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聊一聊“偽史論”的那些慣常邏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前段日子，三星堆考古“上新”的新聞引來全國民眾的關注。
伴隨着考古挖掘工作的開展，媒體在第一時間做了大量報道工作，現場直播、專業人士解讀，甚至還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形式。雖然個別方式一時激起網友爭議，但確實在傳播廣泛性上有了突破。
事實上，這些年藉助社交媒體的發展，考古這一“冷門小眾”專業也逐漸“出圈”。這當然是好事，但在此過程中總免不了魚目混珠，甚至反過來影響考古科普。
這也讓人想起稍早前熱熱鬧鬧的“埃及金字塔是現代偽造”一説——浙江大學考古與藝術學院黃河清教授以直播形式做了一期講座，名為“以圖證史：從希臘出發追索西方虛構歷史”。
從題目便可知道黃教授是時下熱門的“西方偽史論”支持者。本想一笑置之，但看到最近關於考古、古文明的討論頗多，便想借着這位擁有留法學術經歷的藝術史教授以圖論證“西方虛構歷史”的事情，簡單聊聊考古論證是怎麼做的。筆者對黃教授的觀點有頗多不認同之處，在此也與黃教授商榷。孰真孰假，請讀者諸君分辨。
黃河清教授講座視頻截圖
神廟變成清真寺不假，出土文獻很真
黃教授的講座開頭確實稱得上令人“耳目一新”，在證明“巴特農神廟全系偽造”的過程中，其通篇論證材料都取自英法兩種語言——乍看之下，簡直讓“偽史派”如虎添翼，有什麼能比用西語材料證明“西方偽史”更有説服力的呢？但實則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就地理上來看，希臘不是人跡罕見之處，而是位於歐亞非三大洲交接的十字路口，與之毗鄰、交流的還有大把東方國家，在東方語言材料裏，還有很多古代希臘文明的例證，比如以下這一例：
艾維亞·塞勒比（Evliya Çelebi）是一位十七世紀的奧斯曼旅行家，1611年出生於伊斯坦布爾的一個富裕家庭，學識豐富，長期與奧斯曼宮廷及權貴人士保持良好關係，這使其不但能以公務名義往來於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各大城市或軍事要點，還能以大使隨員這樣的半官方身份前往歐洲的維也納等地。從1672年起，艾維亞定居開羅，將其一生行跡著錄成書，為十卷本的《遊記》(Seyahatname），其中第9卷就講述了他在希臘的見聞。
艾維亞於1669年抵達希臘，目睹了威尼斯殖民統治在此地終結，以及奧斯曼帝國對克里特的最後征服。他很幸運，因為他親眼看到了還沒有經歷最嚴重損壞的雅典衞城以及帕特農神廟。最重要的是，他為後世留下了帕特農神廟真實面目的極為珍貴的記錄：“衞城位於一片寬闊平原的中部，處於一座陡峭的赭石色山丘上，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從東至西呈長橢圓狀。……這座山丘離地面有100腕尺高。用來建這座要塞的都是些拋光後閃亮白色大理石，每一塊都有一頭大象或是浴室穹頂那麼大。過去那些偉大的匠人花了很大的力氣將這些石塊摞在一起，中間不用任何的砂漿或石灰作為黏合劑。……周圍也沒有比其更高的高地。”
艾維亞·塞勒比
他也提到了黃教授所質疑的那座“清真寺”，當時所見情形是這樣的： “衞城中有一座清真寺，這是一座特殊的、光線充沛的清真寺，位於要塞的中間位置，在旅行家中久負盛名。其長250尺，寬80尺，60根高聳但比例完美的白色大理石柱子環繞清真寺，分列兩排。……柱上建有環廊……表面有凹槽紋路……每一根都有25腕尺高……它們都不是用整塊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但是無論你如何近地觀察它們，你都無法看出石頭的接縫處，你都會認為這是由整塊大理石雕成的。原因是那些凹槽紋路是古代石匠用一種極為精細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60根柱子是根據幾何學的方式排列的。……在這些柱子上面，還覆蓋着屋檐，在牆頂還有大量令人驚歎的，造型各異的，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雕塑。……人類的思維確實不能理解這些形象——這是超出人類能力的白色魔法……總之，這些雕塑描繪了從人類的始祖阿丹到復活日降臨之間，造物主創造的所有生物……”
雖然艾維亞沒有用“雅典衞城”“帕特農神廟”這些詞來稱呼他所見到的建築，但是根據他所記錄的關於其地形、方位，具體建築的位置、大小，甚至內部構件特點，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就是今天的雅典衞城和帕特農神廟。
另外，艾維亞顯然已經清晰地認識到這座“清真寺”是由古代的神廟——教堂轉變而來，並且毫不吝惜地誇讚了古代人的構思和工匠的技巧，他在《遊記》這一章節的結尾感嘆道，如果不是自己來到雅典、親自看到這一切，無法想象它在古代會是多麼燦爛。他從未在雅典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看到過這麼多古蹟，認為雅典遠勝於很多基督徒的城市，甚至超越了“萬城之城”羅馬。
一座建築從希臘羅馬時代的神廟變為基督教的教堂，再變成清真寺，此類遺蹟在地中海沿岸國家中比比皆是，並不稀奇，位於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古希臘文明不是隻有建築和雕塑遺存，還有大量文獻傳世。令人頗為意外的是，帕特農神廟很少出現在那些古希臘名作家的筆下，可能是因為它過於有名，讓很多人習以為常、熟視無睹。著名的希臘地理學家、旅行家保薩尼亞斯（Pausanius）在其《希臘志》一書中對帕特農神廟的記敍也只有寥寥數筆。不過就在這幾行中，他也寫明瞭神廟東西山牆的主題——“雅典娜的誕生和她與波塞冬爭奪雅典守護權”——斯圖爾特和卡雷可不敢把這個功勞攬在自己身上。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為主持修建神廟的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立傳，其中保留了關於神廟具體建設過程的隻言片語——比如建設神廟的工人種類，籌集建設神廟資金面臨的困難等。
文獻和出土實物的結合在證明歷史真實性上更有説服力，從這一角度來看，真正能證明帕特農神廟存在的歷史文獻是《希臘銘文大全》（Inscriptiones Graecae），這是研究古代希臘歷史時常用的工具書。準確地説，《希臘銘文大全》是一項學術編纂項目，最初始於1815年，起初由普魯士人文與科學學院主管，從1992年起由柏林勃拉登堡科學和人文學院承接，目標是收錄所有希臘大陸及其島嶼上發現的古代銘文。自1924年起至今已公開發表49冊，其收錄的希臘語銘文時間跨度涵蓋公元前403年至羅馬帝國統治希臘的公元2世紀。收錄的每一篇銘文都包含其紀年、發現地、材質、性質、銘文希臘文原文，配以拉丁語寫就的註解和評論。目前，一些常用的銘文已配有英、法、德語的翻譯，並錄入數據庫方便研究者查詢。《希臘銘文大全》中收錄了建造帕特農神廟的賬目，且數量不少，可據此生成一張帕特農神廟的建設時間表：
從這些賬目記載中，可以瞭解到參與神廟建設的工頭姓名，建築材料的原產地、尺寸、價格，建築工藝、步驟等信息。後人也許可以重建神廟、重塑雕像，但這些曾經記錄了古希臘物質生活的片斷，卻永遠無法被複刻。
“人造石”有何稀奇，“混凝土”古已有之
在用幾張出處不明的插圖照片“摧毀”古希臘文明後，黃教授又自信滿滿地向“古埃及”開炮。他認為，古埃及是法國人在1890年後新建的。在此，他一反常態，強有力地拋出了一個“科學依據”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先由法國科學家約瑟夫·戴維多維茨提出，後又得到美國科學家巴索姆支持的“地質聚合物”概念，認為建造金字塔的原料應該是所謂“人造的”石灰石混凝土，進而黃教授推導出這樣一個結論：由於使用了這種材料，這幾座金字塔只需數千人、在10年時間內就能建成。
黃教授使用了“偽史派”慣常的“刪繁就簡”的手法，企圖用寥寥數語將一個非常專業和複雜的科學概念及其實驗方法解釋清楚，期間當然會“漏掉”諸多不利自己的重要信息。
戴維多維茨是法國的一位材料化學家，最著名的研究成果確實是“地質聚合物”，其“人造石”假説是這樣的：從採石場採集天然石灰石，粉碎後浸泡，加入碳酸鈉、石灰、燒鹼、人工混合——請注意，這裏每個環節都要用到大量的水，戴維多維茨認為古埃及人開鑿了運河引入尼羅河水用作攪拌——將混合物放入模具中壓制成型。
法國科學家約瑟夫·戴維多維茨
值得注意的是，黃教授在這裏搞錯了兩點，第一，人造石是以天然石灰石為原料的，所以依然需要從採石場採集，只不過戴維多維茨認為這個採石場離金字塔建築工地不到一公里，原料易得，這同黃教授提到的類似沙土的原料根本是兩回事；第二，戴維多維茨認為埃及的天然石灰石富含高嶺土，是當地造出“人造石”的關鍵，顯然這一假説無法解釋黃教授之後自己在希臘看到的那些“假石頭”。
巴索姆2006年發表的論文的確對戴維多維茨的觀點表示支持，理由是其團體在檢測從金字塔中取來的石塊樣本時發現了天然石灰石沒有的化合物。但他的實驗也表明了並沒有發現石塊樣本中有鹼和氧化鋁的富集，而這兩種恰恰又是戴維多維茨的“地質聚合物”合成配方中的關鍵成分。
而且，巴索姆在這篇文章中也承認了“在對吉薩高原上可見的金字塔石塊進行仔細檢驗後，證明大多數石塊——特別是位於金字塔核心部位的石塊——都是開鑿而成的”。在這篇文章中，他確實寫到金字塔的石塊是有澆築痕跡的，但只是“底部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判斷依據是英國埃及學家威瑟（Vyse）在1836-1838年的埃及考察中拍攝的一張胡夫金字塔表面的照片。在論文結尾，他對“為什麼埃及人只對金字塔的底部進行澆築”做出瞭解釋，因為這樣做“非常昂貴，在一個原始社會，要生產數百萬噸的人造石絕非易事，而且同時還要粉碎數百萬噸石灰石談何容易。
2007年，印度裔的美國岩石學家迪帕揚·賈納（Dipayan Jana）就兩塊金字塔上取來的石塊樣本、天然石灰岩（採自Gebel Tura，這是公認的為金字塔提供石料的採石場）和戴維多維茨本人提供的“地聚化合物”——石灰石混凝土進行實驗、檢測，證明金字塔的石塊在成分上與天然石灰石高度相似，而且其中沒有“地聚化合物”中關鍵的鹼和氧化鋁成分。他將自己的研究結果寫成論文，在第29屆國際混凝土顯微學會（ICMA）上發表，公開表明“我們不認為金字塔的石塊有絲毫‘人造石’的可能性”，這代表了ICMA官方對戴維多維茨“人造石”假説的基本態度。
戴維多維茨的“人造石理論”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科學假説，他也從未以“人造”這一理由去否定古埃及文明，相反他認為古埃及人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化學常識，由於“人造石”的原材料在金字塔周圍很常見，合成方法也較為簡單，所以認為自己的假説站得住腳。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他的科學家，也都是基於實驗數據來否定這一假説，從來沒有人對金字塔本身的“真實性”表示懷疑。黃教授試圖利用這個假説給自己的“偽史論”增加一層“科學”包裝，就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除了人造石，黃教授在這一部分還頻繁提到斯蓬的“澆鑄石”概念，認為“意大利南部一些莫名其妙在18-19世紀‘被發現’的希臘神廟，羅馬鬥獸場那些巨大的石塊高懸在半空中……都可以用這些‘澆鑄石’或‘澆模石’輕易堆起來，因此都是假的！”這個可以輕鬆“掀翻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建築’”的石頭，堪稱是黃教授的論證利器，殺傷力極強。
只是，黃教授對斯蓬的“澆鑄石”定義，只引了前半句話，那後半句是什麼呢？——“事實上，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質地極為堅硬的水泥已經被古代人廣泛應用，我們已經通過古代遺蹟認識到，火燒刀砍都無法穿透它。（En effet，il est certain que le ciment ,dont les Anciens se servaient, était d’une extrême dureté ; ce qu’on reconnaît par les démolitions antiques, qui font presque impénétrables au fer & au feu. ）原來，斯蓬自始至終説的都是古代“混凝土”啊！
“混凝土”古已有之，“羅馬水泥”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種。古羅馬建築師維特魯威的《建築十書》裏就有這種水泥的配方：石灰、火山灰和砂石用水混合起來即可。這種“羅馬水泥”在古羅馬應用廣泛，考古證據顯示很多古建築物的結構內部、牆面，羅馬大道的路基，都有水泥的痕跡。科學家甚至還在地中海東部的以色列城市凱撒利亞發現了兩道淹沒在海里的、公元1世紀用“羅馬水泥”建造的防波提。不過，由於“羅馬水泥”對原料的要求高——其中火山灰以產自意大利南部普里圖地區（Pulito）為上佳，且缺乏可塑性（其外層要用磚石加固），羅馬帝國滅亡後就沒再得到更大規模的推廣。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混凝土”遺蹟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1978年，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境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片面積達130平方米的堅硬平滑地面。經專家鑑定，這片灰青色的地面，不僅含有與現代混凝土相同的“硅酸鈣”成分，而且平均每平方釐米抗壓強度在120公斤左右，相當於今天100號水泥砂漿地面。如果説黃教授看到略有平整的遺蹟表面就懷疑是新修的，那麼面對這個比希臘神廟還要早2500年的遺蹟，又怎麼看呢？
1978年，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境內的大地灣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一片面積達130平方米的堅硬平滑地面，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混凝土。圖自天水在線
“新建的”波斯波利斯讓波斯民族魂歸何處？
黃教授在講座中稱波斯波利斯是法國人弗朗丹設計、美國人施工，全部歷史加起來不到100年，其新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作為“亞歷山大東征、把希臘文明東傳之偽史的重要支撐”。他認為，波斯波利斯原本就是沙漠中的一片荒地，是完全憑西方人想象出來的一個古城。黃教授言之鑿鑿，僅用幾張圖、幾句話就把伊朗數千年曆史抹滅得一乾二淨，還證明了波斯波利斯是“西方帝國主義”做主造的假，不知素來以“民族主義”浪潮聞名的伊朗人民會怎麼想？
波斯波利斯
眾所周知，伊朗古代文明並沒有止步于波斯波利斯所代表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其滅亡後，這裏還先後經歷了薩珊王朝、伊斯蘭時期、蒙古人統治時期和帖木兒帝國，而波斯波利斯作為曾經波斯帝國榮耀頂點的象徵，吸引着不計其數的王侯、學者、詩人來到這裏，留下了眾多重要記錄。
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330年亞歷山大東征中被摧毀，此後這裏重歸沉寂，但並不乏人問津。緊接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的薩珊王朝定都伊斯塔克爾（Istakhr），離波斯波利斯僅5公里，薩珊諸王雖已不知曉這座古代名城的具體名稱，但根據該地依舊宏偉的遺蹟，稱其為“百柱宮”（Sād-Sotūn）。薩珊“三賢君”之一的沙布爾二世就親自遊覽過這片遺蹟，甚至在這裏舉辦宴會和祭祀儀式，後又命人在自己曾休憩過的塔加拉宮（the Tachara）宮門東側柱上雕刻了一篇中古波斯語銘文。在這篇銘文中，沙布爾二世被“百柱宮”曾經的歷史所感動，表達了自己想要同創建此地的上古帝王建立精神聯繫的想法。
薩珊王朝史稱“第二波斯帝國”，其諸王一直以“恢復波斯帝國曾經的榮光”為目標，同時努力將自己同阿契美尼德時代的偉大先王“相提並論”：在波斯波利斯還沒有坍塌的石柱宮牆上，我們可以發現薩珊王族在馬背上的浮雕；在離波斯波利斯15公里的納克歇-洛斯塔姆（Naqsh-e Rustam），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室墓地，薩珊國王們將自己的形象和功績勒石，同前者的銘文並立于山崖之上。
王侯們在古代遺蹟上鐫刻銘文，企圖讓自己與曾經創建此地的上古明君建立一種精神上的繼承，這種做法在之後的伊斯蘭時代也屢見不鮮。白益王朝的國王阿杜萊·道萊（Azd-od-Dowleh）於伊斯蘭曆344年（公元955年）在波斯波利斯留下了一篇阿拉伯語銘文，銘文中提到了翻譯是如何給他解釋之前沙布爾二世留下的那篇銘文的。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從這位阿杜萊·道萊開始，百益王朝的國王又重新開始使用“萬王之王”（Shahanshah）的稱號，大流士一世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
進入中古時代後，關於波斯波利斯的記載也發生了一些改變。首先，是學者和詩人也開始加入記錄者的隊伍，穆斯林學者塔巴里（Tabari），在其《古蘭經注》（Tafsīr-al-Tabarī）（完成於10世紀）中，將所羅門的宮殿同波斯波利斯的遺蹟做了對比。塔巴里筆下的宮殿壯美華麗，幾百年後，早期歐洲的探險家正是因為他的描述才被吸引到波斯波利斯。
第二，是這些記錄者正式固定了這一古代遺蹟在波斯語中的名稱——塔赫特-賈姆希德（Takht-e Jamshid），其中“塔赫特”意為“王座”，“賈姆希德”則是傳説中古代伊朗的英雄國王。波斯語詩人菲爾多西在史詩《列王紀》（Sahnnameh）中就使用了這個名稱。更有名的歐瑪爾·海亞姆則在《魯拜集》中寫道：“賈姆希德宴飲的宮闕，如今野獅蜥蜴橫行。”
第三，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地理作品，對“塔赫特-賈姆希德”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當然，這些作品普遍將這一“奇蹟”歸功於傳説中的國王“賈姆希德”。12世紀出現的《法斯志》（Farsnameh），是這樣描述波斯波利斯的：“他（賈姆希德）在山腳下見了一座舉世無雙的宮殿。在山腳下，他用堅硬的石頭搭建了一處平台……平台有四面，一面緊抵着山腳，另外三面則臨着平原，整個平台約30腕尺高，其最前端建有兩個階梯，坡勢平緩，騎兵也可以騎着馬輕鬆登台。在這個平台上，他又用堅硬的石塊樹立了很多白色柱子，這些柱子非常精緻……其中有兩根柱子樹在入口處，呈方形，使用一種來起來像是白色大理石的石頭製成的。法斯各地都找不到這樣的石頭，沒人知道這些大石塊是從哪裏運到這兒的。”歷史學家加茲維尼在14世紀上半葉寫成的關於設拉子地方史的作品中，幾乎原封不動搬抄了這一段。
當然，也有人覺得這片遺蹟上的建築堪稱“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及，比如著於伊斯蘭曆590年（公元1194年）的《奇蹟之書》中寫道：“在賈姆希德的宮殿裏，據説曾矗立着上千根柱子，每一根都有48腕尺高，四個人伸展手臂都無法將一根柱子合抱起來，凡人對此事無能為力的，很多人都説在那個時代，即便使用機械工具，都無法造出這樣的宮殿來。顯然這是魔法所為。……無法想象的奇蹟，每塊柱石之間只有頭髮絲那麼點縫隙，……那裏還有兩頭公牛的雕像，其蹄為牛，卻有人一般的鬍鬚，其高和寬均為12腕尺寬，天知道這些石塊有多重……如果説這是某個仙人精靈建成的，倒有幾分可信。”
1971年，伊朗在波斯波利斯舉行了慶祝波斯帝國成立2500年的慶典。
從14世紀開始，波斯波利斯迎來了來自歐洲的旅行者。跟所有的近東文明一樣，這些歐洲人為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古城傾倒，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一批又一批的探險家、地理學家、建築家、畫家來到這裏，他們“測繪”“記錄”“挖掘”，把一箱又一箱的文物和珍寶運回了自己國家，伊朗人逐漸失去了介紹自己國家歷史的話語權。
1921年，一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伊朗民族主義者成立了“國家遺產學會”（Society for National Heritage，簡稱SNH），希望能在文化領域上擺脱西方人對伊朗的控制，奪回本國曆史的解釋權。
這一想法得到了新成立的巴列維王朝的支持，1927年伊朗政府收回了法國對伊朗考古的壟斷髮掘權——在伊朗的考古事務上，法國人並沒有像黃教授説的那樣可以“隻手遮天”。伊朗政府的想法是利用更多元化的外國專家團隊來重建自己的文化產業。從1925年起，德國考古學家恩斯特·赫茲菲爾德（Ernst Herzfeld）受僱於伊朗政府，接受由SHN提供的基金，為其規劃“國家遺產名錄”中的考古與建築部分，同時也負責重新制定有關波斯波利斯考古發掘的計劃和方案。同年，首次訪問伊朗的美國東方學家亞瑟·波普（Arthur Upham Pope）受到了巴列維國王的接見，並獲准進入各大清真寺拍攝照片，用來“修建和復興波斯建築”。也是在這一時期，芝加哥大學參與了到波斯波利斯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來。
1971年10月12日-16日，伊朗官方在波斯波利斯舉行了慶祝波斯帝國成立2500年的慶典，一方面顯示了國王巴列維的野心：要像居魯士大帝一樣，帶領伊朗成為一個超越阿拉伯諸國的世界性強國、一個20世紀的“波斯帝國”；另一方面也表明波斯波利斯在伊朗官方國家敍事中的地位。
若宣佈這樣一座古城是“偽造的”，考慮過伊朗人民的感受嗎？
楔形文字慘遭否定，赫梯文明無辜躺槍
坦白地説，黃教授的講座進入到“赫梯鐵器文明子虛烏有”後，令人“頗感失望”：他在這一部分的論證沿用的是“偽史論”慣常邏輯——“不合常理即不存在”，完全不及他在希臘埃及部分講的“以圖證史”那麼精彩。
為了證明“赫梯鐵器文明子虛烏有”，黃教授首先拋出的一個觀點是“楔形文字是偽造的”，相關論據有三點：第一，不可能有千年不化的泥板；第二，泥板不具備實用性；第三，楔形文字不可釋讀。
我們先來看第一條，眾所周知，楔形文字以泥板為載體，如果泥板不能保存，這種文字當然就不可能保存下來。可是，楔形文字的泥板真如黃教授所説的那樣脆弱而不可保存嗎？
芝加哥大學亞述學助理教授蘇珊娜·保盧斯對此有一個精彩的評述：“泥板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堅硬的書寫材料，如果城市被焚燬，它們就會因被火烘烤而被保存下來；如果建築物坍塌，它們也能倖存；它們可以在潮濕的泥土中留存，也可以在沙漠氣候裏完好無損。”
蘇珊娜·保盧斯
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的泥板都由淤泥製成，含水量較多，使得泥板具有很強的可塑性，但也意味着質地不夠堅固。為了保存泥板，兩河流域的古人進行了很多嘗試：有一些屬於新巴比倫王國時代（公元前626-539年）的泥板經過烘烤，因為人們在上面發現了為防止高温爆炸而預先紮好的“火孔”。不過，經過這樣處理的泥板數量很少，更多的是緩慢晾乾，時間可能長達數天。
在楔形文字流行的時代，書寫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的工作，通常由書吏承擔。書寫工作的職業化也意味着古人處理泥板的專業程度很高，提純原材料，儘量去除其中的有機物，增加揉捏泥團的次數以排除氣泡。大英博物館的部分藏品顯示，有些泥板的表層和內核是分別構成的，表層的黏土像麪皮一樣包住了內核，這種處理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泥板的韌度。
良好的韌度使得大量的泥板能歷經千年風霜保存下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近東和埃及各地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加起來有上百萬塊——設想一下，如果這些泥板全是偽造，那將是多大的一項工程！
説到泥板的實用性，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概念是大多數泥板都只有成人手掌那麼大，當然也有更小或更大的。以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為例，最小的泥板約2平方釐米，只有幾毫米厚；最大的則可達30-40平方釐米，4-8釐米厚。這樣的尺寸意味着移動它們並不困難，況且已有考古出土文物證實，那些記錄正式公文的泥板，大多會配備一個同為泥質的“信封”將其包裹起來，防止泥板上刻錄的文字受到破壞。可見，遠距離傳送“阿馬爾納文書”並非天方夜譚。
至於楔形文字究竟是如何釋讀的，著名作家策拉姆在其成名作《神祇、陵墓和傳奇》中有很詳細的描寫，這裏不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黃教授提到了德國的格羅特芬德和英國的羅林森兩位學者，認為兩人當時只是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夥子”，不可能釋讀出這種已經中斷流行幾千年的死文字。按時下流行的説法，這算得上是“年齡歧視”了。如果沒有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國語言學家從19世紀以來對各種現存印歐語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兩位年輕人確實不可能在釋讀楔形文字上迅速獲得如此巨大的突破。順便説句題外話，中國語言學大家季羨林正是依靠當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時積累的印歐語言基礎，才能破解吐火羅語，可見德國在語言學上的積累不僅造福本國，還惠及了東方。
楔形文字在保存兩河流域文明上功不可沒，赫梯之所以經常與鐵器聯繫在一起，正是因為有了大量的楔形文字證明：在赫梯的文書中，有專門代表鐵的名詞“AN.BAR”和關於鐵的形容詞後綴。舊王國時期（公元前1650-前1500年）的一件文書表明了打鐵匠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關聯；其中最有名的一份是公元前13世紀赫梯國王哈圖西里三世（Hattušili III）給亞述國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同意向亞述出口赫梯的精製鐵器。
過去西方學術界的確曾認為赫梯是一個壟斷了地中海沿岸鐵器製造的國家，但這種觀點隨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已經發生轉變：研究者認為鐵器主要誕生於地中海東部地區，包括黎凡特（今巴勒斯坦地區）、塞浦路斯島、安納托利亞高原（今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北部，以及高加索山脈。這一地區出土的最古老的鐵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但數量很少；一些製作精良的鐵製武器被定位至公元前2000年—前1200年，其中包括那把著名的阿拉賈-許於科匕首（The Alaca-Hüyük iron dgger）。不過，對於這些鐵器到底是用隕鐵還是人工鍊鐵製成，尚無定論。
鑑於一些重要的鍊鐵遺蹟（主要是鐵礦石）都是在公元前1200年後才完全形成，因此學界的總結為，赫梯是地中海地區鐵器生產的重要參與者，生產量可能超過其南部的一些鄰國，但尚未達到壟斷地位。
我一直很好奇，為何黃教授在近東西亞這麼多古國中單拎出“赫梯”以證明其“西方偽史”説，直到講座最後拋出“鋼鐵是中國第五大發明”這一論點，才恍然大悟：黃教授將自己在講座開頭説的“評判西方‘偽史’是為了讓中國人產生文化自信”應用於此，真是首尾呼應、令人佩服。
由此看來，黃教授所謂的“文化自信”似乎就是爭個“第一”或“最早”——按他的邏輯，長城是古代文明遺蹟，不可以，一定得是最早的遺蹟！所以金字塔肯定是新修的。甲骨文是古文字，這怎麼行，一定得是唯一的古文字！所以楔形文字必然造假。
其實，真沒必要，想想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和刻下楔形文字的蘇美爾人都已不知去向，再想想我們，自信點！
再者，若以一套本身漏洞百出的觀點、證據或某種“陰謀論”來證偽另一種觀點——更何況這一觀點在專業領域內基本沒有太大異議，如此得來的自信並不是我們想要的，也違背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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