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鴻達：中國需客觀理解當下中東

【文/範鴻達】

在2018年6月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當下是不是近代以來中國最好的發展時期可能存在疑問，因為不同的人對“最好”的理解有差異，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的確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

這一輪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最大推動力也許就是中國的崛起了。中國的崛起正在加劇美國等西方大國的擔憂。儘管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標有其不可忽視的侷限性，但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衡量國家間的力量對比。2020年，中國的GDP相當於美國的70.4%。

儘管當下美國和俄羅斯關係相當糟糕，但是美國不會太擔心俄羅斯，因為美國有成功對付蘇聯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講，當今的俄羅斯和往昔的蘇聯是同一類型的世界大國。經濟上的不足，令俄羅斯難以真正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

雖然1995年日本的GDP也曾達到美國GDP的71%，但是美國也沒有過於擔心日本對自己的挑戰。這不僅是因為日本對美國存在安全依賴，還是因為在1960至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中，日本已經被迫向美國妥協過。

但是，美國還沒有對付當下中國的成功經驗。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遠超當年的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也不奉行需要消耗巨大國力的世界擴張政策，使得中國更加具有應對外部挑戰或壓力的實力和能力。中國也沒有像當初的日本那樣向美國妥協。

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種種施壓並沒有取得華盛頓想要的結果。從目前來看，今後美國也難以取得這樣的結果。越是這樣，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挑戰性就越大。在美國看來，中國和美國已經出現日益明顯的結構性矛盾，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頭號打壓對象。

對於像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的外交來講，世界格局及其變化的影響不言而喻。中國不是想不想應對，而是必須應對美國發起的打壓。目前，美歐在諸多議題上聯合對付中國的局面已經出現，而且它們還往往會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的幫助。

現在中國外交亟須找尋新的出路。一方面，儘管美國對中國多有敵視，但畢竟中美還有很多可以合作的議題，所以雖然中國要對美國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是肯定不能丟掉與美國及西方大國合作的願望。

另一方面，中國亟須進一步重視與地區關鍵國家的關係發展。深化與關鍵地區關鍵國家的關係發展，不是要把這些國家看作對抗美國的砝碼，而是雙方國家利益的切實需要。中國需要讓一些地區國家對此有信心。

基於前述我對世界大國關係和中國外交應對的認知，再加上我在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東主要大國的田野觀察，去年10月我在《聯合早報》發表了《中國需要新中東外交》。

這篇文章引起多方反響，當然包括一些批評。一些阿拉伯國家駐華使節和西方國家的駐華使領館，也對這篇文章表達了自己的關注。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表達的不是中國要拋棄與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友好，而是在現有與中東國家普遍比較友好的基礎上，進一步升級與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等中東核心大國的關係。今年3月，我在《聯合早報》發表的另一篇評論《大國競爭視野下的中國外交思考》是我上述想法的延續。

巧合的是，中國在過去幾個月中的一些中東外交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印證了我上述文章的一些看法。在評論2021年3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的中東之行時，很多媒體都提到中國的中東外交正在發生變化。

中東是大事頻出、意外不斷的地方，在不同時期中東常常表現出不同的面貌，所以在觀察中東時務必與時俱進，須有動態思維。同時，中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中東人民也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分子，世界發展的一些規律當然也適用於中東和中東人民，所以觀察中東時也須有世界發展的常態思維。

出生於中國和曾在中國久居的英國作家謝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年－1959年）在1924年出版的《名門》（Two Gentlemen of China）中寫道：“你們中國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們是人，在你們身上，有美德，有惡習，有着各種各樣的變化。”

謝福芸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當時西方普遍把中國視為世界上的異類。直到今天，世界對中國的這一認知還沒有消失。這個現象仍然讓中國人不開心。

謝福芸的這個觀察對當下中國的中東觀很有借鑑意義。我覺得中國目前亟須有一個更為客觀恰當的中東觀。中東，的確還有很多矛盾和衝突，但是矛盾和衝突已經不再是中東最突出的標籤。中東，和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最渴望的也是發展與進步。從現在到可預見的未來，最能幫助中東地區實現和平與發展的那個世界大國，會是在中東最受歡迎的世界大國。

正在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中國，在中東可以有所為，也會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