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奎：印度只是在重複100多年前的抗疫悲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虛幻的勝利
2020年的全球抗疫鬥爭有3個想不到。第一個想不到是武漢疫情沒有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中國在短短2個月內就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經濟率先恢復，併為世界抗疫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個想不到是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有世界最為先進的醫學技術，有着強大的醫療衞生資源，卻成為受傷最重的國家，迄今為止3300萬人遭感染，超過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2200萬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已近60萬，這也已經快要趕上當年西班牙大流感美國的死亡總數（67萬），幾乎是防疫最為失敗的國家。
第三個想不到就是印度。作為世界人口唯二近14億的國家，人口極度稠密，大量人羣缺乏基本衞生設施和隔離條件，防疫形勢最為嚴峻，曾經有預測印度將會有超過200萬人死亡。但出乎意料的是，相比於西方發達國家，印度在2020年並沒有出現疫情海嘯，各方擔心的最糟糕的情形也沒有出現。
如與前宗主國英國相比，印度人口是英國的20.4倍，但到2020年年底，感染人數是英國的4.1倍，死亡人數則只有2倍，可以説是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有數據顯示印度似乎已經獲得羣體免疫能力，或許是在濕婆神的護佑下，印度逃過了一劫。
1月18日，印度總理莫迪在達沃斯會議上發表了要在新冠疫情的災難中用“印度製造”拯救世界的豪言壯語。2月21日，在西孟加拉、阿薩姆等邦選舉前夕，執政黨人民黨由副主席拉曼·辛格（Raman Singh）發起，做出了一個政治決議為莫迪政府的政策背書。印度近期的政治經濟熱點問題都包含其中，如中印邊境對峙、農業改革、勞工改革、經濟發展、抗疫等。
關於抗疫，其中寫道：我們自豪地宣佈，在能幹事、想幹事和會幹事（able, sensible, committed）並具有遠見卓識(visionary)的莫迪總理領導下，印度不僅擊敗了新冠病毒，而且在他的人民身上凝聚了對“自足印度”（Atma Nirbhar Bharat）戰略的信心……全世界為印度的成就而歡呼。印度因疫情而矗立（stand tall）於世界，特別是疫苗勝利，印度正在全面戰勝新冠病毒的正確道路上……人民黨清楚無疑地讚揚莫迪政府向世界顯示出的領導力，在對抗新冠病毒的戰爭中，印度是一個自豪而又成功的國家。
更有甚者，決議竟然讚揚了疫情之下人們對參加傳統節日的請求，比如鼓掌和敲盤子（thalis）、排燈節點亮油燈、灑紅節在醫院撒下花瓣等人羣聚集活動。
印度人民黨的領導層確實“有理由”自豪，1月25日，單日確診人數終於下降到1萬以下（9102），而決議當天確診人數為14808，儘管數量仍然不小，按照中國的標準，這個數據簡直是十分嚴重，但相比10月8日創下的最高紀錄——135037例，已經下降了89%。
病毒也許可以説是世界上最為徹底和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它不會被任何花言巧語、修辭和邏輯所影響，更不會被人民黨所宣稱的成就所感動，不會放過防疫陣地出現的任何縫隙，更何況棄守的一座座“空城”，它只會無情地抓住一切機會進攻、感染、殺戮。
諷刺的是，政治決議出台後，新確診病例開始加速增加，3月10日，新增確診人數達到2萬，3月24日，升到5萬，4月4日，數字變成了10萬，4月14日，飆到了20萬，21日，創下了30萬的世界紀錄。紀錄每天都在改寫，撰寫本文時最新的已是35萬。更可怕的是，按照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預測，到8月份，印度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可能會高達96萬人！
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與評估研究院（IHME）網站印度疫情預測截圖
歷史書寫的不只是過去，有時也包括未來。事實上，100年前的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印度也曾經是全世界受創最嚴重的國家，印度或許正在重複歷史的悲劇。
孟買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是迄今為止人類遭到最嚴重損失的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奪走了5000萬以上的生命，有專家甚至估計可能達到1億人。西班牙大流感與西班牙並沒有什麼直接關聯，只不過是作為一戰中立國的西班牙有着更為開放的戰時媒體環境，西班牙媒體的反覆報道使得這場瘟疫獲得了西班牙大流感的名號。
1918年春天（大致在2月初），西班牙大流感首先發現於美國堪薩斯州大草原的一個養豬農場（最近的科學研究證實為一種變異的豬流感病毒），隨後在芬斯頓軍營爆發。
但很快病毒就蟄伏下來，第一波疫情殺傷力並不大，病毒跟隨奔赴戰場的美國大兵悄悄來到了歐洲。印度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也派出了龐大的軍隊參與戰爭，累計有近130萬印度軍人（包括非戰鬥人員）參與了一戰，大約5.4萬人喪命於戰場。
1918年5月29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接近尾聲，為宗主國而戰的印度士兵陸續開始回國。這天，一艘從伊拉克出發的軍艦將900名印度士兵送到了孟買港。
孟買是英屬印度的金融、經濟和貿易中心，來往於世界各地的商船每天都在孟買港停靠，特別是戰爭期間，印度與英國之間貨物與軍人的往來相比之前更加頻繁，這艘來自伊拉克的運兵船自然也沒有引起港口當局的特別注意。儘管媒體上已經有零星報道歐洲戰場發生的流感，但沒有人會想到這與印度有什麼關係，畢竟發生在遠隔千山萬水的地方。
隨船的軍醫注意到有3名軍人感染了不明疾病，他在靠岸後向港口衞生官員報告了此事。但遺憾的是，港口的衞生官員沒有理會這條重要信息，畢竟在那個年代，經歷了長時間海上顛簸之後染病實在是稀鬆平常，個別底層軍人生病也並不是什麼大事。根據1897年印度的傳染病法，這名港口衞生官員瀆職了，他本該立即向孟買市衞生部門報告。
在這批軍人進城1周左右後，6月10日，7名警察，其中包括一名在碼頭值班的警察因非瘧疾發熱住院，實際上是感染了病毒。第二天，有着類似症狀的警察陸續入院，19日，感染人數達到14人。
除了警察，感染範圍擴散到其他人員，15日，孟買一家著名船公司的員工不幸感染。此後，孟買港務局、滙豐銀行、鑄幣廠、電報公司等孟買地區大公司不斷有工作人員感染入院，那些根本無力就醫窮困人員根本就無從統計了。
據《印度教徒報》（The Hindu）6月24日報道，已經有600名碼頭工作人員由於不明發熱入院，連鑄幣廠都有300-400人因同樣的病因不能上崗。
6月26日，疫情已經開始在孟買大肆蔓延，消息也在老百姓中間引發了不安，那位失職的港口衞生官員才將回國軍人感染不明疾病的事情報告了孟買衞生當局。然而，殖民政府在戰爭期間並不想加劇恐慌，孟買衞生當局不打算認真對待。
據6月26日《印度教徒報》的引述，孟買衞生局認為這只不過是通常是在8月份才會到來的普通流感。印度媒體甚至把這個不明疾病稱為“孟買流感”。事實上，疫情已經相當嚴重，死亡病例不斷增加，6月21日，已經有92人死亡，7月3日，死亡人數上升到了230人。
感染繼續向孟買省的其他地區和北印度擴散，6月份開始的這輪爆發持續了4個星期，1600人為此喪命。
致命的第二波
奇怪的是，感染入院的人數很快就大幅下降，這輪不明感染似乎真的是一場早到的普通流感。如同當時孟買一位衞生部門負責人透納(Turner)所言，這場流感好像是一個夜晚的小偷，迅速而又狡猾地向人們進攻。他也承認，6月的孟買猶如一個病菌的大孵化器，有着病菌最合適的培養環境。彼時的孟買是一個120萬人的大都市，大量的底層工人居住環境惡劣。
一語成讖，6月份的疫情只是一場大餐前的開胃酒，病毒暫時蟄伏，它將在印度這適宜的環境不斷變異，等待時機向人們發起最猛烈的襲擊，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第二波疫情。
士兵們還在源源不斷地回到印度，然後通過火車返回家鄉。大量的無症狀感染者從孟買、卡拉奇、加爾各答等港口城市分散到印度各地的城市與鄉村，特別是旁遮普、北方邦。按照印度當時的傳染病法，傳染病患者需要隔離，但沒有人會對無症狀感染者存有戒心，病毒就這樣悄悄地在人羣間傳播、變異。
差不多3個月過後，從9月開始，病毒殺了一個回馬槍，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病毒殺戮之一開始了。病毒是殘忍無情的，從喜馬拉雅的山腳到比哈爾的偏僻山村，病毒攻佔了整個印度次大陸。作為現代化標誌的鐵路成為病毒最好的傳播渠道，擴散的速度和範圍都是絕無僅有的。生離死別的悲劇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僅僅10月6日當日，孟買的死亡人數就高達768人，考慮到當時孟買僅僅百萬的人口規模，這是一個極其恐怕的數字了。
4個月時間，全世界有差不多3000萬人死於西班牙大流感，也就是H1N1病毒，其中大約一半的受難者來自於印度。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雙方死亡總數約888萬，加上波及的平民，總死亡人數約1500萬人。
根據學者的最新研究，整個疫情期間，印度死亡人數可能達到1850萬，最保守的測算也有1200萬以上。按照當時印度殖民政府的不完全官方統計（現代的研究證明，殖民政府的統計根本就不能算是不準確，幾乎就是有系統的統計漏洞），從6月開始出現到1918年底，死亡人數高達709萬。僅10月10日-11月30日不到2個月的時間，英屬印度感染死亡人數就達到了489.9萬人，其中北方邦就超過100萬（107.3萬），孟買省同樣高達90萬。
那些悲慘生活在底層的低種性人羣是最大的受害者。以當時的孟買省為例，到1918年年底，病毒已經殺死了108.7萬人，低種姓印度人的千人死亡率竟然高達61.6人，這不是感染死亡率，而是實際人口死亡率，也就是説，分母不是感染者，而是實際人口，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是駭人聽聞的，而在印的歐洲人則只有8.3。
此外，不同於今天的新冠病毒，年輕人是第二輪西班牙大流感的易感人羣，20-40歲的印度青年女性死亡率更高（推測可能與女性有更少的室外時間以及照顧病患有關），統計數據也説明了這一點。20-40歲的年輕人千人死亡率甚至高於低種性人口死亡率，其中青年男性為62人，女性則高達79人。這直接影響了出生率，在經歷了慘絕人寰的1918年大流感後，1919年印度出生人口直接下降了30%。
各類人羣的千人死亡率
醫院已經塞滿了，以至於死者都沒有辦法儘快移出去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患騰地方，城市裏的大街小巷處處都是遺體和那些將死之人；郵政和電報服務已經完全亂套了，火車還在繼續運行，但屍體和只剩一口氣的病患不斷從火車上搬下來扔到車站；用於火葬的聖塔和墳場已經堆滿了屍體，而旁邊還有更多的屍體在等待處理；由於缺乏焚燒屍體的木材，印度所有的河流都已經漂滿屍體；醫院已經人滿為患，醫療資源早已被疫情耗盡，甚至已經沒有辦法分出哪怕一分鐘給需要治療的其他病人；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在慟哭剛剛逝去的親人，所有的地方都已經被恐懼和迷茫所統治。
這不是什麼文學作品，這是當時印度的衞生部門負責人(Norman White)在1919年寫給英國政府的官方印度疫情報告，簡直就是人間煉獄。
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個悲劇，而100萬人，或者1000萬人，則只是一個統計數字。印度平民的記憶或許更加能夠真實地再現那場瘟疫的殘酷。
如同無數的普通印度人，厄運也降臨到了22歲的印度浪漫主義詩人的代表人物——尼拉臘（S.T.Nirala）身上。彼時，他正在孟加拉，當他接到妻子病重的電報乘火車趕回他北方邦位於恆河邊的家鄉（Dalmau）時,看到“恆河到處漂流着屍體”，他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揮霍的人生》（Life Misspent）一書中回憶道。
悲劇的是，當他匆忙趕回家鄉時，不滿20歲的妻子沒有熬到他回家，已經先離他而去。從感染西班牙大流感到死亡，通常只需要4天。緊接着，負責照顧她妻子的堂弟和弟媳婦先後感染身亡，另外一個15歲的侄子和叔叔也遭感染而逝。此外，4名為他堂弟工作的佃農和僕人死了，2個為他家工作的僕人也遭了厄運。
更讓他傷心的是，一歲的女兒也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一眨眼間，我的家庭就消失了。無論我轉向何方，到處一片黑暗。”人之絕望實是莫甚於此了。這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他的遭遇令人心碎，而更悲劇的是，他竟然找不到足夠木材來焚燒死去的親人，需要木材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即使死後儀式的最後尊嚴也不能得到。
聖雄甘地也沒有逃過，他也被感染了，他後來在自傳中回憶當時的感受：所有對於生活的興趣都已經停止了。不過幸運的是，他挺過去了，很難想象，失去了甘地，印度歷史將如何發展。
殖民主義的宿命
何以印度遭到如此大難？甘地有他的解釋，他認為這是天譴，是神對印度殖民後文化西化的懲罰的一個證據。顯然，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服眾，甚至他的一些追隨者也不能同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反思，並不能對預防未來的災難有任何價值。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作為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和印度國父，做出這樣的論斷，可能也預示了印度民族的宿命。
對於為何印度相比於世界其他各國，遭受了最大的創傷（千人死亡率只好於太平洋島國薩摩亞的220人），現代學者有很多解釋。首先是，由於戰爭的需要，大量醫護人員被派到一戰的前線，印度國內極度缺乏醫療資源。
其次，第二波疫情恰好碰到了乾旱導致的糧食減產，饑荒使得大量人羣出現營養不良，再加上由於戰爭的需要，印度反而出口糧食，即使想進口糧食，戰爭期間正常的國際貿易難以開展，這使得糧食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糧價上漲，饑荒進一步加劇。饑荒又迫使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求生存，而城市並不能向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反而更有利於病毒傳播。在餓死和病死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這使得大量的窮苦百姓沒有辦法通過自身的免疫力來對抗病毒，面對病毒的進攻更加脆弱，只能仍由病毒肆虐。這不是對病毒的戰爭，這是單方面的大屠殺。
此外，殖民政府的不作為和冷漠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由於戰爭需要，殖民政府不希望加劇恐慌，畢竟印度是戰爭的後方。另外，作為一個外來者有些尷尬。這是為何呢？
這事得從大概20年前的鼠疫説起。1896年9月，一艘來自香港的貨船將鼠疫帶到了印度。這場疫情是印度歷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歷時10年以上，死亡人數超過了1000萬人。一開始，殖民當局並不想承認疫情爆發的事實，但隨着疫情愈加嚴重，掩耳盜鈴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迅速控制疫情，以防歐美列強中斷與印度的人員與貿易往來，畢竟歐洲對於黑死病可是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
10月，印度殖民當局修改了1888年的孟買市政法（Mombay Municipal Act），建立了衞生委員會，並授予衞生委員會主席極大的防控權力。衞生委員會開始實施一系列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對全市進行徹底的清潔運動、用海水和消毒劑沖刷下水道和污水管、沖刷商店和穀物倉庫，在小巷和出租房撒消毒粉，應該説這些措施確實是有利於阻斷病菌的傳播。
圖片來源於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網站GatewayHouse
很快，殖民當局發現法律威懾力不夠，並且需要擴大到全印度。1897年，英屬印度通過了傳染病法，這部法律規定了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授予政府可對船隻、人員檢疫，可以拘留或者隔離任何疑似病例，銷燬任何被病菌污染的財產，可以對任何懷疑感染居所進行搜查、消毒、強制清空，甚至拆毀。
委員會強行拆除了大量平民窟簡易居所，激化了與老百姓的矛盾。此外，當地百姓對於委員會的強制隔離政策也十分牴觸，一方面是因為確診病例缺乏公認的標準，考慮到當時並沒有核酸檢測這樣的手段，這實際上授予了衞生委員會拘留任何人的權力；另一方面，隔離設施十分簡陋，更重要的是，凡是進入隔離設施的，結局基本都是死亡，這是因為當時並沒有治療鼠疫的有效方法，而印度的老百姓並不希望親人以這種方式孤獨的死亡。這也導致了與印度人的嚴重衝突。英國人鄙視印度人的骯髒、人滿為患和不講衞生，而印度人則憎恨英國殖民當局的不人道、對印度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不加掩飾的敵視。
再加上，雙方對於如何用藥也存在極大的分歧。英國人禁止使用印度傳統醫療方法進行治療，認為那是不科學的，傳統醫學的醫生不能獲得從醫資格，但西醫也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香港1894年的鼠疫也有類似的問題，中醫與西醫發生了相當大的衝突，缺乏實效為兩種體系的鼓吹者的互相指責提供了充足的炮彈，因為每一方都能指出另一方顯而易見的失敗。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印度人根本沒有能力支付西醫的費用。禁止使用印度傳統醫學，這幾乎就是要求大部分印度感染者聽天由命。
此外，由於現代衞生和防疫知識的缺乏，各種謠言也在傳播。有謠言稱英國人的消毒劑是迷藥，是為了將外來人口強行送出城外。還有謠言稱，凡是被隔離的病人，都會被英國人肢解，目的是要從印度人身體中提取出一種印度傳統醫學稱為“momiai”的物質送到英國，這種物質可以防止感染。這些謠言也不斷腐蝕着印度老百姓對英國殖民當局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
1898年3月9日，因為孟買衞生委員會要拆除一名12歲穆斯林女孩的居所，直接導致了騷亂，警長受傷，醫院和政府的建築遭到攻擊和縱火。更糟糕的是，因為一次搜查感染者行動造成的衝突，衞生委員會主席（W C Rand）遭暗殺身亡。
事實上，同一時期香港發生的鼠疫，在防控過程中，英國殖民當局也遇到了幾乎同樣的問題，只不過沒有如此極端的情形發生，但還是引發了廣州滿清政府與港英當局的外交爭端。
英國殖民當局由於缺乏執政的正當性，再加上在執行過程中，對於印度本土文化和人民缺乏尊重，嚴格的防控政策根本無法實施。
1894年香港鼠疫，圖片來源：中文醫療資訊網
正是有了上一次瘟疫期間的心理陰影，英國殖民當局在西班牙大流感肆虐期間，根本不敢嚴格管控，畢竟戰爭期間後方穩定是最重要的，這也是英國殖民政府漠視疫情的重要原因。確實，1918年的大流感沒有引發社會騷亂，卻造成了最大的悲劇。真可謂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可能這就是殖民主義的宿命。
歷史的重複
事實上，對於英國殖民當局的不作為，當時的印度本土報紙也多有批評。如1918年10月20日，這已經是疫情的最高峯，《古吉拉特報》（the Gujarati）當天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印度政府的車輪還在非常緩慢的移動”。文章這樣寫道：當成千上萬的人民正在瀕臨死亡，以及更多的人們處在危險之時，我們沒有發現省政府方面或者印度最高行政當局有任何意識或者發出信號去設計並執行有組織的疫情應對措施，有組織的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需要廣大人民的配合，但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更高級別政府行動的信號。
1919年2月3日，《孟買記事報》（Bombay Chronicle）在評論中認為，孟買市和整個印度已經為這次疏忽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甘地的私人醫生（Dinshaw Mehta）在1919年8月1日寫給《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的信中這樣總結道，這次進攻迅速而又嚴重，它簡直使人目瞪口呆，在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時，它已經兵臨城下來到了我們中間，對我們進行了致命的屠殺然後快速消失……政府對於廣大沉默而又温順的大眾犯下了簡直算是犯罪的疏忽，這本應該在人道主義法庭進行審判。”1918年英國殖民政府的不作為，失去了印度的民心，很快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就將在印度次大陸風起雲湧，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就開始搖搖欲墜了。
1918年11月8日，孟買市政廳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表彰疫情期間做出巨大貢獻的志願者和慈善團體。《印度時報》在會後的報道中寫道：“儘管疫情還在繼續，但這一波視乎已經成為強弩之末了。現在該轉向對疫情的教訓進行有益地總結反思了。”
100年過去了，印度人似乎已經忘記了當年在孟買市政廳總結的教訓。絕對不能輕視病毒，特別是變異後的第二波病毒，這是1918年印度給世界最慘痛的教訓。輕視病毒的鴕鳥政策執行久了，就會把自己也騙了，竟相信幸運總會眷顧。人們可以忘記歷史，但歷史一定會懲罰那些無視歷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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