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達爾文：為何印度比亞非其他地方更早、更徹底地被英國征服？
【文/約翰·達爾文】
在沒辦法迅速取勝或得不到當地人支持以永久統治的情況下，歐洲諸國政府沒什麼興趣跟飄忽不定的敵人打無休無止的“原住民戰爭”。他們可能會准許部隊從已建立的據點發動零星攻勢，嘗試一舉擊倒對方。但在亞非許多地方，他們不得不讓大國本土政權繼續存活，不得不容忍小國的抵抗。
印度是個巨大的例外，它可能是現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帝國主義擴張例子。
1820年時，英國人已成為印度次大陸上的最大勢力。1856年，印度反英起義前夕，英國人已征服信德、旁遮普，吞併阿瓦德。他們似乎決定直接控制印度每個地區，包括承認他們為宗主的那些土邦。
開放與征服
為什麼印度比亞非幾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早被征服，而且被征服得更徹底？為什麼英國人願意並有能力承擔統治印度的巨大風險和成本？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就得回頭審視印度是在什麼情況下經歷雙重革命，英國是在什麼情況下首度將恆河下游納入掌控的。
在那場雙重革命中，莫卧兒人（北印度、中印度名義上的統治者）因為先後遭納迪爾沙（伊朗的拿破崙）及其阿富汗繼承者艾哈邁德沙·杜拉尼的陸上入侵而一蹶不振。幾乎與此同時，沿海地區（特別是紡織業發達的孟加拉）變得更加倚賴對外貿易，與外國商人的對立加深。英屬東印度公司與當地盟友聯手推翻孟加拉省督西拉吉·烏德—多拉，扶植傀儡統治者後，很快就發現德里對孟加拉幾乎已無力掌控。
到了19世紀初期，英屬東印度公司已沿着恆河一路往上推進，佔領德里，把莫卧兒轉變為傀儡王朝。該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員從公司的勢力擴張中獲利良多，因為該公司掌控貿易，從中帶來源源不絕的收入，該公司日益龐大的行政體系，則產生大量工作崗位。凡是威脅該公司利益的統治者，均被該公司消滅。
東印度公司總部（資料圖/維基百科）
很快，人人都認為該公司擴張得如此順利，要歸功於英國堅持戰勝印度的混亂與死氣沉沉之現象的決心。事實上，英國人得以入主印度的關鍵，不在於印度的落後和怠惰，而在於印度既開放又容易抵達，在於印度的金融、商業活動十分複雜而先進。
印度的開放，在幾個方面幫了英國人。開放是那場雙重革命的原因之一。
與中國不同，印度沒有長城可阻擋中亞勢力進入印度斯坦平原。它也不像中國那樣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廣州之類的城市活動。歐洲人蒐集有關印度的知識，比蒐集有關中國的知識要容易許多；歐洲商人與印度商人打交道，也沒那麼困難。印度的商業經濟（18世紀世界紡織業的中心）遠比中國的商業經濟外向，印度的銀行業者和商人受統治者的控制也小得多。
在印度沿海地區，英國遇到的是幾個貿易邦，而非必須聽命於遙遠的皇帝且帶有敵意的官僚體系。在沿海地區，英國人的利益受到當地統治者威脅時，他們不難找到對統治者心懷不滿的人聯手反抗。他們的組織化部隊雖然兵力有限，但從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獲利而不想失去這種利益的當地人使其力量倍增。
但光憑這一點，還無法充分解釋英國人挺進南亞次大陸內部為何比較容易。在此，還有印度現代初期的“現代性”所帶來的其他三個好處，可供英國人利用。
第一，改變次大陸各地均勢的信貸體制，已使印度大部分地區互相連接。在英國發動的眾多戰爭中，英國可將貿易利潤和印度銀行家的金融服務相結合，因此能夠承受用兵失利的後果，撐得比敵人要久。
第二，英國人首先拿下孟加拉（印度最繁榮的地區），得以利用該地運作已久的土地税收體系，取得寶貴資金。他們可以招募龐大的部隊，然後奪取新的收入來源，取得新戰爭所需的經費。
這是一種靠自力推動的殖民統治方式，而這種方式在亞非較不發達的地區幾乎無法運作，在沒有税收體系的非貨幣化經濟體裏，則根本無法施行。
第三，印度低地已發展出職業區隔分明的階級體系和傭兵部隊（與此相對的是以氏族為效忠對象的作風和以封建方式徵集的部隊），東印度公司不難招募到（也養得起）效忠於外國僱主的印度籍職業軍人。
1835年，孟加拉軍隊已有約64個“本地步兵”團，而該公司的印度籍部隊比英國在國內外的所有軍隊都要龐大。有了這支常備軍作為打擊利器，再頑強的對手碰上該公司幾乎都只能俯首稱臣。
於是，印度為入侵的英國人提供了可轉用於其征服任務的資源。因此，東印度公司很早就打造出自己的“安全區”，使自己成為印度次大陸上的強權之一，以印度的方式和次大陸上的印度對手競爭。該公司還可以利用印度社會的流動性，增加自己的優勢。
印度西部長期以來接納外國商人精英，特別是來自伊朗而最終主宰孟買這個港口城市的帕西人。帕西人自然而然成為該公司的經商夥伴。在孟加拉，新的印度教精英階層婆陀羅洛克（bhadralok，“體面階級”）迅速崛起，取代觀念守舊的穆斯林精英，為該公司提供了賴以統治該地的受過教育的合作者。
靠着這類盟友，該公司可以打造出榨取（最終扼殺）任何印度對手之貿易和收入所需的當地網絡。其影響是把大部分的成本和風險，由英國（印度帝國的最終受惠者）轉移到最先出現於孟加拉“橋頭堡”的英印混合政治實體上。
征服印度的戰爭開銷，由英屬印度而非英國支付。倫敦派部隊來幫忙時，也是由該公司支付僱請他們的費用——英國政府對於派兵到印度，比派規模更小的部隊到新西蘭或南非的貧窮殖民地更為乾脆，這是原因之一。
1857年大起義
東印度公司的巨大規模和財富，還帶來另一個影響。
從早期開始，在能進入東印度公司商業部門、行政部門或部隊軍官團服務的英國人（特別是蘇格蘭人）心目中，它就是充滿機會的理想工作場所。到了19世紀30年代，這些人及其家庭已形成一個勢力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該公司的壯大中得到許多好處。
他們所寫的著作和自傳，形成了一種關於英屬印度的迷思的基礎，那迷思認為印度是英國得以稱雄天下的最大功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遭埃德蒙·伯克痛斥的征服印度的宏大行動，這時已被功利主義人士和自由派合理化為理性改革的偉大範例。文明開化的現代性，正在掃除無知與迷信的殘渣。印度是項工程，而不是弊害。
事實上，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兩位極有影響力的作家，都極力支持統治印度。兩人都替該公司效力過。史學家麥考利在該公司的印度政府當過立法者。他論羅伯特·克萊夫（1840年）和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841年）的兩篇文章，稱他們兩人是羅馬傳統一脈相傳、觀念進步的帝國建造者。自由個人主義的宣揚者約翰·穆勒，曾在該公司的倫敦總部任職。他在《代議制政府》（1861年）一書中，為英國統治極力辯護，稱那是社會進步的唯一途徑。
這些影響有助於説明，倫敦為何那麼容忍該公司的帝國主義作為。有個因素或許同樣有力，那就是到19世紀40年代，印度已成為貿易帝國的主要資產之一。1850年時，有將近1.2萬名英國人住在印度最大的兩座港口城市加爾各答和孟買。1830年後，英國對印度的出口一直超過其對英屬西印度羣島（大英帝國貿易原來的明珠）的出口。英國用印度兵強迫中國開放口岸，用印度兵保護英國在東南亞的貿易。
隨着金雞蛋愈下愈多，金母雞的健康很容易被忽視。以如此狂暴的速度建造帝國所積累的緊張關係，終於在1857年的一場大起義中爆發出來。
1987年德里攻城戰（資料圖/維基百科）
這場起義的導火索，乃是德里東北方約60公里處密拉特的印度籍士兵，因反對使用沾染了動物脂肪的彈藥而譁變。在這場起義的幕後，乃是孟加拉軍隊印度籍軍官所策劃的一項大規模行動。
薪餉低、白人軍官素質差、油水變少，以及低種姓士兵入伍降低高種姓軍隊品質所引發的強烈怨恨，促使他們決意造反。他們的目標乃是推翻英國人的統治，重新為印度本土統治者效命。
英國軍力看似瓦解，使譁變士兵之外更多原已不滿英國統治的人，敢於羣起響應，加入反抗行列，起義隨之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傳開。
起義之所以擴大，有三個潛在原因。
第一，莫卧兒傳統心臟地帶的穆斯林精英普遍認為，莫卧兒皇帝（自1803年起一直是傀儡統治者）威望的衰落威脅印度穆斯林的生存，因而反英起義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穆斯林對異教徒統治的反抗。譁變士兵於1857年5月進入德里時，即承諾恢復莫卧兒的統治實權。
第二，在東印度公司日益緊縮的掌控下，某些地區性豪強已失去權力（或認定即將失去權力），而在他們眼中，英國統治勢力在恆河流域的突然瓦解，正好給了他們收回或鞏固權力的機會。
前一年甫遭該公司吞併的阿瓦德王國，還有中印度高原的諸地方統治者，尤其懷有這想法。在坎普爾，納納·薩希布（NanaSahib）奪取了大權。他一心想恢復1818年遭該公司打破的馬拉塔聯盟。
第三，該公司對土地使用所課徵的重税，規範土地所有權和契據的作為，讓某些地方利益集團獲益，卻惹惱其他許多利益集團，結果就是不時爆發難以預料的農民起義。
在北印度一大片地區各自為政的反殖民統治陣線裏，這三個因素混在了一起。
英國的統治遭遇嚴重危機。東印度公司面臨一場漫長而所費不貲的平亂戰爭，外部的危險和母國國內猛烈的政治批評，使情勢更為棘手。
有跡象顯示反英起義已蔓延到其他土邦，因為那些土邦的部隊也開始反抗其歐洲籍軍官。事實上，反英起義在邊陲的丘陵、森林裏一直延續到1859年，但在起義的心臟地帶，僅一年出頭就被鎮壓。1858年7月，英軍重奪阿瓦德。同年4月，英國人已有約9萬名白人部隊和同樣龐大而效忠英國的印度人部隊，起義軍兵力則頂多6萬。
起義雖然聲勢浩大，卻因四項關鍵弱點而無法成事。
第一，起義侷限於北印度，未擴及孟加拉、孟買、馬德拉斯（英國統治的核心地區），而只在這些地區出現某些警訊。英國人可從這些“忠心”地區抽調部隊和軍需，可向母國求援。
第二，英國人牢牢守住起義區裏某些重要據點，包括亞格拉和貝拿勒斯（Benares，今瓦拉納西），並保住他們新取得的省份旁遮普（該地的英國人得到電報的及時示警）。旁遮普攸關整個大局。1857年9月重奪德里的軍隊（印度兵居多），就來自旁遮普，而重奪德里，打掉了起義軍凝聚力的唯一可靠來源。
第三，由於起義軍內部不和，缺乏共同的目標、意識形態和領袖，英國人一開始大舉反攻，反抗勢力即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地遭到消滅。
第四，起義軍來不及在英軍反攻前摧毀東印度公司的網絡，代之以自己的網絡。在北印度，未能有新的莫卧兒國家興起，德里和勒克瑙的起義軍政權甚至沒錢支付其軍隊薪餉。
英國人離開時，許多印度地方豪強決定與起義軍站在同一邊，但英國人一旦再度出現，他們即因為個人利害考慮而不願賣力反抗。英國人兇殘的鎮壓手段（可見於洗劫德里和將穆斯林逐出德里的過程中）表明毫無政治妥協的餘地。
但毋庸置疑的是，反英起義的衝擊深深影響了英國人對其印度帝國的看法。
起義的發生，完全是他們始料未及的。起義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數百名白人死亡，包括許多婦孺（在坎普爾有200多名婦孺遭戮）。印度人忠誠、仁慈的表現屢見不鮮，不信任的氣氛卻不可避免地腐蝕了印度人與英國人的關係。種族情感變成洪水猛獸，必須極力防範。
許多英國人深信，反英起義肇因於穆斯林的陰謀：“印度兵只是穆斯林手上的工具。”英國統治必須倚賴武力的主張變成主流看法。反英起義的恐懼，從此在英國官員心中揮之不去。英國的統治變得更謹慎而保守。保衞印度免遭內外攻擊的帝國包袱，似乎變得更為沉重。
但在另一方面，英國也得到豐厚的補償。1860年後因為鐵路廣為鋪設，印度作為原料來源和英國最大出口品棉織品的最大市場，發展迅速得多。防衞印度儘管是個沉重的包袱，卻未花到英國納税人的錢。事實上，1860年後，大英帝國的常備軍（包括英國兵和印度兵，總數約33萬）有三分之二是用印度的税收而非英國的税收來養的，而且印度的部隊可用於從馬耳他島到上海之間的任何地方（事實上的確用於這些地方）。
隨着1880年後瓜分亞非的速度加快，印度的經濟價值和地緣政治價值成為英國制定政策時考慮的根本依據。不穩定的帝國已變得無可避免。
（本文節選自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著作《帖木兒之後：1405年以來的全球帝國史》，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