人對北京用經濟手段通過整合“世界島”來取得全球霸權的戰略是極不敏感的。

其實，中國人並沒有採取什麼秘密戰略。2013年，中國領導人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曾鼓勵中亞地區與中國一道努力，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通過貿易活動和基礎設施“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這片有30億人口的廣袤大陸將成為“有着無與倫比潛力的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這一發展計劃很快就獲得了正式名稱——“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這個大手筆的計劃將在經濟層面實現亞洲、歐洲和非洲這個“世界島”的整合，總投資規模有望超過10000億美元，這是美國在二戰後為重建歐洲推出的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投資規模的10倍。此外，北京還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法定資本高達1000億美元，成員國數量達到了103個。最近，中國還與亞太地區14個貿易伙伴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就此誕生；另外，在華盛頓極力反對的情況下，中國和歐盟最近還簽署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中國的這些投資活動無一帶有軍事性質，卻正在用跨洲的道路網絡和油氣管道網絡快速把東亞和歐洲連接起來，把太平洋和大西洋連接起來，而且所有這些道路和油氣管道都與中國相連通。與16世紀葡萄牙沿着漫長海岸線控制50座港口的做法驚人相似的是，北京也通過貸款或租借等手段在其今天劃定的“世界島”沿岸獲得了40多座海港的使用權，範圍從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環繞非洲大陸，再到希臘的比雷埃夫斯和比利時的澤布勒赫。

隨着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大，中國還建成了一支藍水海軍。截至2020年，中國海軍已經擁有360艘軍艦，在背後為這支海軍提供支撐的是岸基導彈、噴氣式戰機和規模僅次於美國的覆蓋全球的軍事衞星系統。這支日漸壯大的軍隊很顯然是中國手中可以用來刺破美國對亞洲包圍的一支矛。為了切斷美國沿着戰略島鏈部署的軍事設施鏈條，中國在南中國海里的8座小島上（基本都是填海建造的島嶼）構築了軍事基地並在東中國海部分區域強行劃定了防空識別區。為了挑戰美國海軍在印度洋地區的長期主導地位，中國還在東非的吉布提建設了軍事保障基地，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海外基地。此外，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和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建設了現代化港口，這些港口應該都具有潛在的軍事價值。

局勢發展到今天，如果華盛頓那些外交政策專家們沒有被自己的帝國傲慢心態遮住雙眼的話，他們應該能看清北京的地緣戰略所具有的內在優勢到底是什麼了。華盛頓政界那些圈內人士一直無視“全球性大國的地緣政治以亞歐大陸為核心”的不變鐵律，如今他們進入拜登政府，卻仍然幻想未來有戰爭可以打、有競爭可以發起、有比賽可以參加。然而，就像上世紀50年代的大英帝國一樣，歷史的機會早已錯失了。

北京的地緣政治邏輯是通過洲際基礎設施在交通、能源、貿易、金融等領域把擁有全球70%人口的亞歐大陸整合在一起，而華盛頓用戰機和軍艦構築起來的亞歐大陸包圍圈在這種情況下已經變得有些多餘甚至毫無用處。

如果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能在2月慶祝自己的160歲生日的話，他也許會説，美國之所以能夠主導世界70年是因為美國控制了亞歐大陸。如今，中國正在接手這片具有戰略價值的大陸的控制權，掌握全球霸權的日子當然也不會太遠了。不過，中國接手的這個新世界與過去400年的世界並不相同。

或早或晚，華盛頓毫無疑問不得不接受上述不變的地緣政治鐵律，最近的全球權力變化正是以此鐵律為基礎的。美國也將據此對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財政支出優先次序進行調整。

即便如此，今天美國所面臨的霸權旁落危機與歷史上英國的先例仍然有所不同。化石燃料一直在發揮推動帝國崛起的作用，而如今我們的地球所發生的變化對任何大國來説都是巨大的威脅（無論這個大國多麼有權勢或上升多麼迅速）。或早或晚，華盛頓和北京都會意識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危險的新世界上，如果在未來幾十年裏我們不能進行全球合作以遏制氣候變暖的趨勢，我們的新世界會因此分崩離析，任何既有的地緣政治鐵律也都會在歷史中湮滅。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1年3月21日美國TomDispatch網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